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层公共决策协商民主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增强社会普通公民对基层公共决策的参与意识,能够从治权上使协商民主产生出有益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渐进式改良"。但当前要在公共决策中引入协商民主这个新事物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和简单,很多人还对此存在着不少的质疑。这就要求不断科学完善基层公共决策的协商民主形式,让人民获得公共决策过程中应有的参与权力、话语权力和监督权力,提高群众对基层政府的满意度。     

我国协商民主机制刍议

我国的协商民主是人民民主政权自我完善的重要环节,体现了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政治要求。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机制建设,可以促进合法决策,提高政治决策品质;培养民众的公民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保持政局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我国协商民主机制的形式主要表现为:以国家制度层面的协商民主为主,兼顾基层治理领域的协商民主,辅之以公民参与的协商民主,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民主协商。当然,我国协商民主机制也存在诸多缺陷,如各主体间缺乏实质性的平等关系、协商民主机制的非制度化、公民素质不高、协商民主机制预期的不确定性等问题。为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增强协商民主各主体间的信任度和认同感,培育协商民主的多元主体地位,拓宽协商民主机制的范畴,建构协商民主机制的制度平台。     

基层协商民主有序运转的逻辑

基层协商民主不仅是一种党领导的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安排,也是一个多主体协同参与协调决策的动态政治过程,只有有序运转起来才会有生命力。协商民主在基层的有序运转主要表现为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能商量。基层协商民主的有序运转需要一定的逻辑,相互信任是基层协商民主有序运转的前提,公共理性是基层协商民主有序运转的内驱,运行机制是基层协商民主有序运转的保障。实现基层协商民主的有序运转,就必须增强党干群之间的相互信任以实现有事多商量,提升基层群众的公共理性以做到有事好商量,健全基层协商民主的运行机制以保障有事能商量。     

从概念性理论到制度化实践: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研究路向

协商民主是公共权力与多元社会力量通过制度化渠道进行理性对话、公开审议,从而寻求公共决策合法性的权力运行方式。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研究从早期的概念性理论引介、对协商民主意义和价值的探讨,逐渐步入制度化实践关切的阶段,呈现自身的创新特色:立足中国民主政治,阐释制度特色;深入基层社会治理,关注实践经验;服务全面改革战略,挖掘多层次价值。协商民主研究的创新特色彰显了公共权力运行对于协商民主制度化实践的重要影响,确保协商民主制度化的系统性和长效性必须将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作为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研究的路向,以协商民主制度化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并以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实现公共决策民主化。     

公民有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路径探析

基层协商民主对深化基层社会治理、完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探索已取得一定进展,公民是基层协商的主体,在协商实践中仍存在公民认知与协商能力有限、利益诉求难以转化为公共决策、协商程序有待完善等问题。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发展要着力培育公民的参与能力、整合公民的利益诉求、规范协商程序、加快协商民主制度建设。     

治理创新视角下的基层协商民主

新世纪以来,基层协商民主逐步成长,出现了层级推进的温岭民主恳谈会、机制融合的邓州市"4+2"工作法、"三委"并行的邛崃新村发展议事会、权力下沉的山东日照农村社区自治协商清单制度等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治理主体由一元转向多元,社会治理方式由单一转向多样,社会治理过程由单向度管理转向多方互动,实现了政府行政管理机制与社会自治机制由相互排除转向有效衔接。要创新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加强资源整合与利用,提高协商的赋权性,培育基层协商主体,加快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协商民主视域下统一战线功能的发挥

统一战线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政治场域,是推进协商民主发展的坚实政治保障。当前,统一战线在推进协商民主发展中需要解决如何以公共利益和思想共识的"最大公约数"激发协商主体的协商意愿、如何拓展协商民主渠道和领域、如何创新协商民主的协商形式以及如何进一步建立健全协商民主制度体系等四个方面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当前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重要政治保障功能的着力点。     

主体有效互动:乡村协商民主良性运行的关键

乡村协商主体是个体农民,乡村协商民主良性运行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协商实现对乡村选举民主的有效补充,推动乡村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保障乡村监督实质化。但是,乡村协商主体在互动中存在诸多困境,主要是:公共理性缺失与个人利益滞留、平等协商不足与精英操控极化以及公共空间萎缩与协商成本增加。进一步优化协商主体互动的路径在于:调整利益结构,凝聚社会共识;培育政治文化,促进参与制度化;重构公共空间,发展非政府组织。     

政党协商有效嵌入公共决策的三维分析

政党协商能否有效嵌入公共决策同时受宏观层面的价值认同、中观层面的制度约束和微观层面的协商主体等因素的制约。调研得知,当前政党协商纳入公共决策取得了良好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宏观价值之维,存在弱化、西化或异化政党协商价值等问题。在中观制度之维,存在制度位阶不高和制度供给不足等问题。在微观主体之维,存在协商主体平等性、协商意见聚合性和协商主体主动性不足等问题。我们认为,政党协商有效嵌入公共决策,在宏观层面,需要培育政党协商价值认同;在中观层面,需要建立政党协商议题设置制度,完善协商成果转化制度以及优化政党协商机制;在微观层面,需要增进政党协商主体政治互信,增强协商意见聚合能力,培养旗帜型和复合型协商人才。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

