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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燃机研究所的“党外人士”不久,市委工业部副部长马子成同志找我谈话,说,你的这个“帽子”已经拿掉了.现在组织上安排你到农机部下属的内燃机研究所去做副所长。你这个安排是很不容易的,是很少的。因为大隆机器厂的群众对你反映很好。不管怎么样,你在研究所里是个行政领导同志。我很理解,这一安排是厂党委、车间、小组的工人同志们,市委工业部里所有关心、爱护我的同志合力的结果。我把这些都看成是党组织的关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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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56年出生,1974年入伍,1976年入党。1986年,我走出军营,加入到反贪队伍中。在我的身边,有的同志为及时收集证据,冒着40度的高温走街串巷,晕倒在路旁;有的同志身患绝症,仍然坚守岗位;有的干警在办案的紧急关头,义无反顾地冲上破案前沿;有的干警面对当事人送上的巨款,毫不动心,义正辞严……置身于这个光荣的集体中,一种无形的力量鼓舞着我,要像他们那样去工作,去奋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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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3个月前,我将自己的一套房屋赠与我的外甥女,还签了赠与合同,但并未将房屋交付给她,也没有去房地产管理局办理过户手续。因为我们当时认为这属于亲戚之间的事情,这个合同就没有去公证处公证。现在,她对我的家人的一些行为让我感到非常失望。我很后悔把房屋赠与她。请问,我还能收回这一套房屋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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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人大(汉文)》2004,(9)
编辑同志:前不久的一天深夜,我与金某路过一家电脑销售商店时,见有一男子正在撬门破锁,断定其在行窃,即冲上前去制止。这个男子用手中的铁棒猛击我头部一下,即速逃离现场,且至今不知其在何处。我为治伤花去医疗费2500元,因受伤误工少发工资700元。我为使这些损失得到补偿,要求公安派出所和电脑商店承担赔偿责任,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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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同志问我,你做了几年组织部长,有什么交代没有?我说有一点。今后我不做这个工作了,彭真同志做这个工作。他问过我,你有什么交代?我说:有多少党员,多少干部,多少党表,多少小册子。这是在少奇同志房子里交代了的。现在不讲这个,讲另外一个交代。我感到我有责任,把我所看到的一点,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向各位代表讲一讲。 这七年来我看到一点,就是在我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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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梦醒 《今日中国(中文版)》1984,(1)
去年九月,影片《廖仲恺》开拍之前,扮演廖仲恺的演员、最近去世的董行佶同志前来找我,要我介绍一下父亲日常生活习惯以及生活中的趣事.我曾告诉他,一次,孙中山先生和父亲闲谈时说:“两只香蕉的营养价值等于一块牛排.”父亲风趣地回答:“那么,中国的牛排便长在树上了!”这个小插曲,已出现在影片之中.董行佶同志还去见过我的弟弟承志.承志也对他谈了父亲的为人,并要求他把父亲演得像一个“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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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我在中共中央中南局统战部社会处工作。3月的一天,我在办公室看文件,社会处的一位同志进来告诉我:刘郢处长有重要事情找你。我立即到了处长办公室,刘处长说:“河南省太康县发生了重要情况,中央要中南局派工作组去调查处理,经部里研究,准备抽你和另外两位同志去,还有中南民委的同志,我也可能去。发生的情况,据说是回汉矛盾问题。你是河南人,熟悉人情社情,尽快做好准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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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二月,因为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经常要同苏联同志打交道,需要懂俄文的同志去工作,我又被调去兰州办事处任处长.当年春节,我从延安到了西安,由林老写信介绍我同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见面,请他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协助.在此以前,谢觉哉同志就作为中央代表和彭加伦同志一起,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到达兰州,建立了办事处,由彭加伦同志任处长,因他不懂俄文,对外联络确有困难,才由我去接替他的工作,谢老(谢觉哉同志)是党中央驻兰州代表.谢老到兰州还有一个原因:当时的甘肃省主席贺耀祖,大革命时期是湖南的军阀,我们党曾派谢觉哉同志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到贺耀祖那里去工作,争取贺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因为谢老和贺耀祖有这段旧交,所以党再次派谢老去兰州做争取贺的工作,同时也对邓宝珊先生做团结争取工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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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今年五一节放假前一天,我接到分局政工科科长电话,要我作为一名技术人员去陪同我局全国公安机关群众工作先进典型汪勇同志到公安部去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宣讲活动。说实话,一开始我有一些抵触情绪,一是因为虽然我和汪勇同志是一个分局,但我从没和他打过交道,对他的事迹也只是略知一二;二是因为我们派出所和自己家里的事情确实太多,这次出去的时间又很长,所以产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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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上旬,我有幸参加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一个访俄文化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心中与雾中的列宁墓9月5日,星期四,莫斯科时间的清晨6点我就醒了过来。因为上午要去参观列宁墓,心情很激动。还在孩童时期,我就从电影银幕上见到了敬爱的列宁同志的光辉形象,他那睿智而光亮的额头,严肃的、叱咤风云的雄姿,都在我当时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形象。到苏联去,去瞻仰列宁、斯大林,看看那儿的伟大建设成就,感受十月革命的激情,确是我们这一代“红领巾”们的梦想。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令我这个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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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4月至1965年6月,我曾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王树声大将秘书。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对这位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创始人之一、共和国开国大将的领导风范有一些了解,并从中受到教益和启示。组织上确定我担任王树声同志秘书1962年4月初的武汉,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坐落在东湖之滨的曹家花园(现珞珈山宾馆)院内,迎来了尊贵的客人——王树声大将。此次王树声同志来汉,除办理一些公务外,还会见了不少的老友故旧。他是湖北麻城人,长期工作、战斗在湖北地区,对故乡十分熟悉、眷恋,有机会故地重游,看望老友故旧,无疑是一件乐事。在湖北军区司令员(后为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会见他时,王树声同志向韩司令员提出:“请你在湖北军区范围内为我物色一位秘书,随我到北京工作。“韩司令员回来后,与军区其他几位领导商议,确定推荐我去担任王树声同志的秘书。当韩司令员将这个决定告诉我时,我比较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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