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协商民主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丰富公共治理模式的政治实践。以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有助于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决策体系。协商民主与议程设置在提供落地场景与避免隐蔽议程方面功能互补,以维护人民主体地位为共同价值追求,结合形成具备全过程意蕴的政策制定模式。协商民主从宏观制度建设、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和数字协商民主机制角度推动公共议程转化为政策议程,使广泛讨论的公共议题得到政治过程的回应。确保政策议程与民意表达间的良性互动,需要建立公共理性与修辞叙事相结合的协商机制,营造开放宽容且回应性强的政策制定环境,完善协商民主议程转化的全过程追踪机制。     

新时代政策议程设置:场景、行动逻辑与未来趋向

科学决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功经验,作为科学决策的逻辑起点和首要环节,政策议程设置至关重要。新时代我国政策议程设置面临全新的现代场景,多重机遇开启了公共领域转型之窗,公共关怀、现代意识、知识型公民、政策行动技能提升加上网络抗争,催生了政策议程设置中“新个体”的力量。新时代场景中政策议程设置的行动逻辑,根植于政府治理结构与规则程序的变迁,也寓于被网络集体行动框架重塑的非正式过程。现代治理需要社会合作建构取向的政策生成,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国情更强调中国共产党顶层设计下的协商合作、共同行动和自发推动,而开发更加成熟的政策问题环境扫描指标、加强社会分析,将是新时代政策议程设置的重要议题和趋向。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缘何完善——基于多源流理论的议程设置研究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工作事关人民安全与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本文采用多源流理论的分析框架,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等三个方面对2022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的完善议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犯罪治理遗留的“历史存量”和犯罪治理场域中的外溢风险构成了问题源流;专家学者对“拐卖妇女儿童”议题的探讨、两会代表建言献策以及舆论媒体的报道使得政策共同体之间形成了“政策原汤”,三者构成了政策源流;“团圆文化”影响下的民众情感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安全”理念与宗旨构成了政治源流。在2022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政策议程设置的“政策之窗”随之开启。在此期间,政策活动家促成了三流汇聚,使得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的完善议程得以最终设置。     

公共政策治理框架的建构及其在社会服务领域的运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一系列体现国家战略目标和政治意图、恰当的和符合实际的政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技术层面来看,各种政策在其发展历程和实际运作中也或多或少地暴露一些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因此,一是应从多个角度对政策和治理进行阐述;二是尝试构建一个公共政策治理框架;三是重点选择社会服务这一新政策领域进行剖析;四是提出待研究的议题。以期公共政策治理框架能够为国家政策的健康发展和良性运行提供某些有益的见解和启发。     

中国政策议程设置中“压力—回应”模式的实证分析

社会群体将某一社会问题转化为公共议题,并以多种方式对政府形成压力,从而影响决策过程,将公共议题转化为政策议题,这一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即为"压力—回应"模式。"压力—回应"在世界各国政策议程设置中广泛存在,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政策过程中也日益常见。以项目性政策议程、行业性政策议程、全国性修法议程等三个层面的案例对"压力—回应"模式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压力—回应"贯穿于中国政策过程,从地方政府的化工项目到关乎全体民众的法律修订,压力来源、表达方式、压力强度的差异都会改变政策回应的结果。     

协商民主与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

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是社会问题得以解决的前提。现实中由于政策议程设置机制或设置模式的原因,一些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难以进入政策议程,政府有时提出的政策议程设置主张也遭到公众的抵制和反对。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决策体制和民主治理形式,用一套制度与程序规范提升政策议程设置内容及过程的合法性,有助于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     

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基于中国公共政策转型一类案例的分析

回应式议程设置是指政府在短时间内将"议程设置"作为回应社会需求、或处理某一突发事件与社会问题的工具。近年来,回应式议程设置已逐渐成为中国政府公共议程设置过程的常态。在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下,社会问题步入议题合法化的过程被政府压缩或精简,社会焦点事件的发生方式和剧烈程度对进入政策议程的重要性往往超过了政策议题本身内在的重要性。政府议题选择更符合公众议程的偏好排序,能够及时回应公众的需求,契合了新时代的治国理政观。但由于公众偏好容易受到短期社会焦点事件的影响而呈现不稳定性,过度依赖公众偏好也隐含着议程设置理性科学分析不够、不利于政府主导能力的培养,甚至有可能导致事实上的无效回应等问题。加强政府决策自主性,对公众需求进行适当引导是防止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持续固化的有效措施。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探析——基于国家治理视角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国家治理的战略大局出发,对国防和军队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宝贵成果。毛泽东在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党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在辩证考量“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与“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发挥军队在国防和生产中的双重作用,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强劲发展动力;在发展现代化武器装备、构建正规化管理体制、加强科学化军事教育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为国家治理提供了长期安全环境。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不仅促进了新生中国的稳定与安全,也为新时代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历史启示与经验参照。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法制化历程及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政策法制化经历了建国初期的探索起步、文革时期的停滞不前、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蓬勃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政策法制化的重要启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乃至革命胜利前夕就着手对旧中国新闻事业进行改造、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前瞻性举措、党的新闻政策的稳定性为新闻法制化发展提供保证、领导人先进的新闻思想能促进和催生新闻政策的法制化、党的正确领导为新闻政策法制化发展提供政治方向。     

