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补课”周边外交安全短板——专访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周方银

东亚的经济合作正在以较快的速度发展,然而,长久以来,美国在这一地区扮演安全秩序中心的角色,与中国积极推动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形成了安全与经济关系的割裂。未来如何形成可持续的"亚太价值链",将有赖于中国能否弥补安全短板。     

给世界经济开出“中国药方”

正以结构性改革提高世界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潜力,凝聚各国的结构性改革共识,制定结构性改革路线图是中国举办G20峰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G20会议作为一种国际经济合作协调模式,本质上是各国政治、经济力量博弈的结果。随着全球经济的货币化,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国际金融秩序的改革逐渐成了政治和经济议题的中心。     

“伊斯兰国”兴起与国际安全新挑战

"伊斯兰国"的兴起标志着恐怖主义浪潮与吉哈德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而这是根植于中东地区深层的宗教、政治和社会因素。同时,"伊斯兰国"自身的组织建设、经济管理和民众动员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斯兰国"的兴起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它不仅与"基地"组织争夺全球"圣战"的主导权,而且对外输出暴力恐怖和意识形态,导致国际冲突与地区动荡,挑战传统观念和国际规范,加速了中东地缘政治关系的重塑与国际反恐力量的分化和重组。此外,"伊斯兰国"的兴起还推动着国际体系边缘群体的宗教化、集体化实践,造成了对国际秩序的冲击和挑战。为此,国际社会需要认识到"伊斯兰国"背后的恐怖主义运动与重建哈里发国家政治实践的双重属性,关注其背后的滋生土壤,以求更加妥善有效的应对之策。     

国际政治视野中的环境安全——兼论当代中国的环境安全

基于全球环境恶化对人类生存与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环境问题上升为安全问题。"环境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关注的一个焦点,在水安全、气候变化、公共领域、环境难民和军事与核扩散等方面引发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在几个方面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存在着不安全因素,对我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形象构成了挑战。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2012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提出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这是对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修订和补充。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但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依然主导中美关系的走向。新时期,要本着政治上放眼全局、经济上互惠互利、安全上"斗而不破"等思路和策略发展中美关系。     

社会“结构性冲突”的形成与化解

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在恶化,一方面可以说是作为根源、逻辑原点的体制带来的,但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的各个子系统、结构之间不匹配,甚至存在结构性冲突一直得不到消除带来的。2013年,中国社会已嗅到了"改变"的气息。但17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所描述的那种"自然状态",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仍然站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诡异地招手。关于要"改变"的东西,可以列出一个清单,人们都耳熟能详:腐败、滥权、阶层固化、贫富悬殊、道德沦丧、诚信缺失、社会冲突、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经济结构畸形……这一清单还可以列下去。这显然是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在恶化。它们并不是孤立地起作用,病毒已经传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扩散。也许,既要考虑"杀毒",也要考虑     

后物质价值观兴起背景下的政治认同

用理性选择范式、利益分析框架无法解释中国社会出现的经济快速增长而政治认同不断弱化的现象。物质与后物质价值观可作为一个分析工具和视角。后物质价值观及批判型公民的成长,不仅会改变政治认同的基础和环境,还可能直接挑战政治认同。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驱动下,中国社会后物质价值观开始兴起,并呈现为局部性、代际差异大等特征。物质与后物质价值观的并存、冲突导致社会共识缺乏,引发了比较严重的治理难题和政治认同困境。重构政治认同的关键是再造政治共识,这既要发挥核心价值观的共识导向与凝聚功能,也要建立健全政治共识机制来拓展与增加共识。     

“饭碗”难题

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不是创造了世界第二大的GDP总量,而是让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单一语言劳动人口"找到了工作",使得这个充满经济禀赋的民族,找到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应有位置。就业问题,这是一个经济体是否能持续运转的"体温计",也是一些国家政治剧变的"催化剂"。对现在的中国而言,它是改革的"安全阀"。充分的就业,稳定的环境,这是推动任何改革的前提。但2016年,这个问题在沉寂多年之后,再次浮出水面。一方面,     

未来的“亚太世纪”和亚太的经济合作

下个世纪将是亚太世纪,亚太地区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重心,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如何认识亚太世纪,如何估计未来的亚太合作,这是处在世纪之交的整个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权力失范的“现代性”风险

当一个社会,就其运转来说具有"现代性"的特征时,也要求在政治结构上进行"现代化",以便与社会结构配套。如果不调整彼此的关系,便不可能消除它们的"结构性冲突",以及在此背景下的权力失控。近来受到广泛关注的某些地方政府、基层官员侵害民众的事件,如果是在5年前、10年前、20年前、100年前、1000年前发生,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大不一样。县(县级市)、乡(镇)权力直接伸向"社会",因此其失控程度一直是衡量中国政治社会结构风险的一个抽象指标。在它背后有一个预设:失控程度有多大,政治认同的"民心资源"就流失多少,统治—治理的风险也就有多大。然而,在今天,中国社会早已是     

