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定性问题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内涵 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我国在1979年制定的《刑法》中并未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个罪名。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5年6月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     

试论增设"非法使用毒品罪"

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我国刑法中对毒品犯罪的规定,存在明显缺陷,增设非法使用毒品罪,是对所有毒品犯罪的釜底抽薪。给青少年染指毒品增加强烈的心理防线和家庭社会道德教育防线,可以有效抑制毒品犯罪,同时有利于抑制因吸毒引发的其他犯罪,预防艾滋病的蔓延。本文在对非法使用毒品罪作出明确界定的同时,指出了增设这一罪名应注意的相关问题。     

浅析对非法集资犯罪的立法重构

各式各样、日益增多的非法集资行为严重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但我国刑法却还没有设立非法集资罪,刑法规范集资行为、或者说打击非法集资行为的有关规定过于分散,以及规范集资行为的相关行政处罚手段也明显不能有效地规制社会上纷繁复杂的非法集资行为。因此,明确非法集资犯罪的内涵,划定其与相关犯罪的界限也就变得十分必要了。一、对非法集资行为法律管制的演进     

乡村债务危及乡村政权

河南省灵宝市豫灵镇，上个世纪末因盲目上项目，乱搞“政绩工程”而欠下1亿元“政绩债”要100年才能还完的新闻被《人民日报》曝光之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农村债务问题一时成了人们议论和关注的热点。进入新世纪后，农村债务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还在高筑的债台上又增加了新高度?据新华社消息，海口市琼山区旧州镇近年来所欠的债务(“政绩债”)要1000年才能还清，真是让人触目惊心。     

有些果蔬不宜冷藏

所谓非法搜查，指的是无搜查权利的人或有搜查权利的人没有经过合法程序的批准而对公民实施的搜查，它直接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行为中，非法搜查罪也是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对于这种犯罪，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是时有发生的。这种犯罪主要是指采取非法的手段，对他人的身体或住宅进行强制或暴力形式的搜查行为，从而构成非法搜查罪。非法搜查罪的表现主要为：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讨

刑事诉讼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正确地收集、运用和判断证据,对惩治犯罪,保障人权,从而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事证明标准,两方面进行探讨,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立法。一、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想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西方国家的证据立法早已据有一席之地。而在我国长期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活动中存在着“轻程序重实体的”观念,为追求实体的公正而忽视程序的公正。目前,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严格意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当然也…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探析——兼论维护刑事立法观的统一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①是97年刑法第336条第2款所增设的新罪,其立法目的是为了维护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顺利推行,正因为如此,学术界有学者直接将该罪称作破坏计划生育罪②。但是,从实践情况看,97年刑法的这一规定已日益显现出其立法上的不足,急需予以完善。而且,只要进一步对规定该罪的法条(特别是再结合97年刑法其他有“问题”的法条)作些仔细分析,便不难发现这些法条上的不足所形成的原因,不仅仅是立法技术及立法背景等客观制约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立法机关在刑事立法观上的不统一,最终导致97年刑法中的有些本可避免的失误和不足被保…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中一项重要的人权保障机制,已经获得普遍地确立和适用,但对于如何建立该规则存在较大的分歧。非法证据的排除应根据我国的犯罪形势、法制状况、传统法律文化等因素,确定非法证据可采性的判断标准。既要保证控制犯罪,又要保证保障人权,掌握好实体真实与程序真实之间的"度"。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从根本上遏制我国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的非法取证,进一步加强人权保障,实现司法公平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恶意透支行为中的催收要件研究——兼论刑民关系

银行的催收行为对认定持卡人是否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具有重要意义,应当结合法律、司法解释以及银行的业务规则对催收的次数、方式、时间起点及间隔等客观特征进行统一梳理.在办理恶意透支相关的民事、刑事案件时,刑民关系的恰当处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囿于“法无明文规定”,理论界的纷争和司法处理上的不一致也就在所难免.除了催收要件外,应对其他能够区分恶意透支行为的刑、民客观构成要素进行研究,以期为正确认定信用卡恶意透支违法行为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提供指引.     

