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人大的三重属性与变迁模式北大核心CSSCI

在中国人大制度研究中,早期的国内学者倾向于在宏观层面上进行规范定位,较为忽视地方人大的独特属性;国外学者更为关注中国地方人大的现实变迁,但常常将西方的经验投射于中国,同样没有注意到地方人大的特殊之处。后来的研究虽然认识到了地方人大作为国家意志执行保证者的角色,但仍停留在规范层面。在发展历程中,中国的地方人大内含了三重属性,即国家意志的执行保证机关、地方党委领导下的工作机关和地方民意的代表机关。这三重属性的具体组合,既构成了中国地方人大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机制,也设定了地方人大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径和地方人大的行为模式。对于中国地方人大三重属性的区分,在理论上有利于清晰定位中国地方人大的制度坐标,在现实中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我国地方人大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与完善路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监督机制是我国最具权威、最高层次的监督机制。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地方人大监督机制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是目前我国地方人大监督机制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面临着很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对此,应当正确认识和理顺党的领导与人大监督的关系;提高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对地方人大监督机制的认识;加强地方人大自身的建设。     

以程序规范权力推动湖南省地方政府行政改革

通过实证研究分析湖南省行政程序政策制定路径与实施效果,发现其基本模式是政治动员,通过政治动员推动政策制定与政策实施;《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作用是通过规范行政程序推动当地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种新的行政改革路径和改革模式。该政策的实施正向效果非常明显,值得肯定。通过政治动员模式制定和执行政策有许多优势,但也容易政随人走,如何使以程序规范权力的立法精神及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较少依赖脱离政治家而得以持续,需要进行更高层面的立法支持,进行地方人大立法甚至全国性立法十分必要。     

人大立法信息公开的思考

人大立法公开是我国政务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我国立法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人大立法将更加注重科学化、民主化的新形势下,加强立法公开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结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近年来在加强立法公开方面的实践,就人大立法公开的理念、制度、内容、形式等,进行初步思考和研究,以期引起更多关注,共同推动人大立法工作.     

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破解地方政府“民生难题”的制度创新

作为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性议题，民生问题是中国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和首要解决的重大课题。由于长期以来，民生问题主要由政府自己定自己办，特别是政府与群众在视角上的差异等因素，地方政府在解决民生问题时往往面临“政府决策与群众需求相脱节”“有限资源如何合理配置”“项目推行难”等难题。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是浙江省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民生项目的制定引入人大制度轨道，通过多主体参与来解决民生难题的实践创新机制。它通过民意聚合机制、民主决策机制和监督评估机制，分别实现了决策与民意、协商与票决、监督与助推的结合，并发挥了推进地方政府民主决策、确保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保障民生项目有效落实、发挥地方人大职能作用和构建地方新型治理格局等五种基本功能，成为当代中国地方人大破解民生难题、发挥代表职能和优化地方治理的一种制度创新。     

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问题探讨

我国的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科学涵义、法律特征和重要地位。地方公共权力的配置体制、运行机制和政治生态文化是地方人大难以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主要原因。提高地方党委执政能力,使地方人大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具有紧迫性。改革地方领导体制,以便确保地方人大具有作出重大事项决定的权力、动力和能力。     

从讨论到辩论:我国人大立法审议机制的完善

立法辩论和立法讨论作为法案审议的两种机制,有必要结合理论和实践对二者进行界分。受传统观念、苏联模式和对代议制认识不足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大立法审议采用的是讨论机制,这种机制不利于立法质量的提高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新。完善我国人大立法审议机制的途径之一在于实现由讨论到辩论的转换,推动立法辩论的法制化、常态化、充分化和有序化。     

政治沟通视角下的地方治理——地方政府沟通指数的测算与分析

政治沟通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但在治理评估研究中却长期被忽视。地方政府沟通指数将政治沟通纳入地方治理评估过程,以"平台—政府—民众"为框架构建指标体系,以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实现对各级地方政府沟通水平的测算和排名。从测算结果看,当前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与民众在不同层面上开展沟通,但呈现较为明显的不均衡、不充分特点。作为衡量地方政府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指标,地方政府沟通指数不同程度地受到地理条件、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政治资源配置等因素影响。通过构建和测算地方政府沟通指数,既可为我国的地方治理评估引入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也对提升地方政府沟通能力具有启示意义。     

地方立法民主发展的实证分析--以深圳市人大立法听证规则及其运行过程为分析对象

立法听证是我国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的一项新的制度安排 ,这一制度实践在最近五年来地方人大的立法活动中普遍展开。决定地方人大立法听证质量的关键因素是立法听证规则及其操作过程。相较之下 ,深圳的听证实践走在全国的前列 ,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模式 ,并具有一定的经验意义。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方立法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地方立法之间有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地方立法可以通过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个中间环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认真对待地方立法的政治属性,有助于处理好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中央权威与发挥地方立法的创造性、自主性之间的关系。认真对待地方立法的法律属性,有助于强化地方立法的法理基础与法治意识。兼顾政治性与法律性的地方立法,是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进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当代西方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实践发展及其启示

