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澳门研究中心成立

<正> 为了增进对澳门的了解,加强大陆与澳门之间的文化联系和学术沟通,从而适应1999年澳门治权即将移交和现今过渡期工作的实际需要,并为《澳门基本法》在澳门的贯彻实施及未来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长期繁荣稳定做出积极贡献,中国政法大学经过长时间的筹划与准备,现已批准正式成立中国政法大学澳门研究中心,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专门以澳门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团体。 该研究中心是一个面向社会(包括中国大陆、澳门、香港和台湾)的民间学术组织。其宗旨是通过学术研究与文化交流的方式加强和促进澳门与大陆之间的民间文化交往及联系,从而使大陆及中国其它地区加深对澳门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意义及其政治、经济、法律及文化方面的地区性特色。在此基础上,对澳门地区的历史文化意义和价值予以认识和评价,从而促进澳门在国内外的社会和文化形象的确立。为“一国两制”方针在澳门的实现和《澳门基本法》在澳门的贯彻实施创造积极有利的条件。     

大陆法制中的中国传统因素

<正> 自从沈家本(1840～1913)于本世纪初(1902年)受命主持修订法律以来,中国大陆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至少在表面上看来,经过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过程和大事在此不必一一尽述。 基本上,当代中国大陆的法律受到三种不同的法律文化的影响,即: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2)西方,尤其是欧洲大陆法律文化;     

澳门──16至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无论对澳门的未来发展怎样定位，它在以往四个半世纪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中所具有的材殊地位，都应是举世公认，没有争议的。早在近代中国被动地实行五口通商差不多３００年以前，澳门实际就已经开始担当了沟通中国和西方贸易的角色。毫无疑问，在中西方关系史上，中国最早和西方发生全面接触之地是澳门。虽然澳门在中西方经济交往关系中的地位由于后来诸多海岸城市的对外通商，特别是香港的迅速发展而被削弱，但它在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地位却从来没被动摇。就此而言，香港是无法和澳门相比的。所以，研究中西方交往关系的历史，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史及其未来的发展，实在不能不研究澳门。澳门以弹丸小城而独引世人瞩目，奥秘就在于此。《澳门──１６至１９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一文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画面。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不同民族商业贸易的交往必然伴随着文化的交流，而且后者实际上表现为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异民族交往，其影响也更为深远。但文化交流也如经济交往一样，是互补和双向的，否则就不成其为交流了。当我们面对西方文化．学习西方文化之时．我们自己的文化也在为对方所学习和接受。重要的是这种学习和交流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是主动还是被动进行的。所以尽管象伏?     

大陆与澳门法定继承之比较

继承制度，是规定死者生前的财产如何转移给他人的法律制度，它是各国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澳门的继承制度和葡萄牙的继承制度一脉相承，由葡萄牙民法加以规定，故与中国大陆的继承制度存在着许多差异。随着澳门回归，两地居民之间的往来将越来越频繁，两地间互涉的继承问题也会日益增多。本文拟对中国大陆与澳门继承制度中的法定继承作一比较，以期能为两地公民解决互涉继承！司题提供一些参考。一、法定继承入的范围比较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各国确定法定继承人范围的依据基本相类似，中国大陆和澳门也不例外，主要根据继…     

Analysis about Identity and Diversity of the Legal Culture in View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Its Embodiment in China： Writing with Formation of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of China＇s Characteristics

法律文化的概念外延包括了规范制度形态、意识观念形态、实践活动形态的法律文化。法律体系问题主要属于规范制度形态的法律文化,而法系的问题主要属于意识观念形态和实践活动形态的法律文化。由于实行“一国两制”,在“两岸三地”即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存在着多种法律体系与法系,这是“中国特色”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我们还可以在“一国两制”的视野下,继续探讨法律文化的同一性与多样性问题,对中西方法律文化中蕴藏的优秀精神——对法治的崇尚和对统治的信念,通过实践不断地选择,融化成一种崭新的、先进的法律文化体系,将法治精神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建成法治国家。     

“一国两制”视野下法律文化的同一性与多样性及其在中国的体现——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

法律文化的概念外延包括了规范制度形态、意识观念形态、实践活动形态的法律文化。法律体系问题主要属于规范制度形态的法律文化,而法系的问题主要属于意识观念形态和实践活动形态的法律文化。由于实行"一国两制",在"两岸三地"即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存在着多种法律体系与法系,这是"中国特色"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我们还可以在"一国两制"的视野下,继续探讨法律文化的同一性与多样性问题,对中西方法律文化中蕴藏的优秀精神——对法治的崇尚和对统治的信念,通过实践不断地选择,融化成一种崭新的、先进的法律文化体系,将法治精神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建成法治国家。     

