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地方政府竞争失范之规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举措。但是,在行政区域刚性限制和要素资源总量有限的二重约束条件下,采取行政控制和区域分割的方式干预区域内要素资源配置却成为地方政府竞争过程中的最优行动策略。由于地方政府竞争缺乏制度约束,基于个体理性选择的竞争策略往往陷入集体非理性的"囚徒状态",引发了地方政府之间冲突甚至对抗的内在张力,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解决地方政府竞争失范问题,构建规范的地方政府竞争秩序,破题的关键在于调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使政府"归位"和市场"正位",即地方政府市场规制由正面清单向负面清单演进,完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竞争评估机制,构建地方政府排除、限制竞争的司法矫正机制,从而导引地方政府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竞争的应然路径。     

在市场与政府的组合间选择——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策略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市场、出口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产生负面影响。政府适时适当干预市场是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种策略选择，具体策略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就业政策。在政府干预时选择发挥市场作用是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另一策略，具体策略是推进生产要素、自然垄断行业、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总括而言，在市场与政府的组合间选择是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策略。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地方政府竞争

地方政府竞争是基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地方政府间的法制环境,在我国,主要包括地方政府的法律地位、地方财税制度、政绩考核制度、反垄断制度.由于法制环境的不完善,导致地方政府竞争处于困境,不适应科学发展观的新要求.而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竞争的正效应,克服负外部性,有必要从法制途径进行规范.其基本思路是:完善中央与地方权限的划分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和选举制度;完善地方财政税收制度;建立以提供公共服务能力为中心的多元标准的绩效评定机制;完善反垄断制度和司法监督制度.     

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视角

近年来,政府治理机制对于转型经济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本文致力于通过中央-地方政府的治理机制来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给予制度因素的解释.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从一个更广的视角提出了经济增长解释框架——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认为在强中央的政府主导市场经济中,中央政府通过政治集中和向地方分权,构造有效的政治激励和经济激励来培育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机制,以“增长竞争型政府”来推动经济发展.同时沿袭这个框架,从市场分割、公共事业缺失和FDI过度竞争三个角度阐述了这种政府治理机制的成本及其在宏观层面的表现.文章认为短期内通过机制补充和内部修正可以维持这种模式指导下的经济发展,长期看来,这种制度框架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由经济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新的制度供给来提供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     

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趋势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中国之所以在最近的两次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7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当中能够挺得住，并且还能给其他国家和地区予以必要的帮助，主要原因并不在千政府强大的市场干预能力，而是在于其逐渐趋向成熟的市场经济——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模式得以成功的精要所在。我们坚信，从中长期的视野来看；各国一定会找到一种更加有利于发挥并规范市场力量的规则与体制。中国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策略上应该着眼于强化规范自由市场力量而不是强化政府干预上，具体而言就是要继续完善与市场或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各项法律、法规、制度与措施；进一步地改进政府干预市场和市场经济领域的方式、方法与技术；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共同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新规则、新体制的架构。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与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区域制造业产业资本配置效率视角

阐述了内部要素市场发育滞后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与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借鉴JeffreyWurgler的研究思路并采用我国30个地区28个制造业的面板数据模型计算出2001年1月至2006年8月我国不同地区制造业的资本配置效率;用回归模型验证了财政支出竞争对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得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所设置的要素流动壁垒、分割市场和重复建设的行为,创造资本性收入、干预地方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引资竞争、对外资税收减免和基础设施竞赛行为导致区域产业资本配置低效.减少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对区域资本配置负向影响的关键是:确定科学合理的政府目标函数维度,并保持目标函数维度之间的协调和均衡;加快内部要素市场开放,建立生产要素的合理定价机制,矫正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治理"预算外"收支,限制政府行政管理费支出过快增长.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挑战与途径:基于地方治理的视角

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传统行政管理模式在理念、主体、模式等各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革新。在地方治理视野下,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仍存在一些挑战,包括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存在较强的经济建设路径依赖、地方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的现实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地方提供公共服务的手段较为单一等。要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需要重塑中央—地方关系,建立服务型政府建设动力机制;建立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机制,解决跨区域公共物品提供问题;合理培育市场和社会,运用市场和社会力量补充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     

