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刑法“比附类推”制度的发展与“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最终确立

我国比附类推制度可追溯于周代,随后各朝代均推行运用,但不同程度作了限制。新中国1979年制定的刑法也规定了类推制度,但1997年刑法修订时废除了这一制度,正式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虽然比附类推制度被废除,但这一思想仍然会影响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     

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类推制度水火不容吗

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类推制度是不同层级上的两个概念,从实证主义、刑法的机能以及我国刑法中犯罪的定义来看,两者都不是水火不容的关系。＂法律类推制度必然导致罪刑擅断＂、＂与法律类推之害相较,宁取罪行法定之害＂、＂类推解释损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侵犯国民自由＂这几种观点都有失偏颇。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类推制度各有优势与不足,在刑罚适用过程中,应该能够使两者实现优势互补,并最大限度地克服两者的缺陷,从而使刑法的保障机能与保护机能得到充分发挥。     

类推制度的合理性及其在我国的衰落与重建

类推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主要包括弥补法律漏洞和维护国家、社会利益。我国1997年《刑法》取消了有关类推制度的规定,其原因主要是对司法擅断的防范及认为其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我国重建类推制度是基于完善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内容的必要和规制类推实践的必要。在重建类推制度时应注意处理好其同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和其价值取向的调和,重建的类推制度的内容涉及适用主体、条件和程序。     

论我国刑法中的类推制度

虽然我国97年刑法废除了类推制度,但对此制度的讨论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还可能继续下去。笔者认为,类推制度不但有其存在的理论依据,还有存在的实践依据。也就是说,只有充分发挥类推制度的积极作用,将罪刑法定和类推制度有机结合,发挥各自的优点,真正实现刑法的价值。     

罪刑法定与类推的博弈——从一起审判案例谈起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罪刑法定原则还远未得到全面、有效的贯彻。尽管类推制度阻碍法治的发展,不利于保障人权,但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观念下,人们还是有意无意地适用类推。如何把握罪刑法定,避免有罪类推,是摆在司法人员面前的重大课题。     

刑法的权利保障机能优先──罪刑法定原则确立的必然性分析

刑法的权利保障机能优先──罪刑法定原则确立的必然性分析蔡道通，黄东平罪刑法定主义思想及其罪刑法定原则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西方现代成文法国家刑法明确的基本原则，并且派生出排斥类推、刑法不溯及既往等规定。它以保障人的自由、尊严和平等作为其价值取向...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人权保障

罪刑法定原则是保障人权国际原则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997年我国修订后的《刑法》从完善我国刑事法治、保障人权的需要出发 ,在第 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并废止了类推制度 ,成为我国刑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文章重点阐述了四个方面问题 :国际人权公约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从国内法向国际法原则的演进及其意义 ,我国刑事立法司法中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情况 ,履行国际公约义务 ,强化刑法人权保障功能。     

当代国际刑法新潮流与1997年中国刑法

1997年中国刑法包含了一些新原则和新制度,如废除类推、确立罪刑法定原则、规定普遍管辖权原则和单位犯罪,将反革命罪更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些具有时代性和科学性的内容,都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对当代国际刑法潮流的趋附.     

马克昌教授刑法立法思想要览

马克昌教授是新中国刑法制度建构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刑法立法思想主要体现在：在宏观方面，确立了修改刑法的指导思想，厘清了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刑罚化与非刑罚化的关系，确立了刑法立法的观念；针对79年刑法的修改，提出了废除类推、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支持对法人犯罪的立法，主张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建议将保安措施纳入刑法，并强调立足本国，吸收国外经验，改进立法技术；针对97年刑法，他对犯罪停止形态、死刑立法、无期徒刑与有期徒刑立法、社区矫正、缓刑和假释制度的完善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论英美法系上的罪刑法定原则

