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成为国家治理新单元的进路探析

城市群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是重要的地域空间单元,对区域协调发展和国家有效治理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以往实践和研究中过于聚焦在城市、区县、社区和村庄等治理单元,这不利于应对日益复杂的治理难题。城市群弱行政约束力、复合功能和弹性边界等特质使其能够弥补基本治理单元的不足,是实现国家有效治理必不可少的中间层级单元。对此,应从权力、功能和边界三个方面完善城市群建设,使其成为国家治理的新单元。     

城市社区治理社会化的要素嵌入与整体性建构——基于“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案例分析

社区治理社会化是多种社会性要素协同共生的过程。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参与的主动性和自主性不断增强,原有的行政化社区治理模式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社区治理社会化已然成为我国城市基层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突出表现为社区治理主体、制度、资源以及技术等要素的社会化,这一组社会性要素相辅相成、相互联系,以不同组成形式嵌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全过程。本文以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为资料来源,通过构建城市社区治理社会化要素嵌入的分析框架,发现在各种社会性要素持续嵌入的过程中,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在取得共治格局初步形成、制度体系日渐完善、资源整合日益丰富、信息技术日臻成熟等一系列显著成效的同时,仍然面临权力、资源、信息等基层社会治理要素碎片化的问题。未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需要继续加强与社会力量的协同,将各类主体和各种要素纳入城市基层社会整体性治理的框架之中,进一步推动社区公共性成长、自主性发育、参与性提升和共享性实现。     

广西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成效与启示

正面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新要求,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仍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2000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全面推进社区建设工作,充分利用社会变革、城市转型的重要契机,积极探索城市社区治理新模式,为破解社区治理难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找准政府在推动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位置如何处理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关系,是当前中国社区治理的一个难题。在推进社区治理创新中,广西很好地破     

关于深耕地方文化推进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对策建议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基层社会的意涵体现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将更多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到基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深刻调整转型的动态化进程决定了基层治理单元的重组变迁仍将处于持续的动态调适中。居民的社会需求与社交网络日渐远离以血缘、业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居民自治体系与协作机制的构建缺乏共同体身份意义与治理功能。文化的意义在于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价值,地方文化的梳理整合是身份认同的过程,基层社会的存量文化资源与下沉的增量治理资源需要优化配置,与基层社会实现有效对接,在交互合作中,形成一套“拉得出来、顶得上去”的文化机制体系。     

法治护航社区治理--社区治理离不开法

社区是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随着“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城市管理体系的不断健全区、街道、居民区三级党组织和相关政府部门有力地把握着城市治理的节奏。社区是群众安居乐业的家园，是各类社会组织活动的舞台，也是基县民主政治的实验田。社区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通过参与区域性、群众性、公益性、社会性事务实践最广泛的人民民主。     

城市社区多元治理模式的构建

将多元治理理论引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对创新城市社会管理机制,以及引导城市社区管理走向多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城市基层管理的主要问题表现在治理机制上没有实现有序衔接,在基层治理的责任划分上并没有脱离压力型体制的束缚,社区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不高。社区多元治理模式的形成是社区自治和政府推动相互合作的过程。     

中国小区演进与社会治理转型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目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小区"作为在一定区域内、具有相对独立居住空间和生活环境的居民住宅区,是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的空间载体和协同单元之一,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实施“红色引擎工程” 推进武汉市老旧社区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细分到城市社会基层就是社区治理,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城市新建社区规划全面,配套功能完善,而城市老旧社区形成时间较长,绝大部分基础设施老化严重、治理主体缺失,暴露出管理无序、物业管理服务功能不完善、安全问题较突出、环境绿化较差等现象,成为社区治理的难点所在。同时这些老旧社区的基层党建工作薄弱,各项管理体制滞后,严重制约社区建设和治理。2017年以来,武汉市开始实施"红色引擎工程",在加强现阶段基层党建、促进城市老旧社区治理现代化方面,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探索出一种新颖的科学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城市空间区域功能转型与社会末梢治理创新研究——以上海市新华路派出所辖区治理为例

近年来，随着上海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城市原有空间区域功能转型重组，这不仅仅是城市空间形态的重构，也是社会结构的重组，包括居民结构调整、社会业态格局重置等多维度变革。其中，由于不同功能区域的物理空间重合、基层治理单元设置缺陷等原因，导致出现基层协商治理失灵、管理与服务错位等问题。对此，课题组以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新华路派出所辖区为例，深入分析该地区在城市空间区域功能转型重组背景下，基层治理面对的新情况、新需求和新挑战，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在此基础上，根据党和国家有关加强市域治理，特别是市域基层治理的工作部署，结合地区探索实践，从多元化治理主体挖掘、常态机制建设、回应民需等方面入手，总结提出了由党工委统筹领导、辖区派出所担当枢纽的社会末梢联动治理模式。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刍议