对灾后灾民实施教育干预的思考

地震是严重威胁经济发展的一种公共危机,灾后重建中,教育干预对灾民危机应对的综合素质提升有主要作用,有利于化解国灾民自身观念、意识等产生的问题。对灾民实施教育干预要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搭建教育干预体系网络,要扩大政府间的沟通和使用;要拓展教育干预内容;要分层分类实施教育干预;要建立长效机制,营造教育干预文化。     

特别区为什么成为美国最普遍的一种政府形式——交易成本的分析视角

虽然从进步主义改革以来合并地方政府不时成为美国地方治理改革的一个重要议题,但在实践中特别区的设置却是一个比地方合并更为经常性的现象。特别区在数量上日益增长的原因,在于它能够更加有效地提供公民所需要的公共服务,能够规避州法对一般目的政府在征税、支出、借债等方面权力的限制;但从政治交易成本的视角来看,则在于它所产生的较小的政治交易成本,这种较小的政治交易成本大大简化了治理变革的集体行动难题。     

区域协调发展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

地方政府制度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既包括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对区域发展的积极作用,也包括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异化对区域发展的负面影响。促进区域发展以及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需要规范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思路:即从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目的在于提升地方政府的效能,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好的环境;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上看,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要有助于协调好地方政府间关系,有助于区域经济整体的发展。     

从GDP锦标赛到二元竞争:中国地方政府行为变迁的逻辑——基于199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发展中,地方政府是发展的主要动力,但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中所产生的负面效果越来越明显,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去调整和引导地方政府行为,促使地方政府增加社会保障开支以促进社会公平。采用199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考察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变化。研究显示,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的财政开支上主要受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中央政府的重视程度影响;地方政府在回应中央政府政策调整的过程中,其行为并不同于"晋升锦标赛"所归纳的以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一元竞争模式,而是演变为在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下,地方政府分别参与不同目标竞争的二元竞争模式。在既往对中国地方政府行为考察的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基础上提出了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结构、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和地方所处的社会经济情况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地方政府行为变化的分析提出二元竞争模式以弥补"GDP晋升锦标赛模式"对地方政府行为解释力的不足。     

治理结构多元化：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新思路

通过对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一些典型个案进行分析,发现其陷入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强调国家统一管理而导致的地方治理结构单一化。当代中国的地方治理结构单一化是历史遗传和传统体制的产物,与转轨时期纵向政府间关系中存在的压力型体制也有着内在的关联。随着改革的深入,地方治理结构单一化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但是,从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地方治理结构多元化与国家的统一管理并不矛盾。因此,在已有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思路基础上,实现地方治理结构多元化应该成为继续推进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新思路。     

统筹城乡发展与地方政府——基于浙江省长兴县的研究

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其中,政府必须扮演关键性的角色,而在各级政府中,县级政府又负有最直接的责任。浙江省长兴县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的基本经验是:政府必须承担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的主要责任,通过建立领导机制、政府体制创新等有效地整合资源、制订规划、组织实施;政府必须在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治理和保护农村自然环境、建立健全医疗、养老等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支持农业生产、发展教育事业等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政府必须尊重市场规律,重视社会力量,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首创精神和权利,形成政府、企业、社会三者之间互补、合作的良好格局,合力解决实际进程中的困难;政府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制订并实施基于当地现实、适应当地现实、全面、渐进解决当地现实问题的公共政策。     

Local Government Restructuring: Privatization and Its Alternatives

Local government restructuring should no longer be viewed as a simple dichotomy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provision. A 1997 survey of chief elected township and county officials in New York show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use both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 mechanisms to structure the market, create competition, and attain economies of scale. In addition to privatization and inter‐municipal cooperation, two alternative forms of service delivery not previously researched—reverse privatization and governmental entrepreneurship—are analyzed here. Logistic regression on the 201 responding governments differentiates the decision to restructure from the level and complexity of restructuring. Results confirm that local governments are guided primarily by pragmatic concerns with information, monitoring, and service quality. Political factors are not significant in the restructuring process and unionization is only significant in cases of simple restructuring (privatization or cooperation used alone). Fiscal stress is not a primary motivator, but debt limits are associated with more complex forms of restructuring. Restructuring service delivery requires capacity to take risks and is more common among experienced local officials in larger, higher‐income communities. Restructuring should be viewed as a complex, pragmatic process where governments combine public and private provision with an active role as service provider and market player. © 2001 by the Association for Public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行政管理支出具有双重属性:过多的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使地方政府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不利于官员的晋升,同时有违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目标;但能直接提高地方政府官员个人的福利水平。所以,地方政府及官员对行政管理支出存在两难选择。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98—2006年的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与行政管理支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和稳健性检验。主要结论是:在中国特色财政分权的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自由裁量权扩大时,总体效应是加大了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同时,行政人员规模与行政管理支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社会结构等因素对行政管理支出也有显著性的影响。在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其他公共财政支出项目(社会保障支出除外)对行政管理支出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     

