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制度反腐:一种源头治理的新进路

财税制度反腐,是一种以管控公共财产为中心的反腐思路,其要义在于通过完善财税法治体系来规范公共财产收入、支出与监管的全过程,由此规范政府行为,实现腐败的源头治理。腐败的主要表现是"公财私用",而财税法作为管理国家钱袋子的法律,能够充当公共财产的"看门狗",并可以通过管住"钱"来管住政府的"人"和"事",形成"不能腐"的制度网格。国际经验和本土实践表明,财税制度反腐是中国相对共识较大、阻力较小、投入产出比较高的优选路径。未来,应当将"管人"与"理财"相结合,构建人财并重的反腐系统。具体来说,应当树立"公共财产"观念,通过确立权利本位来消弭腐败文化。同时,应在财税决策上通过完善预算制度来限缩腐败空间,在财税运行上通过构建正当程序来防杜腐败机会,在财税监管上通过严控公共资金来遏制腐败行为,从而实现政府财政活动的法治化,寻求法治顶层设计之下的腐败综合治理。     

立宪视野下的财税转型理论之构建

长期以来,财税理论研究一直停留在"官方财政学"的框架下,这让与社会民众息息相关的财政税收忽视了社会民众的声音。中国当下的财税体制问题困难重重,其根本改变需要各个学科的融通,更需要认识到财税体制转型是整个社会大转型的一部分,需要从大转型的高度来高屋建瓴地积极应对。财税问题直涉国家权力的来源与政治权力的配属,现代财税体制是立宪主义价值取向、包含宪政精神的体制,而晚清的财税变革与英伦的立宪历程为当下中国的大转型提供了丰厚的理论渊源和实践清样。政府应在立宪主义的视野下以财税转型做为切口,推进法治社会的优良治理。     

法学思维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学思维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思维。法学思维包含法律思维、法治思维和法理思维。法律思维规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合法性、正当性、有效性。法治思维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尊崇宪法法律、强化法治监督、保障公民权利、抓好"关键少数"。法理思维显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阐释了从一元管制迈向多元共治,重新构建权力-权利结构,形成多维复合型价值取向。     

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研究——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为视角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把财政定义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由此财政的重要作用得以凸显。财税体制的改革对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目标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要以财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权力监督视角下国外治理腐败路径探析及启示

<正>治理腐败的能力及成效是衡量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从权力监督的视角来看,一些国家治理腐败的特点主要有:以法律规范权力,厘清权力作用边界,规范政党组织及其活动,引领公共权力的良性运行;以权力约束权力,通过议会制度分权制衡,发挥党内监督、党际监督的约束功能,使权力行使受     

权力监督视角下国外治理腐败路径探析及启示

<正>治理腐败的能力及成效是衡量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从权力监督的视角来看,一些国家治理腐败的特点主要有:以法律规范权力,厘清权力作用边界,规范政党组织及其活动,引领公共权力的良性运行;以权力约束权力,通过议会制度分权制衡,发挥党内监督、党际监督的约束功能,使权力行使受到有效制约;以权利监督权力,注重运用民众监督、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打压权力腐败的空间。从这些经验可以看出,提高治理腐败能力,关键在     

财税改革与依法治国

要站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把握财税改革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充分认识法治是现代公共财政的内在属性,是推进财税改革的必由路径。自觉坚持将推进财税改革、建设法治财政,作为实践依法治国战略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去推动。     

美国联邦政府的道德治腐机制

长期以来,美国所构建的以道德防腐、法律治腐、监督抑腐为特征的联邦政府立体反腐败机制对有效预防和遏制腐败起到了关键作用。探究美国联邦政府围绕从政道德和行政伦理建设所进行的立法和执法实践,考察其道德治腐运行机制,对我国加快构建系统、规范、标准的行政伦理制度化体系、完善道德约束与法治惩戒相结合的反腐机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廉政维度

治理腐败过程中,无论是对财富占有或利益分配方式的调整,还是对权力监督和制约制度安排的完善,都属于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考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廉政维度,一是廉政价值维度:公共精神、协商民主、人民至上的价值维度;二是廉政结构维度:多元主体、权力制约、社会自主的结构维度;三是廉洁政治维度:廉政文化、放权限权、宪法约束的政治维度。     

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合理化、现代化的本质内涵是合理的政府权力体系、依法治国体系和民主治理体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按照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或核心价值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理论及实践,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理论创新",以"公正"而不是以"自由"为核心重构社会主义改革的话语体系,是新的建设时期社会主义理论构建面临的艰巨任务。     

腐败成因诸视角述评及综合治理原则

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的不断深化,对腐败现象的治理已经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法治中国"的重要途径。国内学者对腐败成因的观察视角各有不同,大体归纳为经济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法学三大方面。然而,任何单一视角对腐败成因的分析都存在其有效性,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基于腐败问题的复杂性及政治危害性,任何单一视角下的解决策略都难以实现对腐败的有效治理。因此,必须多视角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坚持综合治理腐败的原则,才能有效地惩治腐败,并对未来的腐败治理实践提供参考借鉴。     

