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去气候化”行动背景下欧盟的气候政策分析

特朗普当政以来采取了一系列"去气候化"行动,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废除《清洁电力计划》,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和不满。作为长期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并发挥"领导"作用的欧盟进行了坚决回应,强调《巴黎协定》不容重新谈判。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专门就此发表声明,表示欧盟会继续全面落实其承诺并发挥领导作用,继续实施其减排措施以及在金融、能源、交通与工业等领域采取的气候政策。欧盟在美国退约背景下高调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其主要的战略考量仍然是立足于全球低碳转型潮流,试图确保欧盟在低碳经济时代的战略优势,主导和塑造全球气候治理的巴黎进程,并积极回应欧洲民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高度关切,在欧洲复杂的内外安全形势下继续推动欧洲一体化向前发展。特朗普政府的行动无疑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了消极影响,但从欧盟的坚决回应及其行动来看,全球气候治理和低碳转型的趋势不会逆转。     

全球气候治理的地缘政治博弈

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全球气候治理是国家在气候问题领域进行的一种地缘政治博弈,但各国的博弈战略选择主要基于它们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以及相关的发展路径、社会经济结构和技术资金等非地理性地缘因素的考量。本文扼要论述了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地缘政治后果,以及基于脆弱性之上的气候地缘政治的非地理性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全球主要的气候谈判集团在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政治立场,以此揭示气候地缘政治博弈的本质以及气候治理所面临的困境,并对摆脱困境的对策提出了一些思考。     

美国气候外交中的地方参与

美国联邦政府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努力中的不作为,在一定程度上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努力产生了消极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州和市为代表的美国地方政府正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积极参与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由于地方政府并不具备宪法授予的外交权力,美国地方政府参与全球气候外交带来了理论挑战。事实上,美国地方政府在全球气候外交中的参与,是一种有益补充,这使得美国联邦政府可以在不参与或不认真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努力的同时,及时、有效地掌握甚至引领该进程的相关理念、技术和机制发展。换句话说,相较于对美国联邦政府的缺位而言,美国地方政府对全球气候外交的参与是一种"补位"。     

欧盟气候新政及其对欧洲一体化的推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方面,欧盟的政策进程一直领先世界。欧盟也是全球气候政策的动议者和领导者。欧盟最新的气候政策不仅出于解决经济增长、就业及能源供应等社会经济问题的需要,而且旨在建构"欧洲认同",推动欧洲一体化深入发展,提高欧盟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政治影响力。本文具体阐述和分析了欧盟气候新政措施的特点,提出欧盟气候新政将有助于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最后指出了欧盟气候政策在实践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和问题。     

体制与能力:试析美国气候外交的二元影响因素

在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进程中,美国政府遭遇了体制与能力的二元困境:既要平衡体制内部的矛盾,融合地方和党派的分歧,达成政治妥协;又要提高谈判能力,以主导气候变化谈判机制建设,垄断话语权和发展空间分配权。因此,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出现了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美国在全球治理谈判进程中拥有强大的谈判能力;另一方面,由美国的体制衍生而来的分化消极态度极大约束了其在气候外交和全球谈判的手脚。本文试图从美国的体制和能力两个维度来分析这一现象,认为美国强大的谈判能力和日趋分化的决策体制之间的失衡将不可避免地促使其在全球气候环境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不断下降。美国气候外交在不同的时期表现有所差异,不能将其简单归因于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或者执政党领袖等因素,而是美国体制问题和谈判能力二元互动的产物。     

当代西方学术界对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研究综述

鉴于欧盟在国际气候谈判及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影响和"领导"作用,对欧盟气候变化政策及其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研究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当代西方学术界关于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及相关研究进行综合概括和评述:首先,从总体上介绍当代西方学术界对影响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理论研究;其次,关于欧盟与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研究。通过上述分析,本文总结了六类分析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理论视角:一是环境外交政策分析法;二是经济利益决定论;三是国内政治分析法;四是双层博弈分析法;五是制度主义分析法;六是观念建构视角。     

全球气候善治与"绿色丝绸之路"——基于治理实验的视角

全球气候善治作为一个全球性目标,是"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和约束条件.与此同时,由于自北向南的碳泄漏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中和进程决定了全球气候善治目标能否如期完成.《巴黎协定》开启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全球盘点的"混合多边主义"模式,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多元行为体开展治理实验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制度框架.文章讨论了实现全球气候善治的核心理论要素及架构,归纳出后巴黎时代多元行为体基于不同认知开展的气候治理实验,梳理了全球气候治理理念的转型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通过论证"一带一路"开展气候治理实验的条件及方向,探讨了"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机制与路径.文章认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需要在坚持发展导向的前提下,秉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探索兼顾增长与减排的现实路径,实现削峰发展和早 日达峰,为全球碳中和进程奠定良好基础,同时,国际社会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化解国际权力政治对气候议题的牵制.     