我国土地调控失灵的制度经济分析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农用地转化为非农用地,耕地资源日益减少.对此,中央政府加强了土地调控力度,严格保护土地资源.但地方政府有与中央不同的目标,而现有的土地产权制度为地方政府规避中央的调控政策提供了可能性.在梳理现代产权理论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土地产权的三重分割问题,即土地国有和"全民所有"的分割,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分割,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割.地方政府实际上获得了管理和经营土地资源的直接权力,而又无需承担相应的长期后果.这一方面激励地方政府超常经营土地的行为,形成所谓"土地财政"现象;另一方面造成土地保护陷入集体行动困境.由于土地管制和市场调节双重失灵,尽管中央政府不断收紧土地闸门和信贷闸门,对土地开发市场的调控效果仍不明显,土地资源的低效率运用未见实质性改观,耕地保护压力仍然很大.     

中央-地方互动与“十一五”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的制定过程分析

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是我国"十一五"期间用以保障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这一约束性指标的重要政策,本文从中央-地方互动视角研究该政策的制定过程。研究发现,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的制定过程呈现出"中央政府提出方针——地方政府进行创新性政策实践——中央政府肯定创新并颁布新政策——地方政府进行政策复制"的中央-地方互动特征,具有地方政策创新和自上而下政策复制相结合的特点。源自省级政府的政策实践是我国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建立的主要学习源,为中央政府的政策出台提供了参照与经验,加速了中国节能考核政策的发展。但这些作为政策备选项的地方实践,总体上比较单一,并在中央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出台后迅速进行了复制式修订。此外,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的地方创新性实践主要发生在省级政府层面,地市级政府和更低层次的政府更多起到的是政策执行的作用。本文从动力机制的角度对此现象进行了初步解释。     

企业-政府互动依赖关系与企业政治行为

随着现代商业体系的不断发展,企业在政治上的成功与在市场上的成功同样重要,于是企业政治行为就逐渐成为了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西方企业政府关系和企业政治行为的相关理论的回溯和总结,在分析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依赖关系之上,将企业政治行为与企业战略相联系,讨论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政府管制和公共政策对企业的影响,认为企业要合理地实施政治行为,可以根据自身不同的资源状态和个体独特优势状态,在个体独立策略、集体性策略和混合策略中进行平衡和选择。最后指出,我国的企业政治行为研究需要在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殊的国情,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进一步进行拓展和创新。     

地方政府创新的驱动模式——地方政府干部视角的考察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创新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风向标,地方政府创新的发展特征可以展现出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活力.以"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2007-2008"年度20个地方政府创新获奖项目为研究单位,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和分析地方政府干部对本地政府创新项目的认知和态度,从创新动因、创新动力和阻力、创新价值取向、创新的参与性和可持续性五个方面出发,得出研究结论: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改革创新具有突出的"低风险取向",创新过程中公共参与不足,地方领导的"精英作用"和基层政策空间是推动地方政府创新的主体力量,创新的可持续性也主要取决于能否获得体制内的认可和支持.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为观察和判断中国政府改革和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信息.     

政府整体绩效评价:理论假说及其实证检验——以2008年度广东省为例

政府绩效评价是公共管理及政府管理创新的前沿课题。作为一个全新的范畴,政府整体绩效评价具有典型的本土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我国地方政府整体绩效评价构成了民意表达的基本路径,具有民主导向与技术完善的双重功能。本文提出了政府整体绩效评价结果导向的理论假设,并依据既定的技术方案,基于独立第三方立场和公众满意度导向,利用2008年度针对广东省地方政府整体绩效评价及公众满意度调查的系统数据,检验理论假设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研究表明,我国地方政府整体绩效评价是公民对政府表现的综合评价,其过程承担民意表达的功能,其结果将成为民主政治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