论一九九九年前后澳门文化特征之保留及发展

澳门的回归已经指日可待。然而回归之后的澳门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澳门？她未来的发展走向及命运将如何？这些都是国人，特别是澳门人关切、思考、研究的问题。对此，有不少学者指出，澳门的价值与意义在其文化上的独有特征。因此．如果在展望设计澳门的未来时忽略了她的文化特征而去强求其他；将有舍本逐未之虞。此论如何，当然可以讨论。但澳门特殊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多元文化现象的确有独一无二的社会和文化发展史意义。当我们面对澳门、身处澳门时，这种多元文化现象及由此形成的文化上的特征，随时随地都给我们以感受和意识；当我们了解澳门、描绘澳门及研究澳门时，这种特征是我们自然而然、不由自主地要涉及的内容。但是澳门这种文化特征体现在哪些方面？应该如何予以保留维护？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或重要驿站是否及如何能在即将到来的文化世纪重新树立其往日曾有过的多姿形象，这个未经雕琢的“东方之钻”是否能够在经过琢磨之后大放光彩，对此，本文概陈一家之言。     

澳门对台关系的法律思考──兼评台湾《香港澳门关系条例》

香港已经回归,澳门回归在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个特别行政区,它们与台湾的关系自然与回归之前完全不同。但是,它们将来如何处理对台关系？中央政府对其与台湾关系的处置权限有何法律政策上的规定？这在现有香港和澳门的两个基本法中并不明确。相比之下,倒是台湾先行一步,制定了《香港澳门关系条例》。其目的无非要用法律正其名分。作与大陆中央政府对等之姿态,并试图在此格调下求得继续维系与香港澳门关系的形式上的主动。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它毕竟是面对了现实,并且有意识地利用法律手段来摆脱其现今所处旭尬被动的境遇。对此．我们是不屑一顾,还是有所回应？是授权特区政府自行制定与台关系条例,还是由中央政府先作出一般的原则规定？１９９９年之后,国家统一的焦点将集中在台湾问题上。在此新的形势下,中央政府对大陆与台湾关系．港澳与台关系如何定调？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通往司法权威的路

中国正在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如何创新性地借鉴自身优秀的传统文化乃至外部文化,以完善自身的变革,便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西方式司法权威能否或应否在中国扎根生长,是一个需要深层次分析的问题。首先,要对西方司法权威形成之原因进行探索;其次,就要对中国本土尚未形成司法权威的成因进行探索;最后,基于以上中西法律文化的巨大差异,对如何在和文化背景下打通具有特色的甚或超越西方法治化的司法权威之路进行探索。     

法律殖民与法文化品格的塑造——以澳门刑法文化为中心的考察

澳门的刑法文化在中西法律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极具典型性。就发展的历史时期特点而言,澳门刑法文化的发展史可分为五个阶段,即混合管辖权时期(从"单一性"走向"双向性"),殖民时期(法律殖民),非殖民化运动期(去殖民化),非殖民化过渡期(本地化),高度自治期(澳人治澳)。融合中西法律传统的澳门刑法体现出人文关怀、谦抑性、轻刑化等法文化品格。澳门刑法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品格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知法律殖民下的澳门刑法如何完成了本土化,并在这个历程中塑造独具一格的法文化品格。这为当下中国法律移植与本土化乃至中国法的品格塑造提供一定意义上的启示。     

中国法圈：跨文化的当代中国法及未来走向

当代中国法存在于一个实行着两种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内，三种法系风格兼备，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四地各有独立的法律体系，并在四个法域中分别适用各自的法律。三种法系风格是指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与混合法。澳门法和台湾法属于大陆法系风格，香港法属于英美法系风格，而中国内地法源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三种法律文化，由此形成混合法。     

中国之“家本位”与西方之“个人本位”之比较研究

中西方则先后经历母系、父系两阶段。此后,诸侯、王见于中国,城邦见于西方欧陆。中国自夏代起甚或更早,＂家国＂思想出现并被诸侯王所采用,而后不久,此思想经发展完善最终造就了中华法之＂家本位＂。西方文明始于雅典,发达与罗马,盛行于当今。＂家本位＂之法成就了几千年之封建王朝,＂个人本位＂之法造就了西方近代之强盛。故本文认为通过对＂家本位＂与＂个人本位＂沿革之研究并找出二者之区别较具研究价值。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以学术范式、方法、批评实践为切入点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艺理论大量进入中国,形成"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轨迹。本文拟从思想史角度,以詹姆逊、阿尔都塞、巴赫金为例,探索新的视角,将中国问题作为西方理论本身、内在的问题,来思考中国在西方理论中的意义。本文主要就学术范式与方法和批评实践这几个方面入手,讨论詹姆逊如何运用中国问题的隐喻来建构其文学阐释;阿尔都塞如何把中国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吸纳到他的核心思想体系即意识形态理论;巴赫金的理论如何从文化转型和文艺批评实践方面与中国形成折叠与对话。     

