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诠释与话语：社会分析模式比较——以自杀现象为例（下）

实证主义社会学家将"自杀"视为一种纯粹给定的、独立于社会成员个人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性现实",诠释社会学家则将"自杀"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个人的主观意识建构出来的"主观性现实",与它们都不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则将"自杀"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之下、借助于一些特定的话语策略而建构出来的"话语性现实";与此相应,实证主义社会学家们在对"自杀"现象进行研究时总是致力于探究支配着"自杀"现象形成和变化的"客观规律",诠释社会学家们则总是致力于考察导致"自杀"现象产生和变化的那些主观意识,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们则主张致力于探讨人们将一起行为建构为"自杀"现象的那些话语策略及其背后的话语系统。     

从认识论角度浅析现象学到现象社会学中的一个逻辑困境

在胡塞尔建立现象学理论的过程中，“先验自我”和“绝对前提”等概念的提出，成为不同流派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舒茨及舒茨之后的现象社会学家，在批判胡塞尔现象学唯我性局限的基础上，对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从“生活世界”角度理解和诠释社会行为进行了系统探讨。本文试图从认识论角度，先分析胡塞尔现象学形成过程中逻辑困境的产生，再以此为基础，讨论舒茨及舒茨之后的现象社会学家为解决这一困境所作的努力。     

法源概念的本土化重构

法治话语是以塑造法治认同为目标的法学表达。“据法裁判”是司法语境下的法治表征，法律渊源构成“据法裁判”之“法”的来源。因此，确定法律渊源的法源概念，应当被视为塑造“据法裁判”认同的法治话语。任何法治话语都是与特定法秩序相关联的、对特定法治实践的理论概括与反思促进。因应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和中国特色法治话语建构的法源概念，应当以获致法理共识为目标，超越概念争议和功用定义，进而以形成性质定义之方式，有效彰显本土法治价值观，并就我国法治建设的现实问题给出有力回应。在具体构造上，法源概念应以“良法善治”为价值依归，将“效力”作为法源的类型要素而非概念要素，最终生成“包含权威性规范命题的事实”这一法理内涵。     

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

越轨是被社会创造出来的。这并不如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认为越轨发生的原因是出于一些特定的社会情境或社会因素，而是说社会群体通过制定规范使那些不符合此规范的行为成为“越轨”，并通过对规范的实施和执行将“违规者”标签为局外人。以这种观点来看，     

“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成因、功能及价值阐释

“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话语自觉,也为建构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话语体系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索。“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有特定的历史方位、理论语境和现实旨归,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鲜明底色和本质属性;“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依托于政治引领、思想辨析和问题导向,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有助于坚定立场、保持清醒和凝聚共识,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两个大局”“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的深入理解和把握。     

阮玲玉自杀事件的诉讼视角、媒体钩沉及“新女性”形象建构

阮玲玉自杀事件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影坛的大事件,关于其死因的探讨及引发的社会舆论长期存于中国影人的批评研究中,并呈现出多元融合的趋势。阮玲玉与张达民、唐季珊的情感纠葛及其所引起的报刊舆论风波,反映了女性个体名誉遭遇污名化的尴尬,揭示出女明星这一群体的命运浮沉与社会思潮、大众文化、市井心理等之间的深层关联。社会各界通过阮玲玉自杀事件而引发的对于女性意识、女性形象、女性职业等“新女性”建构问题的讨论,揭示出女性、媒介及各方权力之间的多重话语博弈,也是20世纪3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体现。     

论公共行政伦理责任的理性建构与社会建构

公共行政经历了从理性建构到社会建构的行动逻辑演进,这种演进为理解公共行政伦理责任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在理性建构情境下,公共行政伦理更强调对官僚组织忠诚、对制度负责、对上级负责的客观伦理责任,忽视人们的人性需求与价值选择。然而,在动荡的、复杂的、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中,理性建构的伦理责任在处理现实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端必然预示着一场伦理责任的建构革命,社会建构的伦理责任由此产生。该建构重构了主观伦理责任,认为自我的省察、批判性反思、创造伦理对话、参与社会互动、有自治意识、致力于思考、分享信息等都是公共行政的美德。     

