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研究综述

随着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对政治学、行政学的渗透,运用新制度主义的方法对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研究迅速发展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目前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内涵、主体地位、作用意义、角色内容、动因、悖论及其克服等方面,但在研究中还存在不足.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研究综述

随着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对政治学、行政学的渗透,运用新制度主义的方法对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研究迅速发展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目前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内涵、主体地位、作用意义、角色内容、动因、悖论及其克服等方面,但在研究中还存在不足。     

政府保险的制度主义分析——以福建龙岩市“农房统保”为例

新制度主义是政府工具研究的前景广阔的新途径。文章运用新制度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即制度变迁的供给与需求分析以及制度变迁的时滞分析,对作为政府工具的"农房保险"在福建省23年的制度创新与扩展的原因与特征行分析。政府保险在我国正在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对此公共管理学界应当加强对相关管理问题的研究。     

政治学视野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解读与启示

20世纪80年代,西方政治学有选择地吸收了传统政治学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借用经济学方法分析现实问题,兴起了一股新制度主义思潮。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着深刻的背景,其理论渊源主要是文化组织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理论。它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三大流派: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规范制度主义。在我国现阶段社会转型和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新制度主义启示我们:要注意发挥政府协调各方利益的主导作用,推进内部制度创新;要重视建构合理的外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要注重提升文化中制度因素,引导制度变迁走向正确的方向。     

制度与行为关系：理论差异与交流整合——新制度主义诸流派的比较研究

对制度与行为关系的分析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所形成的不同看法构成了区分新制度主义内部理论流派的主要标准.新制度主义三个主要理论流派,即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都以独特的理论视角对制度与行为关系展开了分析,在理论内容和分析途径上有各自的特点.不同理论流派之间存在差异的同时也为相互学习和理论整合提供了某种可能.     

新制度社会学视角下我国公务员考录制度的缺陷与改善

新制度主义方法越来越引起国内理论界的兴趣和重视.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是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核心内容,是从源头上保证公务员素质、优化公务员队伍结构的重要保障.运用新制度主义学派的一个分支--新制度社会学的研究框架,可以对我国现行公务员考录制度的缺陷与完善进行思考和分析.     

制度主义的演进与复兴--政治学中的制度理论

制度一直是政治学中的主要研究对象。传统制度主义以制度为中心来考察历史。新制度主义是在批判行为主 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反对把个体行为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中心,重视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新制度主义又可分为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     

政治学视野中的新制度主义解析

新制度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西方政治科学新的理论体系,它是在对行为主义、理性选择分析理论和传统政治学制度研究的基础上予以批判和继承,吸收了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产生的。本文对众多学者认可的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分类进行了归纳分析,并指出了对我国具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行为探析

本文将具有独立利益目标的地方政府引入分析框架,探讨了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有利于制度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制度体系的协调更新,有利于制度运作效益最大化.同时也指出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在实践中可能产生"地方主义"、"短期行为"等行为偏差.因此,必须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微观主体以及地方政府各种成员的相互关系加以调整,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微观主体三者良性互动的制度环境,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才能规范化发展.     

索取制度性增值:政社合作的隐性激励机制——一个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视角

十八大以来,国家不断释放推动政社合作的积极信号,地方政府也逐步拓展政社合作的意愿,政社合作已然是地方治理中的一种制度化行为。作为一个非显性指标和彰显度不高的治理策略,政社合作对地方政府隐性的激励机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研究视角,通过制度性增值概念的引入,指出地方政府推进政社合作的隐性目标是为索取制度性增值,并为此采取寻求政策支持的策略、调动资源的手段及动员性效率主义技术路径。制度性增值并非所有地方政府都能均衡地得到或有效地分享,取决于不同地方政府对政社合作的制度理解力和实践行动力。     

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与中共党史研究

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是人们在对行为主义理论反思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而形成了一种新的重要的分析范式,是对传统制度分析方法继承基础上的超越和发展。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方法为中共党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有力的工具,对其精华的吸取可以为党史研究提供新的活力。     

