浅议干部道德三个层次的基本要求

干部道德的要求体现为干部道德规范的层次性.一般说来,干部道德规范有三个基本层次:1、“做官先做人”“做人之道”是干部道德的第一个层次.干部也是人.“做人”就有“做人”的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范.干部只有先做好了“人”,才具备“做官”的起码条件.如果连“人”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做好“官”呢?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正道出了这个道理.“做人之道”构成了“做官之道的前提和基础.     

实践——对象化的文化创造活动——析马克思“实践观”的文化意境

广义的“文化”概念内涵意趣深长,其定义目前约有200种左右.因此,我们很难择定其一为万无一失的界说.但“文化意境”涵纳的自然“与社会的人化”、“人类活动与生活的文明化”,却是人们普遍认可的内容.马克思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展开其理论路向的.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此处,“环境的改变”也即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创造”的韵致标示了它并非一般的物质生活活动,而是文化创造活动——“使环境人化”的活动.“人的活动”体现着人的文明发展,也即人不断地“向文而化”,使自身不断地脱却原始性和野蛮性而向越来越高级的人性水平发展.二者的一致性表征着人的价值,而“革命的实践”又是该价值的命脉所系.由此可见,“革命的实践”就是文化创造,或者说是在一定文化意义指导下的实践.离开了文化创造就不是人的社会实践,而是动物的活动了.正是在这个视界下,我们可将马克思“实践观”的文化内涵厘定为“创造和实现人的价值的对象化活动”.把“创造”同“人的价值”关联起来,这在实际上确定了人在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并为“文化”指示了一种“人为”而“为人”——亦即人的自我成全——的方向.     

简论“晚明格式”与“全盘化西”

晚明中土哲人,有“消化西学”之雄心,各自从不同方面,共同构建并完善一个“公用格式”——“以中化西”.以“代疑”与“疑”为此格式之第一步,以“辨”与“镜”为此格式之第二步,又以“破”与“辟”为此格式之第三步；从“存疑”开始,中经“辨异”,最终达于“徕归”或“向化”之目标.可知“晚明格式”不是一个单一概念,而是包含多方位、多层次内容的“学术框架”.此格式之成立,距今约350年.350年后之今日,中土学界依然面临“晚明”学人相同之难题:“处置西学”、“处置西洋哲学”.当今中土学界“处置西洋哲学”,既只剩下“以中化西”一条路,则“晚明格式”就是其最近、最重要之思想资源与“坐标系”.     

社会治安的“看客现象”

“看客现象”在中国犹如长江黄河,“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红楼梦》里的“世事洞明皆学问”的“看客哲学”,到鲁迅笔下的“麻木看客”,从处世以“不为福先,不为祸始”、“允执其中”的“看客”,到马路边看热闹的普通“看客”,干事的中国人旁边总有那么一部分“看客”和“闲人”.在当前综合治理社会治安中,“看客”问题表现比较突出.他们身处发案现场,或袖手旁观,或见机躲避,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民族美德在他们身上荡然无存.     

试论抗战时期党的“伟大的工程”建设

本文从“工程”角度,试把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理论分为“设计”原理和“施工”原理加以研究,以探求新见解。全文分为四个部分:一、分四个阶段概括了抗战时期党的建设史。二、提出“伟大的工程”的设计原理:1.“伟大的工程”总目标必须体现党的性质的要求;2.“伟大的工程”的依据是党的政治任务和党所处的历史条件以及党的自身状况;3.思想建设是“伟大的工程”的基础性工程;4.组织建设是“伟大的工程”的关键性工程;5.党风建设是“伟大的工程”的凝聚力工程。三、提出“伟大的工程”的“施工”原理:1.“伟大的工程”的建设路线,是“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的全面建党路线;2.建设“伟大的工程”必须遵循密切联系政治路线进行建设的基本原则;3.“延安整风”创造性开展思想建设;4.“三位一体”推进组织建设;5.“破”与“立”并举进行党风建设。四、“伟大的工程”的“设计”原理和“施工”的原理,对于“新的伟大的工程”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虑之以大”:中国人可以“走出去”的“中华共识”——兼论对西洋“本体论”之超越

“虑之以大”,就是以“大者优先”为格式来对待“记事”甚至所有事情,儒家主张“大而化之”,即是主张以“大者优先”为格式吸纳、消化其他文化.释家讲“大死”、“大空”、“大机”、“大觉”等等,都是强调“大”对于“小”之优先性,隐含其特有的“大者优先”之格式.道家主张“以道观之”,则是“合小大而观”,既看到万物“差”之一面,又看到万物“同”之一面,既看到万物“异”之一面,又看到万物“一”之一面.“本体论”(ontology)乃是西洋哲学之核心,其基本观念是以共相为实,以殊相为幻,以本质为实,以现象为幻,以一般为实,以个别为幻.“虑之以大”是对于西洋“本体优先”格式的超越,这是中国人可以“走出去”的“中华共识”之一.     