经典社会学的历史贡献与局限

经典社会学是西方社会学的最初形态 ,它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儿 ,用吉登斯的话来说 ,是与“现代性”(modernity)共生的现象。经典社会学的产生受到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双重影响 ,而它的断裂及由欧洲传统向美国传统的转变 (所谓“经典社会学”向“现代社会学”的转变 )则与两次世界大战休戚相关。经典社会学不仅为一门新生的学科赢得了话语权利 ,而且为这一学科提供了延续至今的理论范式 ,对当时人类尤其是欧洲文明所遭遇的危机做出了出色的回应。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 ,经典社会学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 :一方面 ,它的不同理论和理论家之间充满矛盾冲突 ;另一方面 ,它在论述社会变迁时又常常求助于某种单一的解释。在 1 8和 1 9世纪的科学革命影响下形成的实证主义 ,既塑造了它的基本品质 ,又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到其健康发展。     

理解含义:理论、话语和国际关系

近年来,语言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逐渐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出现国际关系研究的“语言转向”。这一学术转向的意义在于,它试图探索国际关系中的人和事件如何在语言的作用下被赋予含义,以及这种含义反过来如何影响并建构着国际关系“现实”。符号含义的不固定性、多层性和争议性,不仅挑战了国际关系“知识”中的话语霸权现象,而且提醒人们有必要对国际关系的不同“现实”进行理解,并说明国际政治不仅是竞争物质实力的领域,而且还是争夺话语含义的场所。     

从波兰尼到格兰诺维特:“社会人”对“经济人”假设的反拨与超越——兼议新经济社会学的最新进展

作为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硬核,“经济人”假设从形成起就不断受到“社会人”假设的反拨与挑战,促使经济学理论体系不断调整自己的保护带,推动整个经济学学科理论的发展。波兰尼的“嵌入”理论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是颠覆性的。为后来的学者建构以“社会人”假设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学理论做好了铺垫。格兰诺维特等建立的新经济社会学首先把人视为“社会人”,再考察其置身其内的社会关系和制度空间。进而分析其经济行为的激励因素,对传统的理性选择、效用驱动的经济模型所提出的那些理论进行补充解释甚至是替代解释。这种基于相同研究对象而引起的学科交流和对话已势在必行。     

家庭意识形态理论视角的兴起、演变和启示

法国学者唐瑟洛特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福柯的语言理论相结合运用于家庭分析中,将家庭视为各种强势话语论述的对象,因此,“家庭”这个概念本身充满了论述,包含着一套特定的,由强势者操纵的话语,这套话语规训着家庭成员的言行,使他们自觉服从其背后的权力机制。从这个意义讲,“家庭”不仅仅是一个指代实体的符号,它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将家庭视为意识形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成为一种流行的分析视角,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种趋势——对支配性家庭意识形态进行解构,以及对家庭和性别问题进行交织的意识形态分析。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压缩快进的过程,因而导致中国家庭成为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压迫与解放、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等各种时空话语交叠的产物。家庭/性别意识形态理论为我们理解当前中国家庭中的热点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有助于我们看见这些错综复杂的话语如何塑造中国的家庭样貌和妇女处境。挖掘本土的多元论述,有利于促进中国家庭成员从不良意识形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抗战前后新启蒙思潮的“中国化”转向及运行困境

受特殊运行环境的激发，新启蒙思潮开启了由“西化”向“中国化”的转型尝试。然而，思想启蒙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它满足该国家需要的程度。由于对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救国意义的过分迷恋和畸形阐发，新启蒙思潮没能形成对中国国情的全面把握，其“中国化”话语出现了批判意识与保守情结、“济天下”与“善其身”、文化包容与权威整合、民族觉醒与个性解放等关系的调处困境，最终在继承与超越、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博弈斗争中，左右摇摆、顾此失彼，没能形成对中国化进程的系统推动。当前，“中国化”话语的建构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依托民众主体力量，着眼于现实实践的主题变化，充分激发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超越对旧传统的过分纠葛，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创新前景。     

重温“五一口号”的时代意蕴

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5周年,从“破立并举”的角度看,一方面需要对美西方所谓“民主”“政党”定义、标准与话语进行解构,防止西方的政治话语忽悠,另一方面也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快建设更能引领时代和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方向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型政党制度评价标准,助力建构中国话语权。同时,站在未来看现在,发挥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过不了“科技关”则过不了“时代关”,对于民主党派而言,民主党派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思维和技术的领先性、成熟度,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民主党派履行基本职能的实效。     

