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质量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不同国家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差异,而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质量。根据相关文献我们可以将政府质量划分为技术质量和民主质量。技术质量是指政府的行政效率、监管质量、法治水平和腐败控制水平,民主质量是指民意表达程度和政治稳定程度。政府质量通过影响社会非正式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支出结构等方式影响居民幸福。地方政府质量显著地影响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且地方政府规模质量、能力质量、民主法治质量、公信质量都在不同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     

青岛市新市民主观幸福感现状研究

对324名青岛市新市民的主观幸福感现状进行问卷调查，发现：（1）青岛市新市民的总体幸福感水平低于普通城市居民；（2）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是影响青岛新市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3）年龄对青岛新市民主观幸福感水平无显著影响；（4）婚姻状态对青岛新市民的心理健康和社会信心有显著影响；（5）不同居住状况对青岛新市民总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差异不显著，但不同居住状态对其目标价值和心理健康两个维度的影响差异显著；（6）受教育程度在主观幸福感总分及知足充裕、人际适应、家庭氛围、心态平衡四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在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维度上存在非常显著差异。     

飘摇的青春:在日中国“新”技术移民主观幸福感研究——基于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

本文以流动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中国"新"技术移民为研究对象,通过观察、记录与移民经历相关的生活故事,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对移民的主观幸福感进行探索性研究。我们从访谈数据中抽象出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解释变量:职业前景、婚姻状况、国内社会网络以及日本社会网络。通过定性比较分析发现,拥有较强的国内社会网络及日本社会网络都是解释移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这一特殊的移民群体里,婚姻状况也是另一个决定中国"新"技术移民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子。本研究还发现,掌握较多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中国"新"技术移民的这种跨国界流动行为体现出更多的"过客"属性,而非"移民"属性。     

社会支持对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为探讨社会支持对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采用总体幸福感问卷、社会支持问卷,对852位大学生进行施测。结果发现:大二年级高职学生较大一和大三两个年级的主观幸福感低,文科生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理科生;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相关显著,中高社会支持的学生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低社会支持的学生;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社会支持对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客观支持与支持利用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尤为重要。     

一般本科院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调查研究

通过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GWBS),调查一般本科院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现状。发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整体水平中等偏低,但男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分显著高于女大学生;不同年级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对健康的担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松弛与紧张三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生源地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但农村大学生的精力显著高于城市大学生。     

提升居民幸福感:政府的职责、角色与对策

幸福是人们普遍和终极的追求、是一种积极正向的价值目标,政府在提升居民幸福感上责无旁贷。透析幸福的影响因素和内在机理,针对偏好与幸福的背离,应引导人们自主地做出有利于幸福的决策,避免家长式的直接管制;针对可控性外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政府则应该有所作为,通过增加公共支出等手段提升居民幸福感。剖析幸福的本质内涵可知,幸福不是主流经济学在"理性人"假设下根据外在行为对预期效用的推断,而是现实中人们对多样性的客观条件满足主观需要程度的心理感受。因此,从直接影响人们心理感受的因素着手能更有效地提升幸福感。结合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客观现实来看,除了推动经济持续较快地健康发展,需要更加关注社会建设和民生保障,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公正分配,保障民主权利。     

对组织管理中主观幸福感问题的思考

员工主观幸福感对于企业组织管理和组织工作绩效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指出主观幸福感的概念、维度、影响因素及其与组织的关系,并从主观幸福感的角度出发提出提升员工主观幸福感的一些措施与方法,从而达到提高组织的管理和工作绩效。     

基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BKRSL”思想政治工作模式探讨——以在杭高校为例

基于对在杭高校学生主观幸福感现状的调查和分析,高校应立足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从"B-Basic基础"、"K-Know了解"、"R-Respect尊重"、"S-Serve服务"、"L-Lead引导"入手,探讨思想政治工作新模式,为深化思想政治工作内涵和实质奠定基础。     

青少年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本文采用自编的《青少年人际关系问卷》和张兴贵编制的《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通过对464名青少年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青少年的人际关系和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人际关系各维度对主观幸福感都有显著预测效果,对负性情绪维度有显著的负向预测力。     

城市青年主观幸福感初步研究

本研究通过山东省范围内取样(N=1230),对当前城市青年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研究。研究表明,目前城市青年主观幸福感处于较高水平,性别、年龄、收入、职业、婚姻状况对城市青年主观幸福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还就如何提高城市青年的主观生活质量提出了若干建议。     

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与警察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以及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随机选取的241名警察进行问卷调查等方法,探讨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与警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显示：女性警察获得的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总分以及在情绪稳定性上均显著高于男性警察。警察幸福感总分与精神质、神经质有显著负相关,与内外倾及社会支持的各维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内外倾、神经质既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又通过主观支持以及对支持的利用度对其产生间接影响。     