加强整治闽江流域非法采砂行为

闽江担负着防洪灌溉、交通航运、生态涵养等重要功能，加强整治闽江流域非法采砂行为意义重大。近年来，福州市开展了系列打击违法采砂专项行动，闽江重点水域和各支流的违法采砂行为整治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是福州市闽江流域非法采砂行为仍显猖獗之态，必须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整治闽江流域非法采砂行为。     

强迫职工劳动罪的主体及其立法完善问题探讨

强迫职工劳动罪的“用人单位”范围应包括非法单位而不包括个体工商户;强迫职工劳动罪不属于单位犯罪,其主体应为自然人,即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在对强迫职工劳动罪的立法予以完善时,应将主体“用人单位”与单位犯罪中的“单位”保持一致,罪状中增加“以暴力、威胁的手段强迫职工劳动”,并规定单位犯强迫职工劳动罪应实行双罚制。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刑事制裁——以《刑法修正案（七）》为视角

为加大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增设了一个新罪。从学理上分析，本罪的罪名可以确定为非法传播、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在新法刚刚颁布之际，从刑法谦抑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当原则的进路，对刑事立法作进一步考量，以检验和总结立法的得失；对刑事司法进行理论预设，以期司法实践能更好地理解和适用本罪。     

从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法完善

制约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一环是融资信用的问题。现行《刑法》对破坏融资信用的保护性规则,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仍然存在着模糊与不合理之处。如何在刑法上重新界定融资信用的保护性规则,既是当下中小企业解破融资困境所要面临的难题,更是整个国家金融体制发展的重要环节。     

科学把握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区分标准——以闫某玩忽职守案为例的分析

我国刑法理论对玩忽职守罪的主观罪过形式系过失在认识上基本一致，而对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则存在三种认识，即故意说、过失说与复合说。从立法进程、《刑法》分则第九章对渎职罪的规定体系以及最高司法机关对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在立案标准与案件分类上的区别对待来看，将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确定为故意，是合理的。在司法实践中，意图通过区分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来达到明确界分两种不同犯罪的目的将会不可避免地面临巨大困难。对两罪主观罪过形式的探知，更多的是通过对客观行为内容的分析判断进而得出的高度盖然性的结论。只有将行为的客观方面作为两罪的主要区分标准，才可能满足作为标准本身所要求的基本明确性。     

人肉搜索”：入罪抑或出罪

从2006的“虐猫女”、“铜须门”事件,到后来沸沸扬扬的“人肉搜索第一案”．“人肉搜索”似乎已越来越多地同网络暴力划上了等号。因此,在刑法因应时代发展和现实需要．欲将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等情节严重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之时．有人指出“人肉搜索”同样是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益的行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探讨

在司法实践中，任何案件的处理，都离不开证据。一般情况下，证据是通过合法手段取得的；但有时国家有关部门及工作人员也会采用非法手段取得证据，目前国际上一些国家在立法中明确了对所有非法取得的证据都不予采纳，而中国因为种种原因尚未完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国在刑事诉讼立法中可以考虑选择适当的非法证据排除形式。     

浅论税收债务的承担

税收的债务承担是指纳税人与不特定的第三人通过合意,由第三人代为清偿纳税人税收债务的情况。目前,在我国税收法律规范中,仍没有肯定税收的债务承担。肯定税收的债务承担可以提高税收征管机关的工作效率,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国家税收债权的实现。因此,我国税收立法应顺应国际税收征管立法的发展趋势,尽早在立法中肯定税收和债务承担,以促进我国税收立法的完善,更好地实现国家的税收债权。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分析与启示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以美国次债危机为初始发端，在欧元区固有的体制和社会经济结构缺陷下产生的。此次主权债务危机在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态势下对各国经济结构调整有深远的影响。我国应该保持警惕，关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偿债能力，使房地产业与财税的关系得到平衡，完善政府的市场调控职能，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把握好目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规模、期限和力度。     

村级不良债务的成因及化解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九五”期间，党在农村的政策得到了认真贯彻，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农民收入逐年增加，农民负担逐年减轻。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村级不良债务也在逐渐增加。 　　据我们对一个县的调查，该县 517个村总债务为 68023 58万元，总债权 51512 75万元，村级净负债 16510 83万元，村平 31 94万元。村级债务有两个明显特点。其一是范围广。在全县 517个村中，负债村达 469个，占 90 7％；无债村仅 48个，占 9 3％。其二是数额大。全县农民人平负债 205 23元；村级每年支付贷款利息高达 3836 14万…     

被闲置的“隐瞒境外存款罪”

“隐瞒境外存款罪”的立法目的，在于惩罚国家工作人员不按相关规定对其在境外有较大数额存款进行申报而故意隐瞒的行为。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司法人员对该罪的社会危害性理解差异较大，且其很容易被“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等其他罪名吸收，单独适用不多，往往致使这类犯罪处罚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