正城市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的好坏对于城市安全、城市环境、城市稳定和城市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目前,我国很多城市在社区治理实践中都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新鲜经验,基本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街居治理新格局,初步实现了政府依法行政管理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1]。但在这一过程中,同时存在着社区人口膨胀、社区资源紧缺、社会服务缺位、社区精神沦丧等问题。     

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架构及其内生冲突——以上海X区Y街道为例北大核心CSSCI

社区网格化管理旨在不打破原有组织层级关系的基础上,按照有利于资源整合和信息互通的原则对原有社区管理的基本要素进行整合优化,以实现基层整体性治理的目标。但过于倚重单一的行政化力量和科层化管理思维使得网格化管理自身存在着标准化的科层管理与社区治理生态多样性的冲突、行政化治理与参与式治理的冲突、目标责任制管理与逆选择困境、条块冲突及内整合困境等一系列的功能限度。破解这些管理负效应需实现功能定位转型、网格单元科学设置、基层联动治理以及基层参与式治理等多方面的转型。     

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实践研究——以川西平原农村为例

村级组织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治主体和组织行为都受到外部制度环境影响。文章通过对成都山镇治理变迁过程的考察发现，村级治理行政化转型与地方社会结构要素相结合，共同形塑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结构。村级治理行政化等外部制度环境变迁、社会结构原子化以及家庭结构中女性“半劳动力”人力资本价值实现驱动，共同促成了城乡融合地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趋势。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成为城乡融合地区农村的客观选择和现实，这得益于治理资源密集输入、村级治理力量充足以及乡村关系高度一体化。青年女性村干部虽然能够胜任当前基层治理事务要求，但行政治理体制结构使其陷入治理成本过高的困境。     

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架构及其内生冲突——以上海X区Y街道为例

社区网格化管理旨在不打破原有组织层级关系的基础上,按照有利于资源整合和信息互通的原则对原有社区管理的基本要素进行整合优化,以实现基层整体性治理的目标。但过于倚重单一的行政化力量和科层化管理思维使得网格化管理自身存在着标准化的科层管理与社区治理生态多样性的冲突、行政化治理与参与式治理的冲突、目标责任制管理与逆选择困境、条块冲突及内整合困境等一系列的功能限度。破解这些管理负效应需实现功能定位转型、网格单元科学设置、基层联动治理以及基层参与式治理等多方面的转型。     

"全周期管理"释放城市治理新信号

"全周期管理"意识是指城市治理应该以人民为中心,将城市治理视为一项系统工程,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和城市治理逻辑,把握城市治理的整体性和周期性,并采取与全局相一致又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对此,应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增强"全周期管理"意识,在城市治理过程中践行精细化管理。     

社会治理中的情感治理:理念、能力与路径——基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视角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囿于"情感-理性"二元对立的惯式,情感治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相关问题有待厘清。在探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时,作为治理对象和治理策略的情感治理,需要从主观、客观两个层面激活社会治理的情感治理能力,而核心则在于社区的情感治理能力建设。在治理路径上,发挥基层党建和技术治理作用的同时加强情感动员,共建情感共同体,对于实现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城市基层社区的涉疫矛盾纠纷及其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为了遏制疫情的蔓延,城市基层社区不仅要严格管控服务于疫情防治的需要,更要保障社会秩序和普通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由此催生了社区工作人员与社区居民的权利分歧、定居者与“外来者”的身份区隔、社区工作人员与城市服务业从业者的空间纠葛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冲突等矛盾纠纷。大多数涉疫矛盾纠纷因刚性管理与柔性治理的失衡、责任与资源的错位、个体权利与公共意识的张力及隔离与社会性的悖论而生,只有通过提升社区治理的专业性、统筹社区治理资源、激发社区共同体意识和构建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等机制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     

网格中的微自治: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机制北大核心CSSCI

网格是当前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新的治理单元。纵观各地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网格化实现了国家基层政权渗透和提升国家治理绩效的目标,但没有完成推动社会自组织治理的任务。借助网格化微单元的优势,在网格内组建居民微社团,培育居民自组织和合作能力,开展集体行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从而形成一种微自治机制,将是网格化承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使命的新要求和新内涵。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领导基层治理的历史演进和现实进路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党的领导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指明方向并提供保障,实现了基层的充分政治动员并整合了基层资源。从新中国成立后高度组织化的基层治理模式,到改革开放后党领导下的基层自治,再到十八大以来的基层治理创新,党领导人民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探索出了一大批先进的经验。未来,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必须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确保基层治理正确的现代化方向,推动基层党组织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发挥多元主体力量、共同参与基层治理。     

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根据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分工要求,妇联有两项牵头任务,其中之一是“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解决好这个问题,既需要在常规工作中务实笃行、深入探索,也需要在关键事件、重要节点上审时度势、善作善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检验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为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上了一堂大课。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家庭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     

把社会治理落实到社区邻里街坊

正社会治理,重点在基层,关键靠群众。不断扩大群众参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近年来,南通市崇川区积极探索城市社区"邻里自理、街坊共治"模式,取得显著成效,获评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区、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连续六年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