民营企业家安全感、获得感和主观幸福感的现状与提升路径——基于浙江省民营企业家的调查

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心态不仅反映了作为个体社会成员的企业家自身的社会生活感受、社会动机与情绪等,而且会通过企业家的管理权和影响力将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向渗透到企业发展的方方面面,作用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课题组通过对浙江省1022名民营企业家"安全感、获得感、主观幸福感"的调研发现,浙江省民营企业家"三感"总体感受良好。从分项来看:安全感有待提高,尤其在信息安全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特别焦虑,安全感的行业、代际分化明显;获得感较高,对自己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评价很高,但小微企业在竞争环境公平性和政策执行度方面的满意度不如规模以上企业,投资动力不足;整体主观幸福感较高,企业传承意愿有所上升,但信心仍有待提高。安全感、获得感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密切相关,要增强企业家的整体主观幸福感,应在保证他们体验到充分安全感的基础上,着力提升其获得感。     

青少年手机依赖与生命意义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采用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生命意义感量表和总体幸福感量表对1031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青少年手机依赖高低分组生命意义感、主观幸福感得分差异显著(F=0.059、4.639,均P0.01);生命意义感、主观幸福感与手机依赖各项指标呈显著负相关(r=-0.111~-0.173,r=-0.283~-0.311,均P0.01),寻求意义感与手机依赖各项指标偏相关显著(r=0.080~0.116,P0.05);生命意义感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r=0.160,P0.01);生命意义感、主观幸福感是手机依赖的有效预测因素,主观幸福感在生命意义感与手机依赖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手机依赖与生命意义感、主观幸福感关系密切,生命意义感不仅与手机依赖直接相关,还通过主观幸福感间接影响手机依赖。     

城中村青年心理压力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对1300名非城中村青年和600名城中村青年施测生活事件量表、应付方式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及主观幸福感量表,以了解城中村青年主观幸福感情况及生活事件、应付方式、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论:(1)城中村青年主观幸福感低于其他青年群体,总体内部特点复杂； (2)恋爱、结婚成为当代青年最为重要的生活事件； (3)城中村青年更多的使用不成熟应对方式； (4)不成熟应对方式是城中村青年主观幸福感低于非城中村青年的主要影响因素.     

城市青年主观幸福感初步研究

本研究通过山东省范围内取样(N=1230)，对当前城市青年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研究。研究表明，目前城市青年主观幸福感处于较高水平，性别、年龄、收入、职业、婚姻状况对城市青年主观幸福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还就如何提高城市青年的主观生活质量提出了若干建议。     

青岛市新市民主观幸福感现状研究

对324名青岛市新市民的主观幸福感现状进行问卷调查,发现:(1)青岛市新市民的总体幸福感水平低于普通城市居民;(2)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是影响青岛新市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3)年龄对青岛新市民主观幸福感水平无显著影响;(4)婚姻状态对青岛新市民的心理健康和社会信心有显著影响;(5)不同居住状况对青岛新市民总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差异不显著,但不同居住状态对其目标价值和心理健康两个维度的影响差异显著;(6)受教育程度在主观幸福感总分及知足充裕、人际适应、家庭氛围、心态平衡四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在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维度上存在非常显著差异。     

大学生学校适应、成就动机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以507名独立学院在校大学生为对象，采用学校适应量表、成就动机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探究其学校适应、成就动机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表明：学校适应、成就动机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学校适应和追求成功存在年级差异；避免失败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负相关，不存在年级差异。学校适应对主观幸福感具有一定的正向预测作用，避免失败对主观幸福感发挥着一定的负向预测作用。     

高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主观幸福感是衡量大学生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本文应用量表法和问卷法对462名高职在校大学生(一至三年级)的主观幸福感状况进行评估。结论是:高职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与学校性质、年级、专业、经济状况、成就、健康状况等因素有密切相关,最后提出几点教育建议。     

大学生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初步研究

本文在山东省范围内取样,对当前大学生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状况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结果显示:与山东地方常模相比较,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与其没有显著差异;性别因素对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女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男大学生;与同龄青年相比,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前大学生所面临的社会压力有关。     

青少年手机依赖对主观幸福感与社交自尊的影响

采用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德克萨斯社会行为问卷和总体幸福感量表,对分层随机抽取的山东两所职业院校的1031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青少年学生手机依赖、社交自尊和主观幸福感在性别、生源地和独生情况上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手机依赖高分组社交自尊、主观幸福感得分显著低于低分组(F=9.188,4.639,P0.001);手机依赖各因子与社交自尊、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r=-0.080~-0.188,r=-0.254~-0.311,P0.05),社交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r=0.144,P0.01);手机依赖、社交自尊对主观幸福感具有直接预测作用,社交自尊在手机依赖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手机依赖、社交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关系密切,手机依赖对主观幸福感具有负向预测作用,社交自尊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