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之时”与“性之实”:陈乾初人性论探究

陈乾初的人性论包括性之"时"与"实"两方面内容:"性之时"是通过对"继善成性"、"尽心知性"中"成"与"尽"的独到解读,凸显人性的时间性、动态过程性和结果的证成性;"性之实"则强调对人性的言说要切实有据,而非悬空徒说,这主要体现为反对宋儒天地、气质之性的划分,乾初认为气质之性即天地之性,性善气情才皆善、气情才构成性的内容。乾初强调性之"时"与"实",是出于对佛家言性之虚的批判及对王学流弊的纠正,因此他特别强调功夫,化本体为功夫。乾初之学属于修正王学的心学,同时体现了实学精神。     

论张载“天人合一”的和谐伦理思想

张载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以气一元论为前提论证天性,以“诚”作为天性的道德规定性,为道德本原提供了本体依据;在人性论上区分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对人性之善进行了合理性论证;最后通过天人合一的命题,贯通人性与天性,构建了以“和谐”为特征的伦理思想体系。     

试论理气相分对程颐的性二元论的影响

程颢的“理气”关系是一体性的,这种理气一体性决定了他将“理一气”结构分为四个层次;程颐则肃清了其兄所体贴出的“天理”中的恶的因素(虽然此恶非指理本身),从本质上斩断了“理”为“气”之恶负责的情形。“性”来自“天理”,气质之性来于气禀,而“理”与“气”的完善关系在程颐这里尚没有建立起来。这样,理气相分.程颐的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便较少联系,因为它们分别属于“理”与“气”,从而成就了他的理气相分的性二元论     

张载人性二层论思想研究

张载以＂虚＂为本;以＂气＂为用,在＂虚气相即＂基础上创造性地建立了自己的人性＂二层＂说——＂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其中源于太虚本体的＂天地之性＂是人的本性,它具有永恒、普遍、不变、至善、潜在的特征,它规定着人之为人,是人的道德人格形成的内在根据;禀＂气＂而成的＂气质之性＂是人之现实的自然属性,它是造成现实世界个体人性差异的原因和根据。人性二层理论说明了主体人性发展的多维向度,这为道德修养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     

张载的人性修养论

张载认为人性区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纯粹至善的,气质之性是恶的来源。人性修养的目的就是要根除气质之恶,复归至善的天地之性。而要回归天地之性,既要"继善成性",又要"变化气质"。"继善成性"就是要保存、继承天地之性;"变化气质"就是要根除气质之恶。"集义"、"养气"是人性修养的基本工夫,通过"集义",养得"浩然之气",就能与天为一,成性成圣。     

理学“生生”观念的儒道阐释

"生生"观念是宋代理学本体论和境界观的重要内容.儒家仁学发展到宋代,形成"生"的哲学,仁的内涵由"爱"而演变为以"仁性爱情"为特征的"天地生物之心".以"生生之仁"为特征的万物一体境界,是理学家的共同追求,并形成宋儒特有的"气象".本文认为,理学"生生"观念不仅仅来自《周易》,而且深受道家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生生"观念与老子的"道"及老庄阴阳观念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其次是理学"生生"观念也吸收了道家自然主义思想.     

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与君主的教化责任

董仲舒在继承孟、荀人性论的基础上,融合阴阳思想,将人之情性纳入天人哲学体系之中.提出了"性善情恶"的命题和初具雏形的"性三品"说.董仲舒人性论的最后落脚点是强调王道教化对于万民成善的决定性作用,这有助于加强君主的政治责任和树立君主的至上权威.     

“花潭气”思想与张载气学的源流关系

"花潭先生"徐敬德是朝鲜哲学史上系统的气学思想先驱,对后世影响颇深。所谓"敬德之学,出于横渠"。本文通过对"花潭气"和张载气学关系的研究,说明张载气学在气本论、理气论、太虚说、运动观、人性论和人生修养等方面的义理内涵、论述逻辑和思想气质上与"花潭气"的源流关系,论证"花潭气"的气学特质。     

《宋元学案》对张载思想的诠释与评价——以人道观为中心

《正蒙》从结构上可分为三个部分,其中前七篇完整展现了张载的思想体系。在天人合一论上,黄百家以性气合一论解释了张载天人合一论中天命与气运的关系,认为气运流行之法则即是天命,不能将天命与气运对立起来,从而批判了程朱性气二元论的诠释。在人性论上,黄百家批判了程颐将张载的人性论解释为性气二元论的错误,认为张载并未将气质之性视作人性,指出人性仅指天命之性,是气质之本然,与受后天习气污染的气质无关。在工夫论上,黄百家指出性与气质均为善,恶是后天之习染所造成,认为矫正气质之偏的变化气质说与成性工夫在理气、心性合一的立场下是不能成立的,其失误是张载将气质混入性中所导致的。     

王船山“命日受则性日生”关涉的几个命题

"继善成性"论的提出,既是对"天命之谓性"之合理性的肯定,又是对"习与性成"之必要性的诉求。在此基础上,王船山破天荒地提出了"命日受则性日生",该命题是对历史上人性论问题的正本清源和反本开新之论,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程对孟子性善说的不同理解——兼论张栻与朱熹的立场

二程对孟子的性善说的理解是不同的。程颢以告子的"生之谓性"为前提,认为"性即气,气即性",将孟子的性善之性看作气质之性,属于后天已发;而程颐则认为孟子所论是"穷本极源"之性。程颢指出"人生而静上不容说",为其将孟子所论之性视为气质提供了佐证,从而为朱熹所继承,朱子提出理为"性之本体"一说;而程颐对牛马之性与本源之性的划分则为湖湘学派所继承,张栻对于性之"不容说"做出了新解,维护胡宏的性本之论。     