当代西方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兴起与西方地方自治传统、地方分权改革和公民治理模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关系。近年来,西方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实践路径在宏观上体现为地方治理结构的调整,在中观上体现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发展,在微观的操作和实施上体现为公民参与形式的灵活多样。借鉴西方的实践,推动我国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取得新的发展,同样可以从治理结构的调整、参与的制度化和形式多样化着手进行改进。     

实现权力与利益的整合提高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

加强对权力和利益的整合,实现权力共享与利益的分享,提高地方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行政能力和管理水平,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地方政府应面对利益多元化的现实,建立整合利益关系与权力共享机制,发展多元的社会结构,使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由单中心的治理模式向网络综合治理转变,从而提高地方政府行政能力,建立健全以利益协调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平衡、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     

地方人大特定问题调查权研究

特定问题调查权是宪法、地方组织法、监督法等法律赋予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的刚性职权.依法启动和运用这项权力,是转变人大监督工作弱化局面、强化人大监督职能所必要和急需的条件.从现实来看,特定问题调查权的行使还跟不上人大监督的实践需求.忽视这项权力的功能,已成为人大监督制度之软肋.如何在现有法律条文的框架内,在监督实践中有效启动、行使特定问题调查权,考验着地方各级人大及工作者的智慧和勇气.我们应从纠正对特定问题调查权的认识偏差、完善和细化法律法规增强其可操作性、准确界定特定问题的范围、明确调查权限和时限、增强特定问题调查的公开性和实效性、完善与其他监督方式的协调机制等方面,构建起完善的特定问题调查制度.     

美国地方政府治理及对深圳的启示

一、美国地方政府治理现状及其特点 美国有三级政府,除联邦和州之外的所有政府都被称为地方政府,而三级政府均没有行政隶属关系。＂百衲被（crazy-quilt）＂是对美国地方政府治理体系的形象概括（形容其多样性和复杂性）,其主要基于以下理念：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由于人们的价值偏好不同,人们对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数量需求也各不相同,为了尽可能满足不同公民的不同消费需求,应该允许他们选择能满足其消费偏好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     

对中国府际治理的现状分析与思索

府际治理是指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治理网络。在转型时期,中国政府面临着权责分割、管理层级与管理幅度机械设置等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研究为我国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的行政改革提供路径选择。     

地方试验主义治理的合法性分析

地方试验主义治理一旦进入主权国家领域,会将深刻影响国家治理模式中主体、客体、运行机制之间的动态关系,因而地方试验权的运转必须接受合法性的检验。在不能直接通过宪法确立其合法性的情况下,往往采用复合性的标准,包括对最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尊重性、自身发展的自洽性和可持续性、与政治社会环境的整体协调性。以此标准评判我国地方试验治理实践,可以分别对有关的措施给出不同的评价,在本质、内容和框架上是否符合合法性的要求。在实际操作中,做到区分改革领域、尊重改革的一体性、考虑地区差异、尊重治理规律,可以助力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地方试验治理实践。     

网络世界的合作治理:服务型政府的选择——以南京市的调查为例

网络世界随着中国民主治理改革的深入发展,利益结构不断分化,公民意识觉醒,民主程度日益加深,加强网络世界合作治理和网络公共服务职能将成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课题。为此我国各地展开了网络世界服务型政府治理的实践探索。本文以南京市服务型政府治理的实证调查为研究个案,对网络世界地方服务型政府治理之实践现状进行考察。通过研究分析,发现网络世界地方服务型政府治理实践与居民的社区志愿参与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由此,应根据网络世界地方服务型政府应有的治理特征和价值取向,针对我国网络世界地方服务型政府治理实践存在的问题,培育居民对地方服务型政府的信任感和亲切感,不断促进网络世界居民社区志愿参与和志愿精神的孕育与成长。     

论我国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之间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中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地方立法和国家立法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一方面,国家立法对地方立法起着指导和依据作用,地方立法总体上从属于国家立法,执行着国家立法;另一方面,地方立法又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相对独立于国家立法。正确认识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关系,有利于中国法制体系的整体发展,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有利于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论WTO规则框架下的地方立法

地方立法是国家立法的补充和延伸，是连接国家立法与法律实施的关键一环。我国加入WTO以后，WTO规则已成为地方立法的重要依据之一。地方立法不仅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而且必须在充分反映本地实际需要的同时，信守我国政府承诺，符合WTO规则的基本要求。因此，WTO规则框架下的地方立法将是一种开放式的立法，立法者必须认真研究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     

全球化条件下西部大开发中的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地方治理作为当代多层治理结构中有机组成部分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地方政府在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就要求地方政府顺应地方治理发展的模式———强调以分权化为主导的地方权力和自主管理能力,构建公民广泛参与的多元化管理主体,发展管理导向社会化、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地方治理的实践,提高西部地方政府效能和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促进西部大开发的发展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