在我国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之后,对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尤其是犯罪人的人权的观念得到了充分的弘扬。但是,罪刑法定原则本质上就是依法办事,而依法办事的难点在于如何操作。从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制度、陪审团制度和违宪审查制度,可以看出英美法系的罪刑法定原则本质上就是通过一系列制度来保证对刑法的理解只能以老百姓的理性和良心为标准。借鉴英美法系的这一精神及其具体制度有利于真正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     

论中国古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思想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在于保障人权,适用准则是禁止类推,它与“人治”根本相分离。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罪刑法定具有本质上的异质性,我国古代的罪刑法定只是一种思想,并没有上升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而且,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奉行专制体制和人治统治,罪刑法定原则欠缺生长的现实土壤,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思想不可能发展成为罪刑法定原则,也不可能成为保护犯罪人的大宪章。     

中国古代刑法之罪刑法定探微

中国古代刑法有多处可以考证确实存在着罪刑法定,但古代刑法的罪刑法定只是一种思想,尚未形成法律原则。以成文法为载体的古代罪刑法定思想,在君主专制制度的作用和礼刑并用体制的冲击下,未能取得显著的成就,而后被西方的罪刑法定思想所取代。后者成为我国现代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的最主要根源。     

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法保护——以知识产权犯罪司法解释为切入点

根据我国著作权立法中复制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构成,可以认定,“复制发行”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必然是互不包容的两类行为,两高的司法解释将“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视为著作权罪中的“复制发行”行为,属于类推解释。类推解释使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司法解释领域的贯彻面临困境,刑法司法解释应避免类推制度借类推解释还魂的现象。     

建立我国刑事判例制度的理性思考

在借鉴判例制度问题上 ,国内法学界持不同的观点。实际上 ,从刑事判例与罪刑法定和司法解释的关系看 ,引进刑事判例制度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罪刑法定原则所带来的不足 ,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现状 ,可以建立刑事判例—刑事司法解释—刑法这样一个刑法规范的衍生机制。     

试论刑法司法解释的发展趋势

刑法只有经过解释,才能适用于司法实践活动中。具有我国特色的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刑法解释中的一种,从其诞生起一直备受争议。现行刑法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司法解释存在就缺乏法律依据,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更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出罪功能,其应该退出司法实践活动,取而代之的应为司法刑法解释。     

试论刑法司法解释的发展趋势简

刑法只有经过解释,才能适用于司法实践活动中.具有我国特色的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刑法解释中的一种,从其诞生起一直备受争议.现行刑法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司法解释存在就缺乏法律依据,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更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出罪功能,其应该退出司法实践活动,取而代之的应为司法刑法解释.     

从毒品犯罪立法看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与背离

罪刑法定原则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为世界上众多国家推崇、采纳.我国1979年刑法一方面把宪法原则中的罪刑法定精神付诸具体化和实体化;另一方面,虽然没有明文否定罪刑法定,但很多规定与罪刑法定原则公然背离.新刑法虽然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的实际内容,并将其确定为基本原则,但在罪刑法定规则体系的实际构建中则仍然是既贯彻又背离.这在刑法关于毒品犯罪的规定中随处可见.     

刑事政策在刑法解释中的作用空间——兼论刑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在刑事政策纳入刑法教义学和相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刑事政策对于刑法解释起到相当的作用.刑法规范构成要件的解释,应当区分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和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对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而言,刑事政策可以发挥其在刑法解释中价值判断的作用.但是对于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在刑法解释中应当排斥价值判断,对其解释的性质只能是某种事实的追认,即事实判断.在刑法解释过程中,一旦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出现错位,类推解释则会出现,进而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司法中心立场下刑法解释的限度

在司法中心主义立场下，法官是法律适用的主体，法官要完成法律适用活动中对刑法解释限度的把握，需严格以预测可能性和罪刑法定原则为指导，特别是在涉及类推思维与扩大解释时。     

刑法司法解释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背离与解决路径

刑法司法解释或法外立法，或与刑法规范内容相冲突，或背离罪刑法定原则的宗旨。因此，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溯求，转变旧有的刑法司法解释观，防止越权解释，对于罪刑法定原则为指导科学解释刑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