美国对全球气候资金的贡献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对外气候援助的案例研究

近30年来,美国对外气候援助取得重要进展,经历了不断拓展和深化的过程。总体而言,美国对外气候援助的规模持续增长,但在美国气候事业资金投入中的占比很小;美国提供的气候资金位居全球前列,但占全球气候资金总量的比重持续下降;对外气候援助的渠道越来越畅通,援助效果越来越有保证。美国对外气候援助的进程受到国际制度和国内政策的共同影响。一方面,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的指导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缔约方规定了明确的法律义务;另一方面,美国的对外气候援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符合美国气候政策的发展轨迹。未来,尽管特朗普总统打算削减美国的气候预算,但其行为将受到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制约。     

全球环境治理“领导者”的蜕变:加拿大的案例

加拿大长期以来曾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积极领导全球环境治理的典范,一度也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但是近年来却俨然蜕变为气候谈判中的"拖后腿者"。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本文通过国际和国内、政治与经济多个层面的分析发现,除了美国因素以外,加拿大国内的经济形势变化和政治体制是导致其战略变化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油砂大规模开发和原油出口(特别是对美国的市场依赖),导致加拿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处于比较劣势;而相关利益集团的游说,正好与加拿大松散的联邦制等制度因素相结合,导致了加拿大气候政策的转向。从这个层面上看,经济利益的变化和政治决策制度特征共同成为决定国家气候或环境战略的主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案例也反驳了发达民主国家因其制度因素必然成为全球环境保护积极支持者的命题。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中国与欧盟:理念、行动、分歧与合作

本文通过比较中国和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理念和行动,分析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以及合作前景。笔者认为,自《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中欧的全球气候治理理念都处于变化中。中国从之前被动地接受"治理",到积极地参与国际机制,甚至主动提出治理方案,如南南合作。而中国近期提出的"自主国家贡献"目标更是对促成2015年的巴黎气候谈判释放出积极的信号。欧盟利用话语权和气候外交的优势,在引领气候治理向着自己意愿方向发展的同时,逐渐成为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菅的"推手"。中欧尽管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但双方的合作空间却在不断扩大。这是因为中国不断提高自身参与气候治理的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而欧盟也愿意以更温和的态度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上展开合作。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的贡献——兼评托尼·布莱尔《打破气候变化僵局:低碳未来的全球协议》报告

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由于成本和收益分担不均等问题,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面临很大困难。总体而言,减排的成本损失有限,但收益显而易见,而不减排的成本却相当高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应调整其经济结构承担减排义务。中国有能力也有必要积极参与减排,应对气候变化,为世界做出绿色贡献。     

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时代的国际领导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已经成为影响全球气候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沿着制度内和制度外两条轨道发展,总体而言具有合作型碎片化的特征,这种特征使得国际领导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在碎片化时代,鉴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全球公地和全球公共产品的特性,其更多地需要方向型、理念型和手段型国际领导,即一种基于多边主义理念下的国际气候制度而形成的绿色国际合作领导。这种国际合作领导的方向在于超越传统现代化话语和理念,重聚绿色发展的金球共识,引导全球走向低碳经济,使全球气候治理各方获得共赢。当前,中美欧的三边互动表明,以联合国气候制度为核心的绿色国际合作领导体制正在显现。作为受全球气候变化严重影响并承担全球气候治理重要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一定能为全球绿色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并成为绿色国际合作领导的关键一方。     

德国对外气候援助的行为及其动因分析

提供气候援助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气候治理能力的提升,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发达国家缔约方的法律义务。随着气候变化议题地位的不断上升,气候援助也成为诸多发达国家对外援助中的重要部分。一直以来,对外气候援助在德国对外援助中占有着较大比重,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全球气候资金面临缺口的情况下,德国仍然保持甚至增加了其对气候援助的投入和承诺,是全球公认的积极的对外气候援助国。其对外援助行动表现出了援助意愿强、援助力度大、援助对象广、援助渠道多和援助专业化的特点。通过对德国援助行为的分析,可发现其援助动因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帮助受援国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二是提升德国在气候议题中的谈判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三是促进德国国内气候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可以预见,德国将会在这一领域延续其一贯积极的政策导向,引领全球发达国家的气候援助行动。     