论马克思主义共同利益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共同利益”这个概念包含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共同利益,一种是“真实的共同利益”,另一种是“虚幻的共同利益”,并且,人的解放在“虚幻的共同利益”的“真”与“虚”中递进.这启示我们要对“共同利益”进行辩证认识,从而不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前发展.为此,在现实生活实践中要努力做到：一是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市场主体间的“共同利益”.二是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三是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国际关系中的“共同利益”.     

秘密行动——解方与“兰州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古城西安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兵谏”——“西安事变”.这次事件,为实现中国共产党“逼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基本结束十年内战的局面,产生了重大作用.但是人们在谈及“西安事变” 的时候,大都忽视了与“西安事变”一脉相承的“兰州事变”.其实,“兰州事变”作为“西安事变”的续篇,在中国革命史上,也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党员修养——有理也要让三分

有理让三分.这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修养.表面看来,有理者让了步,好象吃了点“亏”.甚至还会出点“丑”.但是,这点“亏”与“丑”都是一个人的高尚品德所在.古时的廉颇嫉妒蔺相如位高于他,扬言见面“必辱之”.但蔺相如却处处让廉颇三分.每逢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外出望见廉颇.也“引车避匿”,甚至让到“且庸人尚羞之”的地步.但蔺相如的这种忍让精神却受到千古传颂.     

从“发展主义”到“可持续发展观”——析江泽民时期的生态文明思想

江泽民时期的生态文明思想表现为由“发展主义”向“可持续发展观”的“范式转换”.“发展主义”是一种“以物为本”——以财富的无限增长为目的的发展模式,其结果只能因无限剥削大自然而引发生态危机.“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立足于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基础上的“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观”对“发展主义”实现了由“发展的物的本质”向“发展的人的本质”、由“劳动及其建构的生产力标准”向“生态平衡”前提、由“高代价”的发展方式向“低代价”的发展方式之“范式转换”.“可持续发展观”奠定了科学性发展的三大原则:“生态可持续性原则”、“经济可持续性原则”、“社会可持续性原则”,并为接踵而至的胡锦涛时期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了理论基础.     

智慧养老更贴心

“机器人‘小优’随时听候您的指令.”贵阳市乌当区保利温泉社区71岁的老人但淑华会找“小优”聊天,“小优”常常逗得她开怀大笑. “请给我跳支舞.”但淑华话音刚落,“小优”手舞足蹈跳起来. “小优”机器人里的“聊聊天”是但淑华最喜欢的功能之一,她还常常用机器人来听歌、了解天气情况、检测身体指标等,用得较多的功能要数“小管家”.     

咬定青山不放松——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九大任务如何完成

任务1: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 [报告原文]用改革的办法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要在巩固成果基础上,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完善政策措施,努力取得更大成效. ·报告解读· 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要做好“加法”“减法”和“乘法”.一是做“减法”.要坚持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措施,释优汰劣,把去产能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优化布局结合起来,统筹谋划和推进.二是做“加法”,扩大有效的供给.三是做“乘法”,发挥创新驱动的“乘数效应”.     

中国哲学实为“有机体哲学”论——兼及中西“有机体哲学”之比较

“机体论”(organicism)或“有机体哲学”(philosophy of organism)在西洋哲学中是存在的,但却始终只是一个潜流,没有上升到主流地位.中国哲学与之不同,中国哲学之全体均是“有机论”,均是一种“有机体”哲学或曰“机体论”哲学.“机体论”哲学强调天地万物之间之“内在关系”,认为天地万物互依互靠,互致影响于对方,牵一发而动全身.宇宙是一有机体,宇宙各部分通体相关,其相关性或至为显明,或隐而不彰,但无一不相互关联.在中国哲学之“机体论”背景下,我们找不到任何“中心”,既找不到“自我中心”,更找不到“人类中心”.中国哲学家眼中之世界,不过就是一大大小小之“人体”的世界,这世界没有“中心”,只有“限于所分”与“不能相为”之职司、功能.各个别、各部分,各尽其天赋之职司、功能,就构成和谐完美之整体.     