协商民主是发展社会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协商民主彰显着权利关系的变革,能够使社会的政治权力转向社会权力,进而让不同利益的集团和个体在协商民主中重新对利益进行博弈。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重大,主要有工具性价值和规范性价值。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工具性价值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利于民主不断制度化、法制化、程序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规范性价值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动自由的建构、促进公正的实现、促进平等的发展、有利于公共理性的培养、促进和谐的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现实意义,可以提高公民意识、完善和发展政党制度和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     

中国协商民主的层次性——基于逻辑、场域和议题分析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次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中国协商民主的多层次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理解和界定。本文按照协商民主发生的逻辑、场域和议题,将之分为三个层次:政治协商、政策协商、社会协商。政治协商主要以多党合作制度和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作为实施载体,执政党就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及国家领导人的产生等重要议题与民主党派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展开广泛协商。政策协商主要是就政府部门的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公共议题与群众展开协商,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实现公共行政的规范化和程序化。社会协商是指在城市和农村的基层自治范围内社区居民或村民就本社区或本村公共事务进行协商和协调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三个层次的协商民主按照各自逻辑开展与发展,三者之间的互动与融合也是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应有之义。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治理优势与优化路径

中国协商治理是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基础的公共治理范式.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协商民主实践场域,相较于西方协商民主,中国协商民主能够有效规避西方协商民主的弊端,具有促进党群关系的和谐化、扩大公民政治的参与度、提高决策实施的科学性、制约行政权力的扩张力等治理优势.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须全面提升各主体对协商民主的认知,以党群互动夯实协商民主的基础,突出信息技术对基层协商民主有效赋能,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法律支撑等.     

扩大公众有序参与 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成都市推进协商民主的实践为例

推进协商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从政治制度层面来看,人民政协是开展协商民主,促进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从基层民主和社会建设的层面来讲,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对于促进群众参与,提升治理能力有积极作用。     

协商民主的关键词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协商民主进入新格局。要展现协商民主新格局,推进协商民主进入新阶段,需要把握以下三个关键词,即平等、民主和程序。平等对协商民主至为关键。协商民主缺乏平等,就如同抽去协商民主的"魂",协商民主的含义就被扭曲,语言遭受污染。要使平等原则得以实施,一项重要内容是协商主体的资质和代表性。现实生活中,要使平等原则得到有效实施,有两个层面的协商需要关注:即政党协商和基层协商如何体现平等。     

论我国民主财政建设的基本路径选择

民主财政建设服务于公共利益,它是公共预算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合力,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对转型期的中国尤其具有吸引力。民主财政建设的基本路径是公共预算,可以从增强预算的公共性、代表性和民主性三个方向进行。在选择以公共预算改革为民主财政建设的基本路径时,需要注意预算权力行政化和预算支出公共性的问题。     

协商决策:关于决策与理性逻辑关系的思考

政治决策是现代政府的核心职能之一,也是治理过程的核心机制。政治决策需要协商。人是理性的动物,但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又是多元的,既包括个体理性也包括公共理性。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弥补有限理性、整合多元理性、驯化个体理性、达成公共理性都需要加强协商。这应该是近年来党和国家反复强调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次发展的初衷之一。     

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与参政党建设——基于协商民主理论视角的研究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它强调理性交往和参与,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地公共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协商民主与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内在的契舍性,是完善多党合作制度和加强参政党建设的价值选择和制度选择。在未来国家治理中．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应从单向集中型政治协商转向双向互动型协商民主,通过加强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公民社会的培育．促进协商民主的发展。     

统一战线：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基本场域

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形式之一;中国协商民主实践的领域包括国家制度内协商机构间的宏观协商、基层公民自治性的微观协商和存在于统一战线领域的中观协商三个层次,统一战线是协商民主发展的基本场域之一;统一战线应发挥推进民主、社会整合、政治参与、平等对话的作用,从提升协商民主主体的自觉协商意识、促进协商的有效达成,拓宽协商民主领域、促进宏观协商与微观协商互动,夯实协商民主的基础等方面实现自身功能转换,以更好地为我国协商民主建设服务。     

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地方经验——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

发轫于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被学界广泛认为是在中国发展协商民主的成功典型。"民主恳谈"制度强调在涉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规划和事关民生问题的决策之前实行规范化的平等对话与民主协商,实现了社会管理体系中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有机结合,发展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基层民主治理的新路径。"温岭模式"是一种适合于基层的合作式治理模式。尽管温岭协商式治理模式的实践对当地乡村(社区)治理结构尚不足以带来根本性的变革,但"温岭模式"所体现出的依法办事的精神,合理建构基层权力框架的举措,主动将基层治理中的创新形式纳入到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去的探索,鼓励现代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尝试,对于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的路径选择

基层协商民主直接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党紧密联系群众的实践载体。近年来全国各地积极探索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取得一定成绩,这为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梳理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形成过程,基层协商民主的生成逻辑、主体范围界定、保障机制是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在路径选择上,应构建基层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商平台,增强社会主义民主意识和"契约精神",完善基层协商民主的法治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