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公款罪若干问题的探讨

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是公款和特定公物 ,但行为人挪用非特定公物归个人使用 ,价值较大 ,情节严重 ,也应构成本罪 ;为了个人私利 ,挪用公款给单位使用 ,也可以构成本罪 ;实践中 ,还存在挪而未用 ,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等等问题 ,本文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含义问题,解释如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建议增设挪用公物罪

《刑法》第38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或者特定款物归个人使用的，构成挪用公款罪。对于挪用公款和特定款物之外的一般公物的行为，《刑法》却没有将其纳入其中。笔者认为，这是我国刑事立法中的疏漏。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法办“身兼两地富翁代表”风波之思考

广东省云浮市“亿万富翁”梁广镇，因涉嫌挪用公款犯罪被立案侦查。据查，1997年9月，梁广镇通过时任云浮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江纲，将公安局的300万元罚没收入挪作企业的流动资金，当年12月30日将这笔钱归还。“按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梁广镇明知300万元是公款，还与江纲合谋挪用，两人构成挪用公款共犯，而且属于‘情节严重’，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鉴于他是云浮市人大代表，经云浮市人民检察院申请，     

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草案)》的说明——2002年4月24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委员长会议的委托,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草案)》的说明。 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     

关于挪用公款罪犯罪客体争议问题的研究述评

近几年来,学者们关于挪用公款罪犯罪客体问题存在诸多争议,文章试对其中的主要观点作以评述,明确了公共财产所有权作为挪用公款罪犯罪客体的新的内涵,界定了公款、公物、有价证券三个犯罪对象的范围,以期进一步深化挪用公款罪犯罪客体的研究,为刑法理论工作者提供有借鉴份值的资料。     

民法与刑法上财产占有概念之比较

民法与刑法上的占有,都是指占有人以占有意思对财产进行实际的控制与支配,但民法上的占有与刑法上的占有在占有的意思、占有的对象物、占有的客观、占有制度功能方面均有不同。民法上的占有在客观方面不仅表现为对物的事实上控制与支配,也包括通过法律关系的间接控制与支配。刑法占有作为一种单纯的事实支配状态,其法律手段对财物的控制与支配看重的是占有人对财物的现实控制与处分地位。梁丽案是民法上的占有,不属于刑法上的占有。     

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形态

挪用公款罪应以公款被挪移并实际使用为犯罪既遂;其共同犯罪应以行为人是否利用了自己的职务之便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因挪用公款而索取或非法收受贿赂以及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构成其他犯罪的,在理论上属于牵连犯的范畴,对其应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     

小出纳三年贪污800万警示单位:管好你的钱

2000年7月7日,北京市高级法院审判庭内回荡着法官庄严的声音:上诉人刘艺霞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巨额公款874.2万元;上诉人李少洋勾结并伙同上诉人刘艺霞贪污巨额公款并予以挥霍,罪行败露后,二人携带巨额公款畏罪潜逃,二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刘艺霞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其行为构成了挪用公款罪……一审法院判处刘艺霞、李少洋二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全部财产……本院裁定如下:驳回二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意见何以变成“漂亮话”

官员贪污挪用公款出境赌博的案件层出不穷,不断挑战国人的容忍底线,提高观众麻木的阀值。少见多怪,见怪不怪,今时今日,当我们看到诸如“某贪官挪用百万公款赌博”的新闻,恐怕眼皮都不会抬一下,百万级不外乎就是“小虾米”。湖南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李树彪,在短短4年时间里,挪用1．2亿元公款到澳门豪赌,结果输掉了8000万。 4年8000万,平均每年2000万,每天均输近6万。论“功”行赏,澳门赌场应该给李树彪颁一个“突出个人贡献奖”!     

