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社会转型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晕眩反应与规范需求要求从理论和现实两个角度重新审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向市场经济转型 ,既要求充分重视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又必须强调道德在整合社会中的功效。而德法并用治国方略的提出既有中国传统政治的渊源 ,又是世界范围内现实政治发展的要求。     

中国传统法律文明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时代借鉴

中国传统法律文明具有鲜明的特色:法制目标上强调"立善法"与国家兴衰的辩证统一;法制体系上自成一派,以律典为核心,又有多种法律形式并存;制度内容上体现出创新性与传承性的辩证统一;推崇礼法并用,刑事法与职官法发达;坚持人本思想,严格审慎的法律适用。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法律智慧和制度成就,值得当代挖掘和传承、择善而用,其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借鉴在于:重视立法质量,追求良法与善治的有机结合;吸收古代法律体系建构的优势,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制体系;崇尚礼法并用,发挥德法共治的治理效能,完善对公职人员的立体化监督体系;传承人本思想,追求和谐共存共处的法制文化。     

礼法合治——传统文化中“德治”与“法治”的发展

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从周朝"德"的启蒙开始,各朝各代君主为了实现长治久安,各有各的治道,最终汉唐时期德治与法治推向了礼法合治。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德治与法治的演变入手,取其精华,为当今社会合理运行机制所用。要靠"以德助法"、"以法弘德"相生相长方式,促进依法治国、礼法合治为建设中国特色法治社会提供重要借鉴。     

论法治的超法律原理——兼论江泽民德法并举的治国思想

法治作为有价值有目的的观念,关注着超越于法律之上的道德价值。作为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法治所蕴含的道德价值,体现在对社会主体自由、平等和安全等基本权利的保障之中。江泽民德法并举的治国思想超越了我国传统“法治”和“德治”的治国理念,深刻揭示出我国法治建设必须坚持德法并举的治国思想。     

关于德法兼治管理视角下大学治理的思考

德法并重,实现德法兼治的大学,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治国方略在高校内部的深化与体现,更是现代大学的时代呼唤。通过构建具有法制精神和道德体系的现代大学制度,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实现德法兼治的大学。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丰富,且被深深地打上了儒家文化的烙印,"礼法结合"就是其中最典型的表现之一."礼法结合"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德主刑辅"、"情理法通"和"追求和谐"等方面,其中不乏对现代法治建设产生重大作用的"人情"、"和谐"等因素.     

原生、再生和新生:法治中国的文化进路——以传统法律文化为视角

在法治中国文化进路上,传统法律文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传统法律文化是法治中国时空坐标的逻辑原点,是法治中国进程的内源动力。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德主刑辅、礼法并用、仁政思想、民本情怀、天人合一、和谐大同等思想铸就了法治中国的文化品格。从"德治"到"法治":宪法法律至上中融入"德主刑辅";从"民本"到"人本":主权在民的背景上坚持"以人为本";从"吏良"到"善治":制约政府权力的基础上坚持"为政以德"开启了传统法律文化返本开新式的转换路径。     

“法”“德”相济国方兴

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在"依法治国"的同时,实行"以德治国",这是在总结历史和国内外治国经验基础上得出的科学论断.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伦理传统的社会里,法律和道德都是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手段.在实行依法治国时代,不仅不能因为强调法律的地位而忽视道德的地位,而且还要善于通过法与道德的互补功能来完成法律向人们的自觉行动的转化.     

传统无讼法律观的历史功能和当代价值

传统无讼法律观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在中国法制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传统社会中,这种法律观念在维护经济秩序、缓和社会矛盾、降低诉讼成本等方面,发挥过重要的社会功能.在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它所包含的主张礼法并用、强调道德教化、注重纠纷调解等合理因素,对摒弃"法律万能主义"倾向、预防犯罪、节约司法成本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我们应该对其进行科学分析,吸取其精华,加以继承利用.     

