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力的人生三步曲

如果要想从一位普通人物身上去寻找中国自文革以来的历史变迁的轨迹,徐家力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从童年到大学再到下海,徐家力的三步曲恰合了三个新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文革、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南巡     

一名老公安记忆中的“文革”爆炸案

转眼间“文革”已经结束30年了,“文革”中人们经历了精神的痛苦与人性的扭曲。如今那些烙印“文革”时代的痕迹离人们已渐渐远去,如梦如烟。凡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有一番亲身的感受和感慨。58岁的山东省蓬莱市公安局老民警刘铁成在即将离开公安岗位之时,向我们讲述了“文革”时代,他在公安战线所见所闻的公安执法环境和他所经办的记忆犹新的案件     

方寸之间天地宽

我与邮票结缘于40多年前,那是"文革"期间,穷学生,没有钱,那个年代没有更多可供收藏的物品,自己也没有刻意收藏的意识,只是从接触到的东西中寻找喜欢的保留下来。1968年,我作为知青下放到农村,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没有书读、没有电影看,寂莫孤独中唯一企盼的就是家书。家人在邮电局工作,给我的信中夹     

邓小平对“文革”的纠正和总结浅析

"文化大革命"过去已经整整31年了,从它结束开始,如何正确地评述这段历史,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重要课题。作为新时期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文革"中和"文革"后的许多讲话和文章中,都对"文革"作了多方面的纠正和总结,并且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促使党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本文将对邓小平的这些思想进行归纳和梳理。     

告别历史阴霾与自己和解

当年的“红卫兵”温庆福，曾投书本报向“文革”期间被他带人抄过家的长沙一中张琼英老师致歉。不久，温的道歉信得到了张琼英老师及其子女的回应，“温老师，您可放下这份愧疚了”。这一事件经本报报道和其他媒体跟踪报道后，多家门户网站转载，引起了热烈反响。     

文人心中的巴金

巴金在中国文人心中,是怎样一个形象?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作家、评论家,或接受记者采访,或撰文,或在会中表述。今天,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离世。但是,他们真切的话语留在记者的笔记本中。二十世纪的良心曹禺:你是文学巨人,高举火炬照亮人心。你是光,你是热,你是二十世纪的良心。冯骥才:由《家》到《随想录》,他一直是社会良心的象征。作家是生活的良心。它纯洁、正直、敏感,且具先觉性。在封建迷雾笼罩世人时,他呼唤着觉醒的青年一代从令人窒息的封建之“家”冲出去;当文革暴力刚刚灰飞烟灭时,他不是跳出苦难开怀大笑,而是紧皱眉头,拿起世…     

河北省犯罪趋势和原因试析

建国以来发案变化主要情祝 根据河北省历年的统计资料,除去建国初期的两三年外,五、六十年代的其余17年中有11年发案在几千起,发案最低的1958年只4937起,有6年发案逾万起。五十年代发案最高年份的1953年为19990起,六十年代最高年份的1961年为13414起。如果从“文革”十年中看,前5年发案都在八、九千起。后5年发案都在万起以上,其中发案最高的1973年为23162起。所以,“文革”十年发案总的是一种上升的趋势。“文革”后,从1976年     

论新世纪长篇小说“文革”叙述的话语形态

在市场化与消费主义语境中,"文革"历史在可资写作的同时,亦成为了消费娱乐的文化资源。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文革"叙述在书写方式与表达策略上,呈显出鲜明的消费主义话语形态。以"性+革命"作为想象"文革"历史的一种定式,渲染文革时期"性爱奇观";回叙"文革"的青春记忆时,聚焦于重构自由快乐与浪漫纯情的青春镜像,透露出浓郁的怀旧心态;把文革中的日常生活予以"消费编码"和"温情化"处理,亦是对当下小资情调的同步归趋。这种受到市场与消费主义规约的"文革"叙述的话语形态,导致了对历史深度反思的缺失,亦放逐了对苦难与创伤的追问。     

“猴”方连

局长李政仁最喜欢集邮。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时间局里集邮爱好者空前增加,不过绝大多数的水平都很一般,只有耿海是一把好手,他有JT票带版铭的四方连外带一个单枚的全集,文革票和编号票也是新票的全集,另外还出了四本邮书,是好几家报社集邮版的特约记者,在全国集邮圈内都小有名     