气候正义的僵局与出路——基于法哲学与经济学的跨学科考察

气候正义涉及复杂的国际法与国内法问题。传统国际法强调主权独立和互不干涉,而应对气候变化必然要求国际社会合作减排。国际合作减排的前提是各国主动放弃部分排放权利,主动承担减排义务。气候变化对整个国际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由于各国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各国所受的负面冲击不尽一致。有些国家必须支出巨额的调整成本以适应变化了的全球气候,而有些国家反而会因气候变化获得短期利益。根据科斯定律初始权利分配原理,气候正义不是简单的排放权的界定与转让问题,它要求运用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原则对不公平分担减排责任的现象进行平衡处理。中国固然应当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减排,但同时要坚持发展权优先的观点,与工业发达国家展开有理有节的谈判与斗争,争取最大限度地实现矫正正义。     

东亚与欧洲参与全球治理比较研究浅析

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世界已经形成统一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政策,东亚与欧洲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就有很大差异。基于不同的历史经验、政治传统、社会模式和世界地位,欧洲形成了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宪政主义"的全球治理观,而东亚地区则更加注重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发挥主权国家的作用,力争改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一个"平等"和"民主"的全球治理制度。随着东亚经济力量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上升,这一地区的全球治理意见对全球治理格局的影响越来越大。     

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及其限度

拜登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其上任后着手重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陷入停滞的美国对华气候合作。为此,拜登政府“内外兼修”,在国内重振气候治理政策议程,在国际上恢复履行全球气候治理义务,进而推动重启与中国的气候合作。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是拜登总统个人及其政策团队的气候理念使然,受到民主党气候立场传统、党内进步派施压、利益集团推动等国内政治因素驱动,同时也服务于其总体对华政策。但重启却始终难以摆脱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范式束缚,面临对华更加强硬的共和党不断掣肘、中美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责任分摊的立场差异难以弥合以及气候优先还是遏华优先的两难选择等多重因素制约。     

第二届中德论坛在同济大学召开

正第二届中德论坛于11月8日在同济大学召开,主题为"全球治理中的中国、德国和美国"。本届论坛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和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并得到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上海)的支持。同济大学副校长江波,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德国前驻上海总领事、现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芮悟峰以及来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     

试论欧盟的全球治理理念、实践及影响——基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分析

本文在梳理全球治理理念形成的时代背景及其基本内涵的基础上,考察欧盟的知识与政治精英对全球治理理念的理解,分析欧盟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并以欧盟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为例讨论欧盟在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文章认为,冷战终结之后形成的全球治理理念既是对当前全球化客观进程的理性反映,也是对全球化世界中人们应对全球性问题的理性指导,而欧洲一体化则与全球治理的理念和实践有着很高的契合度。因此,欧盟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依据自身的经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以期在当前国际体系的转型过程中增强影响力,并在全球化世界中扮演领导者角色。     

“欧洲文化战略与中欧政治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12月18日,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举办了"欧洲文化战略与中欧政治关系"研讨会,围绕欧洲文化外交战略和中欧政治关系两个主题进行了讨论。会议由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驻会研究员张利华女士主持,来自国内外的五位专家分别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发言。来自首都高校的二十余名青年学者、博士生和留学生参加了研     

治理嵌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的演进逻辑

自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来,全球气候治理逐步由一种谈判推动治理模式转变为治理实践深入影响谈判进程的模式。包括多元行为体和多维治理机制在内的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的发展成为全球气候治理格局演进的必然结果。通过对制度碎片化格局下的多利益攸关方参与气候治理的四个变迁层次分析,本文认为,治理嵌构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不断演进的基本逻辑。基于其内部行为体互动机理的特点,本文进一步探究了治理嵌构在微观层面的发生机制:关系性嵌入、制度性嵌入和规范性嵌入。最后,基于气候治理嵌构逻辑的三角图谱分区,本文选取并分析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REN 21、ICLEI、ISO和WWF-CS)在全球气候治理嵌构中的表现及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特点,其中以REN21为代表的集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的包容性跨国组织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为应对美国"去气候化"的冲击并推动气候治理碎片化格局下的机制协调提供更多韧性。在后巴黎时代,如何合理界定和安排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中的角色以及推进同各利益攸关方的嵌入式互动已成为中国更好维护《巴黎协定》的有效性并理性发挥引导作用的重要考量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