“文明论”视野下的晚清中国及其对外关系 ——以《中国评论》（1872-1901）为考察对象

“文明论”是理解19世纪中外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线索。作为19世纪“侨居地汉学”的重要平台之一，《中国评论》也正是在这一框架下来界定和描绘晚清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对外关系。在“文明”的性质和等级方面，《中国评论》将中国界定为“古代文明”，亦即承认其具有部分“文明”特质，但其“文明”等级又明显低于西方基督教“文明”。另外，《中国评论》极为鲜明地坚持基督教作为最高“文明”的实质构成部分。在中国应如何实现更高“文明”这一问题上，《中国评论》提出了包括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良国内法律、接受近代欧美国际法规则等要素在内的较为完整的改革方案，尤其强调以全民改宗基督教来作为道德与信仰的改良方案。与此相关的是，在对待由传教所引发的各种中外冲突时，《中国评论》的作者几乎一致主张军事干预，以捍卫传教权利，乃至捍卫借传教权改造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权利/权力。     

论我国心理学研究的时代使命

中国现代心理学本是"舶来品",很多人又相信心理学具有文化普适性,再加上西方心理学一向处于强势地位,大陆在文化心理学领域又缺少领军人才,结果,中国现代心理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缺少自觉关注本土文化传统的传统,致使中国文化无法为当代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提供思想源泉、灵感和根基,导致一些研究成果缺少文化生态效度、灵魂、宏观视野和原创性。破解之道是要做胸怀中国文化的心理学研究者。为了更好地担负起时代使命,中国心理学家须从四个方面加以努力:(1)具备较扎实的国学功底;(2)妥善将中国文化放进自己的理论架构、实验/问卷设计以及分析与讨论中;(3)建构吻合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理论或观点;(4)探索吻合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研究范式、技术和方法。     

论捐助法人在民法中的地位

本文所称捐助法人,即西方民法中之财团法人。财团法人在西方法律中,与社团法人对称,是指以实现一定公益目的,以捐助财产为基础而设立的法人,此与以人的、即成员的联合为基础而设立的社团法人迥然不同。财团法人,自古至今,多以慈善、文化、教育、医疗等事业为本,其进步的社会意义世所公     

侵权行为概念分析

大陆法学往往是概念法学,而概念清晰与否,如何理解概念,则往往就成了法学关注的核心和法律规则的基点。其实,"侵权行为"这个表达所涵盖的内容,已经颇具中国的特色,它与我们所借鉴的西方法律之原本表达已有所不同。虽然可以约定俗成之理由持用之,但其中差异及可能由此产生的概念上的不周延和理论上的困惑则不可不知。读者所见,即因此而发之仔细、深入且有实际意义的文字。仔细之谓,作者不仅认真细致地考察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立法的有关规定,而且还分析了与之相应的学说阐释,从而使读者由此既获其所论之大端,又得其兼听之明。深入之谓,作者所论,起于我国民法学界百余年来每每乐道不疑之题,非有充分阅读、体会和思考断难有如此觉察领悟,此所以见其道行已深之处。实际意义之谓,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事立法准备工作中,侵权行为似乎已成独立一编之势,有关讨论与研究纷纷扬扬,而此文稳健严谨,用心实然,意在知其所以然从而发现其应然,显然有裨益于实际立法的思考与斟酌。至于作者由此所立之论妥当与否,是否可以接受,自可另当别论,此亦学术之常事。     

传统与现代交织:对民国时期亲属继承立法特点的宏观分析

民国时期民法之整体特征表现为中西文化的交融,以及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一方面,民国时期民法较好地吸收西方法律文化,另一方面,又较好地承继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上述两个方面之特征更为充分地体现在其亲属和继承两编中。本文拟对亲属和继承立法的总体特征及特征之形成原因加以论述。     

海峡两岸合作出版法律问题

一时至今日,海峡两岸合作出版已呈必然趋势。大陆首先在1986年5月由国家版权局发布了暂行规定,对台湾同胞的作品给予版权保护。紧接着,1987年台湾新闻局发布了《出版品进出口管理与辅导要点》的规定,对大陆出版物的作者有限度地开放。随后,大陆国家出版局又于1988年2月8日颁布了《关于出版台湾同胞作品版权问题的暂行规定》,为保护台湾及香港、澳门同胞的作者权益作了七项     

澳门公务员系统结构初探

根据《澳门基本法》有关规定，现行澳门公务员制度将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之后作为“一国两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于澳门存在。虽然它和澳门社会制度的其他部分一样，也表现为澳葡政府实现其准殖民统治的工具，但它作为公职人员管理制度的一种西方化模式，其系统结构，运作方式，管理和政治技术等方面的内容，不仅要由未来澳门特别行政区必然予以延续，而且还对整个国家正处于改革的公务员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但在澳门过渡期内，虽然属于为澳门本地化三大任务之一的公务员本地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可对于澳门公务员制度的基本情况及与之有关的法律制度，至今缺少细致深入的研究探讨──大陆尤其如此，因而也就更难谈得上对有关制度和法律的评价与借鉴了。而未来澳门特别行政区将继续现行公务员制度，对此类问题是不可能回避的。因为现行澳门公务员制度转变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务员法律制度，不可能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完成；它在将来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更不可能无意识地实现。换言之，一种社会管理制度只能在人们对其有明确认识和实际把握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操作并使之不断完善，进而获取良好的社会管理效应。《澳门公分员系统结构初探》一文以社会控制系统的理论，对澳门公弄员制度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