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转型——内涵、趋势及战略应对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亚太地区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安全矛盾,特别是国际社会高度聚焦的南海争端、钓鱼岛冲突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笔者认为,当前亚太地区面临的安全挑战要复杂得多,其背后是正在渐获动力的亚太安全架构转型。从内涵上看,亚太安全架构的转型带来了四方面安全挑战:权势转移引发的安全竞争、领土领海争端的集中爆发、地区国家政治转型的安全后果以及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背景下的新型安全问题。尽管发展方向尚不明确,亚太安全架构的转型仍显现出两个重大趋势,即亚太地区的冷战结构正逐渐为一种后冷战结构所替代,亚太安全架构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正逐渐由美国主导转向由亚洲国家主导。要推动亚太安全架构朝向更加合理与自主的方向转变,亚太地区应进一步凝聚共识,积极打造符合21世纪和平发展特征的规则体系,推进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不断提高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的能力,为真正承担起维护亚太和平安全的责任做好准备。     

试析中东人口问题及其影响

人口激增和青年人口膨胀是中东地区比较突出的两大人口问题,长期困扰着中东国家,同时也在当前中东地区的政治转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东地区逐步形成了以人口增长速度快、青年人口众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为特征的人口结构。这不仅带来严重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更有着深远的全球治理负面效应。就前者而言,人口年轻化问题导致了中东地区各国的失业特别是青年人失业问题突出,社会矛盾加剧,伊斯兰复兴运动再度高涨,以及由青年人口膨胀与网络技术结合而来的社会治理难度加大。其对全球治理的潜在负面影响主要体现为:它可能加剧既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移民问题、国际恐怖主义扩散和宗教与文明冲突加剧。对刚经历重大变局且正在努力恢复正常秩序的中东各国来说,人口问题将会成为决定该地区新秩序、实现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因素之一。     

全球产供链重塑下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亚太地区是全球范围内产供链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在全球产供链重塑背景下探索深化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效路径,对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全球化转型、大国博弈和地缘冲突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全球产供链正加快重塑,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迫切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目标引领,深化价值链、供应链和互联互通合作,推进以人为本的数字经济多维合作,通过包容和可持续发展合作强化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新形势下积极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将为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深化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供助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     

峰会外交孕育全球治理新生态

<正>不同于APEC这种侧重经济合作的区域性组织,G7、金砖国家以及G20都带有某种"集团政治"色彩,具有"大国协调"的功能,三者影响力的消长不可避免会影响未来的全球治理生态。今年11月中旬是亚太的"峰会季",一周之内,北京APEC峰会、缅甸内比都的东亚峰会、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G20峰会接踵而至。不仅APEC峰会,东亚峰会里占绝对多数的亚太国家,以及G20成员里的8个亚太国家,似乎都在暗示世界潮流正进入"亚太季"。如同1940年代的人们,不可能预知1945年雅尔塔峰会对20世纪历史的意义一样,2014年亚太"峰会季"可能存在的标志性意义,或许只能由数十年后的历史学家来总结。     

对中国崛起的思考

<正>中国的"和平崛起"是21世纪国际政治领域的一项重大战略挑战。中国崛起对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有着深刻影响,未来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取决于欧美能否接纳复兴的中国。这里,本人有几点思考。中国崛起是21世纪的国际政治现实这是一个让欧美难以理解且不愿接受的现实,因为中国的崛起有着诸多"居然":中国居然能把市场经济活力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融为一体;中国居然可以在2025年前后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居然能在西方认为"非     

全球经济在恐怖阴云中复苏

2003年国际政治与经济发展可谓是风雨兼程。在国际政治领域中.2003年局部动荡地区处在一个多事之秋.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热点问题层出不穷。在持续动荡的国际政治形势下,令人宽慰的是全球经济出现了新的转机。2003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扭转多年颓势.复苏步伐明显加快。     

从“全球风险”到“全球恐惧”

<正>1990年代,乃是"全球风险"的时代,当时"全球化"的说法正大热,但各种激进的国家主义,地球暖化造成的气候异变,各种新的流行疾病,不确定的地区恐惧冲突等风险却日增。"全球风险"照道理要靠着更深刻的国际合作来分摊责任,而且是富国大国要率先示范,只是在这个"我的损失     

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南升北降",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国际空间开始缩小,国际金融秩序处于亟须改革的十字路口,这为中国借"一带一路"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但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应量力而行,避免经济领域的"新特里芬悖论",以及地缘政治领域的"威廉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     

“一带一路”与印度“季风计划”的战略对接研究

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中国一直努力实现自身发展战略与亚洲区域合作及他国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但在"一带一路"辐射区域中,印度是唯一对中方邀请"态度保留"、"犹豫不决"的大国。与此同时,印度也在酝酿和发展以自身为核心的"季风计划",推进环印度洋地区合作。因此,"季风计划"往往被解读为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制措施。实际上,"一带一路"倡议与"季风计划"在结构和本质上并不具有天然的对抗性,相反能实现相互对接甚至融合。通过概念对接、功能对接和文化对接,中印之间能够规避冲突、凝聚共识、开拓合作。中印战略对接是以非零和的方式建构非对抗性的新型战略合作模式。这一合作模式的建立不仅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也将推动地区经济合作程度的深化。     

台湾金融市场与“亚太金融中心计划”发展简析

当今世界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是政治上的多极化,二是经济上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和金融全球化。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家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突出表现为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跨国界按同一规则国际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1999年全球跨国投资8000多亿美元,是1990年的4倍多。私人资本流动加快,1998年十大外汇交易市场日均外汇交易额已超过1.9万亿美元。本文介绍与分析台湾在新的国际资本流动形势下如何加强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完善,简析台湾金融市场与“亚太金融中心计划”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