“传统德治”与“现代法治”二重性及其统一

对于治国理政,无论是"传统德治""现代法治",亦或是二者的相互融合,在历史和现实中都表现出了独特的显著作用。由于传统德治在较长历史中施行"德主刑辅""以上率下""家族自治"等治理范式,以致"德法依存""德法背离"矛盾性共生共存。在当前治国理政实践中,依然需要"德法统一"或"德法互动"的治理方式,这也是落实"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生动体现。梳理及认清"传统德治"与"现代法治"二重性及其相统一的问题,探寻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历史与思想根源及具体的实践路径,有助于推进和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貌离而神合:中国传统"礼治"与西方近代"法治"在法学价值上的契合

“礼治”是自西汉武帝之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基本治国方式,其主要特征是强调“德主刑辅”、“明德慎罚”和“礼法并用”。在一定程度上,“礼治”表现出尊重人的主体性及人的生命的人文主义特征和某种近代刑法原则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开明君主时期的“礼治”,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法治”。“法治”在中国历史上不仅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减轻民众痛苦、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积极作用,而且因自身治国理政和刑制的独特优势在人类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对礼治与德政的历史反思

不少文章将传统的“礼治”、“德治”归结为“人治”论,在批判“人治”的声浪中,否定了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积极因素。其实,德治要求的是“以德政治国”;而“礼治”更涵盖着“礼制”、“礼法”、“礼仪”、“礼貌”、“礼器”、“礼教”等不同层面的丰富内容,其“礼法”一层又包括刑名、法律、条例、禁令等。在这里,礼、法、刑、制等,原是统一的东西,都服务于“治”。论者离开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实际,片面解释德治、礼治问题,实在是一种人为的误解,应予澄清。     

传承与超越:新时代德法共治视域下的离监探亲制度探究

德法共治在中国社会有着深厚历史渊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监探亲制度的出台,正是对这一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本文梳理古代"纵囚归狱"制度的缘起与脉络,探寻其对今日制度建设之借鉴,分析新时代离监探亲制度的现状,最后在德法共治视域下对离监探亲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出相应的建议。     

江泽民“以德治国“思想研究综述

"以德治国"思想是治国方略的创新和完善,德法并举方可长治久安;"以德治国"与现代法治相结合,有着与传统德治根本区别的科学内涵;实施"以德治国"方略,要完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立健全社会运行机制;以德治校要求教师以德修己,以德育人.     

“以德治国”策略与中国政治文化

“以德治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是对治国方略的完善和创新。法律和道德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 ,但守法和守德的心理机制和心理报偿有很大不同 ,对于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来说 ,法律治“表”,道德治“本”也治“表”,只有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才能真正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中国政治文化决策的新发展。     

现实道德理性化的趋势及特点

本文从中国社会在转型时期，社会道德发生的巨大变化来说明现实道德表现出的日益理性化的发展趋势。剖析了现实道德日益理性化的发展趋势及重要特点即改造传统文化弘扬传统道德的现代价值；道德重建，重在吸收和创新；把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相结合，充分发挥法律的保障作用；注重社会实际，探索道德建设现代化的路子     

治国方略:中国古今德治与法治之比较

在世纪之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在依法治国的同时要以德治国,选择了德法并重的治国方略。很多人甚至部分学者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误解,把这一方略看作是向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回归,从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错误思想。如果不澄清各种错误思想,明确划分传统德治与法治和现代德治与法治之间的区别,将会严重影响德法并重的治国思想在中国的贯彻和实施。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中外治国经验研究

文章分析了我国古代及当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德法兼治的治国理念及经验总结,认为我国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理念,既是对中外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又在本质和内容上不同于过去的模式.     

农村法治建设之观念阻却:法律信仰危机

法律信仰是主体心理状态的上乘境界,是实现法治的内驱力,对法治化进程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我国农村的法治化过程中,主体法律信仰危机严重阻碍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度。法律信仰危机,是因为人治传统、法律制度、司法及礼法传统等多种因素导致的。法律信仰的培植是当前农村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试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的几个问题

以德治国,是党中央治国方略的重要思想,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并不是否定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地位,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以德治国的正确实施能够促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是一种他律与自律的关系,个体的道德自律是法律他律的基础.以德治国的出发点在于解决市场快速发展与滞后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尖锐矛盾造成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兼治民德与官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