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外交战略的调整与中俄关系新阶段

1996年4月24—26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来华访问并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共同签署举世瞩目的《中俄联合声明》,并向全世界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由此标志中俄两国关系走向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与俄罗斯多次调整外交战略密切相关。     

俄罗斯债务问题及中国对俄资本战略

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俄罗斯企业债务增加。西方资本趁机蚕食俄罗斯战略资源企业,加速了俄罗斯进一步私有化进程,普京的国家资本主义战略受到严重挑战。俄罗斯以发行欧洲债券的方式重举国家外债应对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中俄之间传统贸易方式难以满足双边经济发展的要求,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需要稳定的利益捆绑机制。金融危机给中俄经济合作带来新的机遇,俄罗斯对资本有需求,中国对俄资本战略投资有了新方向及可行性。     

从欧洲化到苏维埃化的跨欧亚帝国治理:关于欧亚主义的论述

1920-30年代,有一批俄侨知识分子务实面对苏维埃化了的俄罗斯,力图重建关于俄罗斯帝国——苏维埃国家之认知,因而出现了欧亚主义运动。以特鲁别茨柯依为代表的欧亚主义思想家们,并非在海外闭门造车,而是立足于复杂的历史经纬,具体论述了欧化治理方式的不合时宜性,包括俄罗斯文化和欧洲文化之差别、俄罗斯东正教与欧洲基督教之不同、俄国地理位置的跨欧亚性等。他们还以此来证明苏维埃制度的合法性,肯定其终止欧化进程的必要性和意义。俄侨知识分子的构成复杂,关于欧亚主义的相关论述也充满了矛盾。数十年间,欧亚主义思潮在苏俄境内默默无闻,可是在后苏联时代,随着白银时代和俄侨文化遗产的再发现,以及俄国融入欧洲的过程困难重重,它却在俄联邦各阶层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俄罗斯大使眼中的俄中关系

俄罗斯现任驻中国大使罗高寿,最近在俄罗斯《远东问题》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俄中伙伴关系的原则和特点》。文章主要谈到俄中面向21世纪平等、相互信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原则、目标和准则,这对我们进一步了解俄中关系有一定作用。现摘编如下: 一、俄中关系的历史渊源,新关系形成的条件     

民族主义话语及其表述实质——19世纪上半叶俄国文化运动及其历史影响

19世纪上半叶是俄国社会思潮和文化运动发生多元剧烈变动的关键历史时期。自1836年恰达耶夫发表著名的《哲学书简》并引起俄国思想界的震惊时起,就在精英知识分子中展开了针对俄罗斯命运与前途的民族主义双重话语表述。这种表述的大方向,是在短时期内充分学习西方的前提下,确立俄国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独立文化身份和精神优势。其间,俄罗斯传统文化意识在俄国和欧洲两种文化交流与激烈碰撞背景下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成为知识界普遍关注的共同话题。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化运动紧紧围绕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话语表述而展开。     

帝国继承国身份与俄罗斯外交

苏联脱胎于沙皇俄国,俄罗斯则来源于"苏维埃帝国"。"帝国"继承国的特殊国家身份从两方面影响了俄罗斯外交:一方面,苏联给俄罗斯留下了丰厚遗产,也留给了俄罗斯比普通大国更多的外交"包袱",使其经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另一方面,苏联留下的丰厚遗产使西方不能忽视俄罗斯的影响与雄心,继续沿用看待苏联的眼光审视俄罗斯外交。分析俄罗斯外交,既要分析作为国际体系"单元"的俄罗斯自身特性,也要分析不同时代国际体系的性质和体系性质变化导致的俄罗斯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变化,还要考察俄罗斯自身和外部世界对俄罗斯国家身份认知这一重要因素。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和物质结构体现出一种历史惯性的力量,对俄罗斯外交有很大制约。未来俄罗斯会对西方采取进攻性的防守姿态,争取有利条件下的妥协。俄罗斯外交的"双头鹰"战略未来会更加平衡。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和权力结构以及中俄彼此认知,决定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持久性和稳定性是可期的。     

民族主义与俄罗斯东亚能源外交战略论析

俄罗斯东亚能源外交战略不是为了遏制中日韩等东亚国家的发展,而是为了利用能源优势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提升国际地位,服务于俄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具体来说,俄罗斯东亚能源外交的战略考虑建立在四大权衡和三大选择的基础上,即俄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欧洲市场与亚洲市场、大陆方向与海洋方向的权衡,俄能源输出是战略主旨还是策略考量,东亚国家对俄而言是伙伴还是对手,俄追求单赢还是共赢等选择.俄在与东亚国家能源合作问题上的表现变数较大,具有不确定性.俄罗斯油气民族主义的特点表现为实用主义.     