论“知假买假”能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993年10月我国颁布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中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随着该项条例的颁布,从1995年起在社会上逐渐产生了一批以"知假买假"而获利的"专业打假者"。由于"职业打假者"队伍的不断扩大直接影响到商家的利益,但却得到广大消费者的一致支持,所以,"买假索赔"的消费行为到底能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问题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本文就将运用民法解释学原理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浅的探讨     

从必要“扣除”的角度审视中国现阶段的按劳分配

经典涵义的按劳分配以单一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经济上的直接实现——必要“扣除”为前提，它不过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经济上的间接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以及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使得必要“扣除”由分配的前提转变为分配本身，即按公有生产要素分配。现阶段，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背面”的按劳分配，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只能以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方式直接和间接的实现，并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领域尽显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     

“潜规则”的行政文化论析

“潜规则”是一种隐性的却无时不在发挥作用的行政文化,是滋生哺育腐败的文化基础。“潜规则”行政文化表现为正式组织下的派别集团化、公共权力和价值的异化、行政行为的非程序化等,因此需要从制度、规范化行政裁量权、主体行政文化的现代化和先进的行政道德理念的培育等方面加以遏制。     

论“两抢”犯罪的特点及侦防对策

"两抢"案件系在街面、公共复杂场所以及偏僻路段实施抢夺、抢劫的案件."两抢"犯罪具有团伙作案多、作案时间短、手段多、防范难、逃窜快、不易侦破等特点.对此,文章详尽地阐述了公安机关应整合力量,建立打击"两抢"犯罪的网络体系,组建打击"两抢"犯罪专业队伍,控制销赃渠道,加强装备,引入竞争、奖励机制,采取和强化横向协作、宣传群众等侦查对策和预防对策.     

论法律中的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我国的现行法律中常见的法律范畴。表面上看,法律上业已对公共利益做出了规定,但是,公共利益的主体不明确,又没有自己确定的、具体的内容,这样增加了认识上的混乱。我们认为公共利益具有整体性和普遍性两大特点,它应该包括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两层含义,在法律上和法律实务中应当正确处理公益与私益的关系。     

略论网络环境下诽谤罪认定中的若干问题

近年来,网络环境下的诽谤案件几呈井喷之势,令司法机关遭遇诸多困境。文中从网络诽谤的特点入手,重新梳理相关法律规范。作者认为,相较于传统诽谤行为,网络诽谤行为的入罪标准应更为严格,应更多地采用民事手段规制;对＂公众人物＂的网络言论一般应排除在诽谤罪之外,公诉手段应受到严格限制。     

国家权威碎裂化:成因、影响及对策分析

近年来 ,国际上有些学者提出了对中国国家权威结构的新的分析范式 ,其核心论点是 ,随着改革的深入 ,中国的国家权威正经历着一场碎裂化的过程。国家权威碎裂化在现实的政治行政过程中有种种表现 ,较集中地表现为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 ,行政过程中执法者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逐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以及非正式规则的盛行等方面。克服国家权威碎裂化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 ,制度整合、政策整合、权力整合 ,职能整合 ,以及利益整合对于有效防止国家权威的碎裂化极为关键。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80后”大学生教育的路径选择

“80后”群体受到社会广泛关注。“80后”大学生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人生态度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群体特征。“抗震救灾”等公共事件凸显“80后”大学生“值得信赖，敢担重任”。科学发展观对“80后”大学生教育有重要引领作用。“80后”大学生教育的路径选择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学生的发展为目的，以学生的成才为根本。     

国家所有权民法保护的方法论反思与制度建构

国家所有权民法保护的思想经历了特殊保护论、平等保护论和否定论这三种观点。分析这些思想的方法论,都有意无意地将私人所有权作为所有权的唯一类型;而所有权不仅包括私人所有权,也应当包括公共所有权。公共所有权具有不同于私人所有权的表现形式,国家所有权属于公共所有权的一种,因而其民法保护应当建构有别于私人所有权的思想和制度体系。国家所有权民法保护的核心是实现国家所有权的物权化,应当协调好其与公法保护的关系,具体方法包括按民事权利模式来设计国家所有权的行使,对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侵权行为追究民事赔偿责任以及按国有财产的功能规定不同的保护措施。     

以绩效预算制度为核心的财政预算交易成本控制研究

财政预算的本质，是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围绕预算资金使用和公共产品供给进行的委托代理交易。作为交易，财政预算存在交易成本，即财政预算的运行程序成本。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成本过高会降低交易绩效。那么财政预算的交易成本过高也会降低预算绩效。为了控制财政预算交易成本，应当在预算法中构建一种有效的内部激励机制，保证预算执行主体的本位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挂钩，促进预算执行主体自觉地以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运用财政资金，即绩效预算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