中国的人口国民化研究

国民是社会人口与国家关系中构建起来的一种社会政治身份,也是一种对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具有奠基意义的社会政治机制。中国于近代形成民族国家议题尤其是开启现代国家的构建后,将历史上形成的臣民转化为国民就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政治过程,一路相伴而行并提供着基础性的支撑。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国民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推进,并在改革开放后为现代化快速推进提供了积极的社会行动者。脱离了人口国民化这一重要的社会政治过程,尤其是由其塑造的国民身份,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及其在此框架下的社会构建和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今天,中国以独特的方式实现了快速发展,完成了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在对自身文明进行重新塑造,并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进程中,进一步的人口国民化并塑造相应的国民,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政治进程。     

论中共党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作为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历史学科———中共党史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阐释中国共产党历史,既突破了传统的以"革命史"为主导的中共党史学研究范式,又固化、更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以社会现代化为中心、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线的中共党史学研究范式,从而使中共党史学呈现出全新的研究路径。     

试论全球化与党的建设的现代化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显著的一个时代特征,它不仅改变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而且也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在当前,全球化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现代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党的现代化建设已成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     

论中国共产党政策创新的模式与体制

政策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创新行为 ,也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进行政策创新的历史。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经验升华模式是中国共产党政策创新的基本模式 ,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政策创新体制的根本特征。探讨中国共产党政策创新模式和体制 ,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政策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试论党的现代化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 ,党的领导方式以及党自身的运作方式都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做出相应变革。社会变迁中党的现代化是政治现代化的关键 ,为此必须排除种种思想障碍 ,探索执政的合法性 ,改善党的领导 ,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三次重要总结

在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 ,善于对党的基本经验做出理论总结 ,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进和不断走向成熟的表现。在中国共产党 80年奋斗的伟大里程中 ,党的三代领导人对党的历史经验做了三次重要的理论总结。这三次总结所形成的重大贡献成为党的三个重要发展时期的标志 ,辉映出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的足迹 ,贯穿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并成为引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的起点。     

试论中国共产党执政模式的变迁--一种体制视角的分析框架

执政模式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的所有执政方式的有机复合体。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执政以来主要经历了三种执政模式:体制外执政模式、替代型执政模式和准体制内执政模式(双重体制执政模式)。只有对我党在特定的历史分期所实行的不同执政模式的特征、成因以及优缺点进行详细的阐释,才能增进对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与把握。     

把握执政普遍规律:深化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前提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全党提出了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的任务。潜心研究此问题不难发现,执政规律也有普遍、个别之分。在整个执政规律体系中,共产党执政规律显然属于执政的个别规律,在此之外,还有着更为宏观的、为所有执政者执政集团执政党所必须遵循的执政普遍规律。作为执政的共产党,既应该研究执政的个别规律,也应该研究执政的普遍规律,并且对相应的研究成果给予重视和借鉴,以达到加强自己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目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干部队伍建设逻辑解析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干部队伍建设立足建设党的干部队伍这一根本目标,秉持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优良传统,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干部德才兼备标准的内涵。在此基础上,立足制度建设这一干部管理建设的根本,通过干部管理模式与干部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干部选拔任用、考核、激励与监督机制改革,逐步建立起体现国情规定性、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干部管理需要的干部管理体制机制,持续深化干部队伍政治建设、能力建设、道德建设、纪律与作风建设,推动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深化。     

Contrast and Foundation of the Public Oversight Roles of the 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and the U.K. National Audit Office

This paper examines and compares, according to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approach, the U.S. watchdog, the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in its ability to oversee and call to account the executive branch of government, and its U.K. counterpart, the National Audit Office. Results of this examination indicate that the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is more effective than its U.K. counterpart. Its greater effectiveness is attributable to the fact that it derives its powers and legitimacy from a written constitution; in contrast,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re is no equivalent document def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citizenry. As a consequence, the powers, duties, and self-perception of the National Audit Office are significantly weaker and more mutable than those of the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党的理论思想史精华论要--写在中共80周年和千年之际

纵观中共 80年历史和三代领导集体 ,我们会发现一条贯穿始终的基本法则 ,我们也应该总结出 80年来最基本的属于精髓和灵魂的东西 ,这就是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无论人们多么想超越现实 ,无论虚拟世界多么惟妙惟肖 ,但人毕竟不能拐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 (鲁迅语 ) ,不能靠精神恋爱生孩子 (列宁语 )。所谓主客观不断相一致就是“天人合一” ,即主观的外化物化与客观的内化人化 ,也就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用当下的话说就是虚拟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以及人与自然 (生态 )的和谐发展。或者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中共 80年实践活动的根本经验和思想理论精华 ,也是对唯物论历史观基本规律的理论贡献和发展创新。同时又是具有元理论性的认识规律的规律即“求是”之“是”。为了永远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 ,对党的宝贵历史经验必须作出科学的时代的总结 ,才能世世代代永续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