多极化背景下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程与前景

苏联解体标志着两极体系的终结和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开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在世界多极化背景下两国领导人、精英阶层和民众以一种全新的视野与理念构筑的一种既不结盟、不对抗,也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关系;随着两国关系发展中一些问题的逐步解决,保持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是可期的。     

欧亚地缘政治形势与大国博弈

欧亚地区对于中国发展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的发展历史与欧亚地区地缘政治进程有着密切联系,70多年发展历程中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发生在欧亚地区或者与之相关。欧亚在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中的地位决定了该地区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当前欧亚地缘政治进程的主要内容包括:俄罗斯主导的欧亚一体化进程、美国与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博弈、后苏联主权国家建设进程及其多元外交、中俄两国在欧亚地区的对接合作等。欧亚地区也是各种地缘政治理念和国际关系行为体碰撞的舞台,既有冷战思维、行为的遗毒,也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多极世界理念的实践。新冠疫情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各国开始更加重视主权和民族利益,更加关注在复杂的世界变局中谋求公平、公正的合作进程。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健康发展,正成为欧亚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可替代的积极因素。     

无处不在的身影——东正教介入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试析

东正教在俄国远不只是一种宗教,而是俄罗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后苏联成为俄联邦重构的重要社会资源、政治力量和精神动力,被视为是标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最重要标志。在后苏联到来过程和重建过程中,东正教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且这种角色源于俄国的历史进程。其实,无论是就基督教神学理论还是就俄国史而言,缺少了对东正教因素的考虑,就无法描述俄国社会进程。近20年来,俄国社会进程和东正教紧密相关,因此,当代俄国人能基于东正教信仰,去批判性地面对后苏联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各种重大问题。除此之外,东正教还积极介入俄罗斯的对外事务,成为影响俄对外关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发展

印俄战略伙伴关系是冷战时期印苏特殊关系的继承和演进。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俄罗斯的复兴和印度的崛起,双方重新审视对方在各自战略棋盘上的分量,决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能源等领域的合作。由于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印度与中国"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正在推进,印俄战略伙伴关系对于中国具有某种积极意义。尽管印俄对中国的态度有一定区别,但是印俄战略伙伴关系对中国的良性作用值得肯定。     

俄罗斯问题的中国表述——关于20世纪中国对苏俄认知的研究

现在是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如何表述俄罗斯问题的时候了.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俄国之于中国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迷思,这个迷思全方位地存在于中国社会,影响力至今不绝.我们需要澄清造成这种状况的自身原因.其中,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因为时代原因,在无法直接触碰苏俄、不了解苏俄的情形下,却满怀热情地去认同或拒绝经由苏维埃所确认的那个俄国,不经学术研究和学理性判断,把原本是在国际反资本主义浪潮下获得成功的苏俄革命这一地域性现象,泛化为一种普世性的规律.1950年代以后,知识界依据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把"解冻"以降的苏联变革理解为背离社会主义,把苏联解体看成是国际共运的失败.相应的,知识界这种缺乏现代民族国家考量的意见,又成为党政和社会理解苏俄问题的理论根据,在中国社会广泛流行.这种情况几乎持续到20世纪末.反思这些历史性表述,对中国在21世纪提升认识俄罗斯问题的水平、建构恰当的中俄关系,既有历史的警示作用,又有理论价值.     

中国与俄罗斯太空合作分析

冷战结束以来,中俄双边关系在各个领域越来越紧密。中俄太空合作是两国政治关系发展的表征。就太空技术而言,以2014年乌克兰危机为分界线,中俄太空合作的内容与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合作由浅入深。在太空外交方面,两国相互配合,为预防太空军备竞赛与太空武器化开展密切合作。中俄太空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具体表现,也是针对美国太空武器化政策的回应。同时,两国太空合作也势必塑造太空地缘政治,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中俄太空技术合作,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中俄太空合作是应对太空地缘政治挑战的必然结果,对于维护太空多极化与总体稳定的中美俄太空三角关系、维护太空的"全球公地"地位与属性,制定未来公平公正的太空治理规则,从而确保太空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俄太空合作,尤其是建立联合月球科研站,是贯彻"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构建人类太空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尝试,也是中国为变革太空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中俄太空合作的扩大与深化,将进一步推动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上升到一个新阶段。     