藉儒家之言说佛家之理——论智旭对《大学》的佛学化解读

智旭以佛教唯心论解“大学”,认为“大”即“心”,且兼有“能”、“所”两重属性；探其源可知,其背后的理论根据为天台宗的“一念三千”说.由唯心一元论出发,智旭非“三纲领”之说,认为“大学”即“一纲”,为“明明德”；“明德”既居绝对本体地位,必然要求慎重对待,故其又有“慎德”论.至于“八条目”,智旭则只重“内圣”之条目而轻“外王”之条目,甚至要求本“内圣”而破“外王”.如此解读既无文字训诂依据,又有违儒家义理,然智旭全部着眼处仅在于藉儒家之言说佛家之理.     

王学泰:儒学认同与《论语》命运

通俗温馨的儒家元典 当代贵州:近年来,传统文化逐渐受到世人重视,不少地方掀起了“儒学热”、 “读经热”、 “论语热”,如何看待这些“热潮”? 王学泰:应该说,当下的“儒学热”、“论语热”是“厚今薄古”思潮的一个“反动”.这里的“反动”是指相反的作用.过去几十年来,由于受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厚今薄古”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传统文化大多被贴上剥削阶级的标签加以扬弃.因而,“儒学热”背后反映出来的,恰恰是当下传统文化的缺失.     

山东省加强村级组织建设的路子

一是实施“车头换型”工程.即通过思想教育、政策激励、组织调整等措施,促使农村基层班子特别是党支部班子,在恩维方式上由“封闭型”、“计划型”转换成“开放型”、市场型”;在工作方式上由“体力型”、“经验型”转换成“智力型”、“科技型”,在班子结构上,由“单一农业型”转换成“复合型”.在具体实施中,采取“多换思想少换人、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办法,重点抓好村支部书记的“换型”.二是实施“能人战略”.即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突破地域、身份、行业、学历、年龄、资历等限制,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不拘一格地选拔公道下派、政治素质高、具有带领群众致富本领的人当干部、进班子、任党支部书记.“启用一个能人,带起一个班子,搞活一方经济”已成为振兴农村经济、加快实现小康的一项战略.     

“文化大革命”的反思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历史悲剧.然而,毛泽东却认为,自己一生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把国民党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一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文化大革命”放在自己一生事业中非同寻常的重要的地位.毛泽东也知道,由于“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所以,反对的人多,赞成的人少.但他还是希望人们能够肯定“文化大革命”,并且继续不断地开展“文化大革命”,以保证我们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今天,我们不妨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一番研究、思考.     

“民国空间”与“人的文学”——以新文学发生的“语言空间”为中心

以“民国”视角重新结构中国现代文学,最积极的意义在于在文学史研究中加入了“空间”的维度.“民国空间”与既往研究中出现的“文化社会学”及“外部研究”相比,区别在于打破了“历史决定论”思维并改变了对“文学”的理解.以新文学发生的“语言空间”为例,近代语言变革的最根本的动因是要突破语言表达的困境,而促进新文学繁荣的因素不仅仅在于使用了“白话文”或“现代汉语”,而是“活文字”观念的兴起解放了作家的语言压力.通过“民国空间”,“人的文学”可以切实落实到文学史研究当中.     

庄子之“用”探析

庄子的“用”,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字面意思,另一层蕴含着庄子的处世哲学.他关于“用”的思想,有其时代性和相对性.《庄子》内篇中出现的“无用”、“无用之用”、“大用”,这三者是庄子关于“用”的思想的三个层次,其中“无用之用”是核心,它是“无用”通向“大用”的桥梁,庄子认为个人保命而幸存是“大用”,君主无为而天下治也是“大用”.     

1921-1935年中共对“人民”概念的认知与定位

“人民”一词是一个具有复杂内涵的政治概念.建党初期,中共对“人民”“国民”两概念的使用并没有明显的侧重.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展,革命形势的高涨, “人民”因克服了“国民”这一概念的污名化与模糊性,又符合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所以逐渐取代了“国民”,成为中共的主流话语.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间,中共因“人民”概念曾经包含资产阶级,对其使用频率一度大为降低,并试图以“群众”“民众”“工农”等概念替代之,反映出当时中共革命政策的转变和对“人民”内涵建构的不足.随着民族危机的上升,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后,中共统一战线政策逐渐转变,“人民”这一概念又重新回到中共话语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