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枉如何周正:儿童虐待入刑热议后的冷思考——兼论儿童虐待预防和应对体系的构建

长期以来,由于资金、制度缺位和认识偏差等原因,我国儿童虐待防控工作仍然落后,作为最后防线的司法保护更是有着很大空白.例如,在著名的温岭虐童案件中,由于达不到《刑法》意义上的故意伤害标准,施虐者被以寻衅滋事罪立案,虽各方竭力寻找法律上入罪的合理性,但最后只能用民事赔偿和退出刑事程序的方式结案.在一场全民“虐待儿童罪”入刑的呼声下,我们必须冷静审视和对待儿童虐待这个社会问题.     

虐待儿童入刑问题刍议

二十世纪以来,儿童权利保护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迅速发展,各国对于虐待儿童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我国,预防虐待儿童事业还处于初期时段,目前尚没有一部保护受虐儿童的专门政策性文件,分散在宪法、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刑法中的相关法律规定相对较为原则,不仅操作性差、约束力弱,而且存在法律监管盲区。因此,我国刑法应当尽快增设独立的虐待儿童罪罪名,放宽虐待儿童的入罪标准,将没有造成死伤但是性质恶劣的虐童行为予以犯罪化并纳入公诉案件受案范围,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增设“虐待儿童罪”的立法思 考简

本文对虐待儿童问题的社会热点进行了思考,结合我国现状,论证了增设虐待儿童罪的丛要性,提出了虐待儿童罪的概念、构成要件及刑事责任,并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以期对正确处理虐待儿童问题有所裨益.     

增设“虐待儿童罪”的立法思考

本文对虐待儿童问题的社会热点进行了思考,结合我国现状,论证了增设虐待儿童罪的必要性,提出了虐待儿童罪的概念、构成要件及刑事责任,并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以期对正确处理虐待儿童问题有所裨益。     

论虐童犯罪的刑法规制

浙江温岭虐童案引发了学界对虐童行为刑法规制问题的思考.儿童身心的稚嫩性、虐待行为对其伤害的潜在性以及不利影响的深远性,类似的虐童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此有必要予以刑法规制.考虑到罪名的逻辑结构,以及为体现对儿童的特别保护精神,增设虐童罪是一种更为合理的选择.     

虐童行为的类型分析及刑法规制

鉴于虐童行为的复杂性，对虐童行为有必要从伤害的类型和侵害主体与被虐儿童的关系的不同视角进行类型分析。在现行刑法的规定面前，对幼师之类非家庭成员虐童但危害结果未达到轻伤害以上的行为，按寻衅滋事罪或侮辱罪定罪处罚都存在解释上难以跨越的障碍，只能按无罪处理。通过立法修改将幼师之类的情节严重的虐童行为入罪化确有必要。针对我国现行刑法对虐童行为规制存在的不足，借鉴域外立法经验，有必要单独增设虐待儿童罪。     

虐待动物行为的法律分层治理分析

对于虐待动物的行为,大部分人都认为应该增设虐待动物罪进行处罚。通过对有关虐待动物行为和结果的分析,认为虐待动物行为不宜入罪。对于虐待动物这一社会现象不宜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进行处理,而应分清虐待动物所影响到的社会关系种类予以区别对待,并与刑法、行政法、民法协调衔接,实现法律的分层治理。     

虐童行为刑法规制初探

频发的虐童事件不断冲击着社会公众的视野，如何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儿童这一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如何对虐童行为进行有效的处罚和治理．是一个亟需探讨的问题。虐童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应当将其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之内。但是。在现有的刑法体系之下。对于虐童行为的规制，仅仅需要扩大“虐待罪”的主体适用范围即可。并不需要单独设立一个“虐童罪”。这是因为：其一．类似于“浙江温岭幼师虐童案”的虐童行为更符合虐待罪的特征；其二。扩大虐待罪的主体适用范围，而非增设虐童罪，更有利于维护刑法的稳定性和刑法体系的完整性。     

矿产资源犯罪刑事立法完善的思考

矿产资源犯罪屡禁不止，危害严重，应加大刑法打击力度，完善现有刑罚。放宽非法采矿罪和破坏性采矿罪的入罪条件，简化矿产资源破坏价值认定程序，加重刑罚，增设资格刑的适用。     

“药儿”行为的定性及规制反思

西安“药儿园”事件不仅反映了我国儿童保护、药品监管制度存有漏洞，也暴露出公安机关对该事件定性不准，有类推适用非法行医罪的嫌疑。“药儿”行为不符合非法行医罪的犯罪构成，应属于虐待儿童健康的行为。目前，我国刑法针对儿童保护方面存在缺陷。为此，可修正刑法中的虐待罪，引入日本暴行罪，或者创设虐待儿童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