俄罗斯东北亚战略及其在东北亚新秩序中的地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政治格局不断发生变化,俄罗斯加速战略转变:与中国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日本推进建设性伙伴关系;与韩国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与朝鲜恢复有前途的伙伴关系;与蒙古建立友好互助伙伴关系.俄罗斯在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试析90年代中俄友好合作关系的特点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尽管中俄两国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体制模式和社会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两国政府都能从现实和根本国家利益出发,在经济、科技、文化和安全等领域内开展积极的交流与合作,使中俄关系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1997年4月中俄国家元首会晤标志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中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对亚太地区的合作与稳定和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以及建立国际新秩序产生重要影响。     

冷战结束后美俄关系的转换及其影响

华约解体、苏联垮台、冷战结束、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这一切使美俄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新的条件和环境,在二战后长期存在的战略对抗似乎正在被战略合作所替代,在过去的四年中,由于俄罗斯新界邻的出现,社会政治秩序的变动,美俄双边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最初,两国的政府发言人都声称伙伴关系是美俄关系的主要特征。这一伙伴关系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在1993年4月克林顿和叶利钦的温哥华会晤中,是所谓的“战略性的伙伴     

合作与摩擦

俄罗斯进入普京总统第二任期以后,不仅政治上反对派式微,政坛局势更加趋于稳定,而且上一任期的最后一年,普京明确提出了在10年内使俄经济翻一番的发展规划,为了实现经济翻番的目标,普京在其总统第二任期内大力开展"经济外交"和"资源外交"尤其是"能源外交"。这样,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进入由构筑政治战略框架阶段发展到充实物质战略基础的新阶段。从中俄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态势来看,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初步摆脱了20世纪90年代"政治热、经济冷"的窘境。继前一任期最后一年双边贸易总额接近160亿美元以后,第二任期开局的第一年,中俄双边贸易总额完全有望超过200亿     

大陆帝国邂逅海洋文明:英俄关系的历史逻辑与当代意义

英国和俄罗斯的交往始于1553年,在400多年的时间里,英俄关系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17-18世纪,以彼得一世改革为标志,俄罗斯对于英国的科技与制度进行了全面的学习和模仿,英国则默许俄罗斯取代瑞典成为东欧最强的国家,两国保持着足够的默契和友好关系。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俄罗斯帝国成为欧陆霸主,海陆帝国的竞争主导了19世纪的欧洲格局。最终两国在克里米亚兵戎相见,并且使俄国失去了欧陆霸权。进入20世纪以后,英俄帝国都面临着现代民族国家兴起所带来的严峻挑战,英国主动放弃了帝国,但也同时失去了全球大国的地位。而俄罗斯则通过建立苏联的方式,以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维持大陆帝国的实际存在,但因为无力应付与海洋文明的整体性竞争,耗尽了内部的活力,最终也以解体而告终。冷战结束后,影响英俄关系走向的很多限制性要素并未发生明显改变,英俄两国几次尝试在双边关系上有所突破,但都无果而终。400多年累积下来的历史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当前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走向,英国国内对俄负面认知将长期存在,且英国对外政策仍在延续以美英特殊关系为核心的基本思路,英俄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仍然较低。如果这些历史形成的基本条件不发生变化,未来英俄关系缺乏互信、低位运行的状况将很难得到有效改变。     

19世纪下半叶俄国地方史的编撰与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

19世纪初德意志浪漫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史观在东欧的传播,进一步促进了各地区民族意识的觉醒。多民族国家内部矛盾逐渐升级,民族主义问题成为俄罗斯帝国亟待解决的社会矛盾之一。俄国西南地区深受波兰民族主义运动影响。19世纪20至30年代,沙皇政府武力镇压民族运动,强力推广俄罗斯化政策,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在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处于夹缝中的乌克兰民族意识逐渐觉醒。19世纪中后期,借俄国地方史编撰的契机,经乌克兰民族知识分子的阐释,民族主义思想的内涵得以进一步丰富。特别是历史学家科斯托马罗夫和格鲁舍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和政论的出版,使乌克兰地区完成了从民俗学到史学的民族历史文化建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乌克兰民族主义叙事框架基本确立。     

基辛格外交战略中的俄罗斯

基辛格外交思想中有一个强烈的文化-国家模式理论,基辛格对俄罗斯(苏联)国家的文化的理解是建立在西方反俄思想传统的基础之上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其作为德国犹太移民的身份,另一方面也与他所接受的学术训练有关。同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尖锐对峙的冷战格局是形成基辛格对俄战略观的重要外部因素。在基辛格的美国外交战略图景中,俄罗斯(苏联)国家始终是美国外交战略中永恒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