破除“唯GDP主义”政府绩效观推进我国地方政府绩效治理创新

传统的“唯GDP主义”导向的政府绩效管理与评估模式走到了尽头.在新时期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亟待加强地方政府绩效治理和考评制度创新,建立一套适合我国社会现实发展要求的新型地方政府绩效治理体系和考评模式.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树立正确的政府绩效观,为地方政府绩效治理创新提供基础;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发展和完善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制度机制设计,确保政府绩效治理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强化公众参与,构建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规范制度主义理论评析

20世纪80年代,马奇与奥尔森关于重新发现制度重要性的思想标志着新制度主义思潮的兴起.马奇与奥尔森强调组织规范与价值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其思想也被称作“规范制度主义”.规范制度主义的理论构建主要包括规范性制度、内生性秩序、决定性价值、整合性组织与恰适性逻辑五个方面.规范制度主义有选择地吸收了旧制度主义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旧制度主义的复归与超越.本文拟从规范制度主义的理论主张出发,探讨规范制度主义的理论特征,并以竞争性的视角探究规范制度主义本身的缺点及其遭到的批评,以期对规范制度主义有一个较为深入的理解与认识.     

村务监督与村民自治——浙江省武义县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个案研究

以新制度主义为研究视角,首先分析武义县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制度变迁过程,认为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变迁的诱因在于后陈村面临的治理难题,政府精英和乡村精英的互动为其提供了制度动力,而在此过程中政府起到了主导作用;其次考察其制度安排,探讨村务监督委员会与村两委的相互关系,并进行该项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制度激励不足、经济因素制约以及法律依据不足三个制度困境。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现状分析与趋势预测——基于文献统计与实践案例的分析

本文利用社会学统计分析方法和规范研究的方法，从地方政府创新理论的文献统计与实践案例的动态分析两方面人手，全面探析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发展现状。通过对理论研究现状的述评和对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的动态分析，探究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理论变迁与存在的问题。最后，结合理论与案例的动态分析对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发展作出趋势预测。     

实践理性:新制度主义视阈中的制度-行动关系

制度与行动的关系是社会学制度研究的重要议题,社会学中的一般行动理论与实践行动理论分别构成了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和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微观社会学基础。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特别强调制度中的规范与价值观要素,制度通过个体人格系统对调节性规范或规则体系的内化来对行动发生作用,在制度与行动关系问题上行动者遵循的是"话语理性"。相反,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将认知因素上升至核心地位,制度凭借制度环境中生成的合法性机制通过行动者的制度认知、意义建构对行动选择产生影响,在制度与行动的关系问题上行动者遵循的是"实践理性"。     

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多维视域与未来展望

中国地方政府行为因其特殊性和重要性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主流的研究视角有：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利益分析、基于制度经济学及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制度分析和基于博弈论及委托代理理论的府间关系分析。这些视角的探讨为我们分析地方政府行为提供了多元的分析框架和有价值的启示,未来的研究将是更多学科、更多视角的交流与融合。     

理念与制度：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念路径与制度变迁

新制度主义中的历史制度主义指出，结构意义上的制度是指关注制度、利益与理念之间的结构性互动来寻求导致某一政治后果的因果关系。运用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以结构意义上的制度观为基础，构架理念——制度的互动关系来梳理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以后的理念路径与制度变迁，我们可以看到，党的领导集体通过对社会实践和利益关系的重新认知来实现理念的更迭，在理念与制度“均衡——非均衡——重现均衡”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实现制度的变迁。     

关于两种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

同属新制度主义学派的比较制度分析和历史制度主义在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上,不仅在制度观、制度变迁是均衡博弈的转移还是冲突的结果、制度演进的方式、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等方面存在着分歧和争论,同时也在一些研究核心、分析框架和前提假设、多样性的制度变迁动力因素等方面有重合和一致之处。     

土地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创新的路径极大地影响着创新的结果。在新农村建设的新背景下,我国的土地制度创新要克服路径依赖,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要承担起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责任;强制性制度变迁要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