卖瞿秋白《多余的话》

瞿秋白留给党和后来人的《多余的话》，我最早是在“文革”中从传单上读过，那时是戴着“叛徒”的有色眼镜读，未多加思索。     

“陈伯达现象”的再思考

叶永烈“文革”作为一场大灾难已经过去，然而“文革”留给人们的反思是无穷尽的。“陈伯达现象”便是值得探索的反思课题之一。     

曹中强：构筑“桥梁”的工程师

曹中强,现任中华商标协会秘书长.在调任中华商标协会工作前,他曾经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下的商标局工作了整整二十一年,跨越了国家商标局从文革的荡劫后重建至今的岁月.     

“文革”与当代先锋写作——先锋作家的文革叙事策略及文学价值

1980年代中期出现的先锋小说,其"文革"叙事具有明显区别于此前小说的叙事策略和精神指向。先锋小说主题层面不再是印证、附和主流话语规范,不再以揭露和批判为价值旨归。在叙事策略上,作为大历史和故事主要情节的文革,逐步过渡为小说的背景或荒诞变形的历史,文革由写实转向心理化、寓言化和象征化。在价值意义上,先锋作家的叙述重心与叙述意图落在对特定历史背景下人的文革创伤心理与精神困境的深度开掘上,通过荒诞狂欢的语词与隐喻多义的文本,建构了一代人真实的文化记忆与心理创伤。     

陌生的民主

我出生于1950年代,思想观念形成期正好赶上文革。众所周知,那是一个只有从书本上认识民主的时代。至于什么叫真正的民主,我们是缺乏感性认识的。实事求是地说,青年时代的我们,乃是凭借人性本能与切身利益在呼唤民主,但由于从未实际走近民主,我们确实不认识什么叫民主。从书本上     

危机之源

从"文革"说起如果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细细梳理一下,我们不难发现,十年"文革"动乱对诚信的破坏力非常大。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中,不少人信奉"谣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所谓"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谬论扰乱了人们的思想。而当时的社会现实就是这样:说假话者飞黄腾达(如康生等),讲真话者人头落地(如张志新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为了打倒某一个人,随时可以炮制假材料,无中生有、栽赃诬陷、颠倒黑白、凭空捏造罪名,连国家主席都未能幸免。     

西方法治精神和中国法治之路

<正> 法治精神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核心层的精神。西方社会的发展与法治精神休戚相关。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是人治精神一贯到底。中国古代法家的“以法治国”’、“垂法而治”不是体现民主精神的法治观念,而是专制制度下把法律作为统治工具,仅仅区别于儒家学说的一种思想体系。社会主义的中国发生极端专制的“文革”决非偶然,这种“文革”,西方不可能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缺乏法治精神传统的国度里寻找法治之路,需要我们的理论家拿出无畏的批判精神,需要我们的政治实践家的远见卓识。没有怀疑和批判,便不会有争鸣;没有观念的革命,便没有法治意识、法治环境。中国的法治不是一般意义的工程。它的目标既是制度的,也是意识的。这个工程要达到规模效应,首要的是精神的革命。     

邓小平为吴宓教授

吴宓预测自己一生分为三个28年,从留美远学到卷入政治旋涡文革初期,批邓运动方酣,吴宓再次预测风雨过后,邓小平将重登政治舞台本文讲述学贯中西的国际知名学者吴宓与邓小平之间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对巴金最好的告慰

现在,我们已有条件从党和国家制度层面上来冷静地作全面的深刻的历史反思和总结了。我以为,对“文革”作历史性的深刻全面反思,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这才是我们对巴金最好的告慰!     

严惩大贪污犯赵锡善

一九八五年元月,贪污“文革查抄物资”折价达十万元之巨的罪犯赵锡善受到了法律最严厉的惩罚。 赵锡善,男,五十七岁,原是天津市和平区体育馆街办事处党员干部。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年十月间,赵锡善利用在和平区体育馆街办事处经管“文革查抄物资”落实政策工作     

我为“文革”遗案做无罪辩护

中国政法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和他的博士生担当辩护人,成功地使一起35年前发生的“文革”遗留案件改判,蒙冤的当事人终于获得“清白”。在这个过程中,博士也深深体会到“文革”的非法制状态对人性的扼杀是多么悲哀和法制日益完善是多么令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