论“仁爱”与“兼爱”之异同

关于儒墨两家思想比较研究,学界多有讨论和辩争,有主张二者是异名同实、本质为一的,也有认为原则有别的。对此,在立足前人之论的基础上,分析儒墨两家"仁爱"与"兼爱"的异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儒家讲"爱",发自人之内在性情,以"情"说"爱",由"爱"而"仁’;墨家讲"爱",以"情"为"理",由"理"说"爱"。儒家讲"爱",严于"利"之界限;而墨家"兼爱",则以"交相利"之"利"来诱导。儒墨"爱"之学说的差异使得儒墨两家不仅各趋一途,而且其现实性与理想性的亲和程度也大大影响到儒墨两家在后世的存续。     

研究医学当从所以生之理着手

生之理是自然科学之基础，一切物类皆是从无而到有。然无何以能生有，在无之中已具有形之气，由气之化而产生形之质，故视之无形，而物理具焉；天地精气之所生，形形色色各禀一气，其形象之泉，虽良工不能预绘，其庶类之机，圣智亦难尽知。是以圣人赞天地之道，而称造化之妙，欲求其奥理，非循天地之道难以入其门径，故圣人撰（易）也。（易）以交象之变而穷万物之理，是藉交象之变而探造化之机，机不可测，而交象可现，此自然科学之奥理，而事物应焉。人体组织机构，微妙复杂，虽有形可见，而机理难明。人之聪明智慧，情欲杂念，机能生化，…     

“法治之德”的人性分析

法治的人性论基础是人性恶或人性善恶皆有的观点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法治还有更广泛的人性基础。法治的人性论根源在于协调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之间及其内部的冲突，法治是一种人化的道德需要和制度安排，法治之德的实践应充满人文关怀。     

黄宗羲“私利”关怀之反思——以“自然权利”和“义利之辨”为视角

黄宗羲代表的传统儒家法政思想中对天下人"私利"之关怀,与作为西方现代法政文明之基础的"自然权利"思想,形貌虽似而本质不同。在黄氏所谓"圣君贤臣治法"的制度设计下,其对天下人"私利"之关怀只能映现于"天下为公"的道德精神之中,即只可由统治者进行安排,却不是任由天下生民积极主张。正由于此,黄氏"私利"关怀虽反专制却不能克服专制,重视私利而不能伸张"权利"。归根到底,这是由"义利之辨"的思想传统所影响和局限的:在以性善论为基础的、政治道德一体的泛道德化倾向中,"尊义贬利"而"权利"不张是必然的。在法政秩序现代化转型的当下,我们一方面要反思黄宗羲"私利"关怀,从"私利"关怀走向"权利"观念,建设现代民主法治制度;另一方面,要注重阐发黄宗羲"私利"关怀的道德精神,维护现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和叙史延续性。     

朱熹理学思想述论

南宋朱熹继承北宋五子的儒学思想,将儒学发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儒学成为极具思辨性的学说思想体系。朱熹认为理乃是宇宙的本体,"理"与"气"合而化育万物,宇宙万物莫不有"理"。"性"亦是"理",未发为"性",天命之谓;已发为"情",性之用;"性""情"统于"心"。为学要穷理,穷理而致知,致知而力行。力行须依"理",乃圣贤之道。     

“势”、“道”、“术”: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新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治国理政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体系。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推动治国理政活动科学化的现实需要。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要避免碎片化,必须从整体上进行把握。习近平全部理论活动都是围绕"势"、"道"、"术"来展开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集中体现在对"势"、"道"、"术"的把握上,治国理政之"势"、治国理政之"道"、治国理政之"术"的思想是其治国理政思想的精髓。     

“性善”与“性本善”:孟子朱熹人性论的两条理路

中国哲学是关于人生命的学问,非常重视对人性的探讨。孟子"性善"和朱熹的"性本善"思想,在中国人性论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孟子和朱熹对于人性的诠释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径。孟子的"性善"是即心言性,强调性由心显,以心善言性善,走的是一条逆觉体悟的道路;朱熹的"性本善"是即性言心,强调天理下贯为人性,以性善言心善,走的是一条顺思论证的道路。"性善"与"性本善"的内涵存在一定差异。从"性善"发展到"性本善",实质是人性论的一种理论模式转化。     

孔子的“方内之游”与庄子的“方外之游”

"游"是孔子、庄子身上共同存在的重要文化事项,二者之"游"在表现、本质及风格上均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质。孔子之"游"主要体现为一种带有游学、游教、游宦等功能含义的现实之"游",带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同时,孔子之"游"也包括心志之"游",主要表现为游历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雍容气质,即"乐道"精神,以及其"游艺"思想。庄子之"游"则主要表现为一种心灵、精神之"游",其终极目的在于达到一种绝对超脱、"无待"的自由境界。现实色彩鲜明的孔子之"游"与理想化、虚幻化的庄子之"游",共同开启了中国士人"游"文化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对中国古代的士人"游"文化活动具有重要的标示性意义。     

汉刘劭著《人物志》政治哲学释义——重点研究“主道”与“臣道”思想

《人物志》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刘劭提出人物"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认为人因禀受"元一"之气的结构和质量不同,因而德、才不同。根据德、才比重的不同,可将人才做不同的分类,这是刘劭君臣关系的哲学基础。刘劭认为,"圣人"与"人君"是重合的,同时具备"中和之质"和"聪明"之才。为臣之道当遵循"以一味协五味"的原则。刘劭的"主道"与"臣道"思想具有注重"主德"之"平淡"和君臣关系"自然性"倾向的特色,援道入儒,为君臣理论加入了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