作为知识社会学个案的我国“法律文化”研究

学界在谈论法律文化研究在我国兴起的原因之时,多将其归咎于国外法律文化研究的引入,这固然不错,但笔者以为,恐怕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现实需求使然;法律文化研究在我国的出现,是基于特定“社会居所”的现实欲求和历史思索以及学术共同体内部渴望打破旧有研究格局的需要等多重诱因作用的结果,国外法律文化研究的传入,某种意义上仅仅是开放了法学界希望从更为广阔的角度来理解和解说法律实践的特定接受趋向,同时赋予国内的法律文化研究一种“学术合法性的追认”,并未产生太大实质性学术影响。     

“模糊性治理”的理论系谱及其诠释：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

无论是就公共管理的“约束条件”、“治理机制”抑或“行动策略”等而言，皆存在明显的刻意或无意的模糊性；影响到政府治理实践的各个环节（譬如决纂、执行与评估）与维度（譬如环境、制度、组织、机制与主体）。所谓“模糊性治理”（Ambiguous Governing）是指当政府面对困境性的（譬如政策方案不成熟）、可争议性的政策议题，或者为应对价值或伦理上的两难情形，在治理机制、政策工具或行动策略上表现出来的具有“诠释灵活性”、“模棱两可”、“态度暧昧”、“不连贯性”或“不一致性”等特性的公共管理模式。在政府治理实践中，“模糊性治理”是一种惯常的现象；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和考察公共管理的大理论。在法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学界曾就“模糊性及其对政府治理的影响”进行过较多研究。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其理论系谱，以建构符合本土实践且同国际学界接轨的模糊性治理理论。     

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的新进展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西方公共政策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面反思和拓展的阶段。在这一时期 ,学者们首先澄清了公共政策研究“混沌”的现实 ,致力于整合分裂的公共政策研究局面。在这个基础上 ,学者们致力于拓展政策过程理论的研究 ,提出了新的政策过程模型。而关于公共政策子系统和政策网络的系列研究 ,则致力于打破过程阶段论的窠臼 ,把行为者和网络的视角嵌入到政策过程的研究之中 ,表明近 2 0年来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焦点向动态层面的转移     

当代世界历史视阈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当代世界民族理论中,汤姆·奈恩、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等英国新左派学者认为,民族是被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体的历史情势“发明”出来的,情势不同,“发明”的机制也有所不同。这一民族观念是西方的,也是世界的。以此视角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提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得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伟大历史成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提出并能够超越传统苏联民族理论的世界历史根基;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当代建构是全体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解决现代化产生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经济基础;高度重视共同体成员身份认同,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工作;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系统性的伟大国家工程。     

乡村问题如何“惊扰”了中国社会科学——以社会学、人类学与乡村问题之间互动关系为例的分析

乡村现实问题和有关乡村研究的理论问题，共同组成了吸引学者们关注、思考乡村社会的基本动因。学者们要么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而参与到对乡村的研究之中，要么由于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的一块“巨大的存在”而使诸门社会科学理论与思考不得不将之纳入考察范围。这些“问题”对有着自身边界的社会科学具体学科而言无疑是一种“惊扰”，这种“惊扰”既表明了中国社会科学诸门学科在当今中国的一些尴尬处境，也表明了包括乡村问题在内的中国社会实践对于中国社会科学诸门学科的需求和期待，期待它们呼应并解答这些问题。因而考察乡村问题与一些社会科学具体学科之间的互动或“纠结”关系，分析乡村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这些“惊扰”，可使我们对中国学术的当下使命有更加具体的认识。     

意义、价值与暴力性私力救济的发生——基于对行动的主观维度考察

人们的行动不是基于单纯的手段-目的理性,也不会完全受到结构性约束之摆布。通过对纳西族社会中发生的“殉情”历史事件、彝族的“死给”制度等个案考察,将表明暴力性私力救济的发生不仅和规则、资源、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等社会的客观维度有关联,它还与人们关于生活意义的思考、信仰和价值等主观方面有关系。人们的信仰、价值、意义追寻促成了暴力性私力救济。暴力性私力救济不能完全被消除,只能被限制和减少。但是,治理暴力性私力救济不能从强制改变人们的主观信念入手,只能着手于制度建构,消除引发暴力性私力救济客观因素。     

在上帝与虚无之间——黑格尔的苦恼意识及其现代变式

黑格尔将自我意识视为精神现象发展的转折点,而苦恼意识则是自我意识的完成,它完整地展示出人类所有精神形态的基本辩证结构。近代以来,围绕哲学与科学、知识与信仰、理性与虚无的争论无不源自自我意识这种令人“苦恼”或“不幸”的辩证结构。认识到这种结构就是人的根本的生存状态、存在状态,这不但是人追求自由和幸福、克服虚无主义的起点,也是人的使命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