农村财务管理中的腐败现状及其惩防模式构建

近年来,农村财务腐败问题从反腐败“盲区”变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违纪违法案件也呈现出数量由少到多、案值由小到大的发展态势,成为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当前农村财务腐败的行为表征体现为：违规操作,牟取私利;巧立名目,虚假冒领;肆意隐瞒集体资产与收入;票据使用不规范,收支管理混乱;现金管理不合理,白条列支严重等方面。究其原因,主要是主体自律与他律意识呈现“双弱”态势,村级财务管理体制不规范,监控体系不完善,对现有的农村财务腐败案件的惩处力度也不够严厉。因此,要构建以教育反腐为基础、群众反腐和社会反腐为保障,技术反腐、体改反腐、司法反腐为手段的农村财务腐败惩防体系,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权力围猎场:腐败关系网络是如何搭建的——基于动机理论的行贿路径与腐败治理研究

当前我国法律反腐、制度反腐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腐败现象却趋向复杂化、隐蔽化和网络化,案件审理取证难,腐败治理面临新的瓶颈。基于动机理论,通过对腐败官员忏悔录的整理,围绕权力围猎场深入分析腐败双方的关系模式,构建由"规避检查的权力""行贿方式""人情文化""信任"四个维度组成的一般性腐败关系网络模型。研究发现,在权力围猎过程中,行贿者通过关系网络更容易实现对公共权力官员的围猎;在人情文化下,腐败双方的特殊利益互动过程是腐败信任关系的建立并不断强化的过程,且腐败行为主体之间的信任可实现关系网络内信任扩散、信任共享。腐败的治理,需要监管"规避检查的权力",优化权力结构和体制,明确"人情文化"与"行受贿"的法律边界。     

政府治理体系优化的逻辑与路径:基于复杂性管理的分析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而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和核心任务。国家治理的复杂性要求政府治理体系所展现的功能与外在复杂性相适应:一方面,政府治理体系优化要根据"递归结构"实现体系纵向结构的科学定责、合理赋权,使每一层级的政府责任契合于国家治理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要实现横向结构中不同主体的功能协同、资源整合,使政府在处理跨地域、跨领域问题上能够有效地集中其他治理主体的力量,实现公共治理的"整体功能大于部分之和"。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Administrative Corruption in Japan: An Organizational Network Approach

Traditional studies of the Japanese bureaucracy have emphasized effective governance through a close government–business nexus. Yet this network relation creates corruption, especially at a high level of administration. Adopting an organizational network approach,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causality between network structures and administrative corruption. Examining financial and public works policies,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amakudari- and zoku-driven network relationships, which have been reinforced by sociocultural bases, are vertically and exclusively structured and substantiate corruption in administration. Policy making on the basis of such network relations not only results in mismanagement i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distortion of the market disciplines but also delegitimizes the governance system by destroying 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bringing greater heterogeneity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to administration through diversity management and e-government would reduce administrative corruption in Japanese governance.     

民间金融：自由与规制

民间金融具有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我国法律应对民间金融采取消极自由和利益平衡的价值取向。对具有较大影响的全国性民间金融组织予以立法规制，达到民间金融秩序法制化。民间金融本质是财产自由和金融民主，应引导民间金融良性发展，强化民间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培育民间金融市场。     

党建引领社区公共价值生产的机制与路径:基于上海“红色物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公共价值领导理论,对上海“红色物业”的创新过程和内在逻辑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红色物业”是政党基层组织在社区治理网络中的拓展和融入。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建立愿景塑造、共识形成、主体规范、协调沟通、行为监督五项机制,再造了物业管理相关方之间的连接和关系,形成了对于社区多元主体的公共价值领导,引导了价值共识的形成,维护并激活了导向公共价值的“治理网络”,最终创造了社区公共价值。     

加入WTO对公共人力资源配置的影响与对策

加入WTO,有助于公共部门利用市场机制配置公共人力资源,改变管理观念,推动管理现代化,但是,也会加剧公共人力资源在区域间和部门间的配置失调.公共部门缓和冲击的对策选择可以是通过强化政策扶持、财政支持等措施,加强国家对公共人力资源配置的宏观调控能力;公共部门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培育良性的人才环境,稳定、留住人才.     

权力人腐败的机会主义动因及其矫治

人类经验表明,权力腐败实质上是权力人的违法腐败。机会主义人性行为分析证明,权力人的腐败本源于权力人的机会主义人性,是人性利己与利他矛盾内耗的外在表现。通过对"左"右倾机会主义、代理人机会主义和权术机会主义的观察也发现,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规则约束,权力人从本性上必然会利用机会甚至创造机会滥用权力,作出谋求私利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败德"行为。因此,为了防止权力人的腐败,就需要以多重制度设计抑制权力人的机会主义心理,约束权力人的败德行为,矫治权力人的权力滥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对权力人机会主义腐败的治理将是一场需要战胜自我本性的持久战,要打赢这场反腐持久战,必须坚持不懈地推进国家反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系统化、协同化与现代化。     

中国乡村公共治理研究报告（1998-2008）——以CSSCI检索论文与主要著作为研究对象

长时间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使得城市和乡村成为中国公共治理及其学术研究的两个必然横截面。城市和乡村成为中国地方治理与公共管理实践的两个不同范本,但乡村治理远比城市社区治理多样而复杂,因而乡村治理的研究也更富有吸引力和挑战性。在分析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学术演进的基础上,以1998至2008年间的CSSCI检索论文与主要论著为研究对象,多学科揭示乡村治理研究的基本论域、主要内容与发展趋势,从而展现十年来中国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思维场域与学术景观。乡土中国的"学术井喷"成了最近十年来中国的学界盛景,反映出国家政策变迁过程中的学术张力以及问题意识、底层关怀和公共精神的弘扬,同时亦隐喻着地方治理中"乡村问题"的持续性逻辑。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语境下,中国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学术盘点、理论推进与实践指导值得进一步诠释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