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主体性、产权制度与国有企业改革

企业主体性、产权制度与国有企业改革●江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无疑是最主要的市场主体。而企业中的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中的首要代表，在目前国有企业普遍存在运行低效率问题面前，有一种观点主张“国有企业退出论”：完全退出竞争性行业和部门，只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具...     

关于"国退民进"的几点思考

提出“国退民进”的种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在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有人还在谴责“国进民退”,还在强调“国退民进”,还要进一步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真不知道他们想把我国引向何方!现在是到了重点考虑如何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时候了。我们应该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政治高度来对待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发展问题,因为没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没有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社会主义将不复存在。我们的党员、干部应该对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怀有深厚的感情,千方百计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基础。在目前条件下,还强调“国退民进”,其真正的含义就是,公有制经济应该不断萎缩,逐步退出主体地位,而私有经济则应该不断扩张,逐步取代公有制经济而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体。     

国有经济“全面退出论”质疑

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并不完全统一。近年来,“全面退出论”是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全面退出论”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天生适于竞争,而国有经济则天生不适于竞争,因此国有经济应该从竞争性领域“全面退出”。有一篇报道说得很明白:“按照国有经济应有的地位和应起的作用来说,它只应该是在特殊性、自然垄断     

我国国有企业的地位与作用研究述评

近年在我国收入差距拉大的背景下，国有企业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引起大家议论的主要是国企及其高管的高收入、国企的效益以及“国进民退”。学术界对此的争论基本可以分为两派：力挺国企与批判国企。人们关心国企的目的都是为了国企健康发展，为了我国各种所有制企业能够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国有资产（含国企）需要继续改革，其行为应当符合公有资产的本义。     

改革开放30年我省国企改革成就辉煌

我省国有企业改革厉经改革并放30年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辉煌成就，其中，尤其以2005年省委、省政府抓住国家关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部署的机会，按照中央提出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指导思想，经过慎重研究，决定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开展国企改革攻坚战最具代表性。     

宣传国企改革要准确

近来，有些媒体上出现了“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国企不要同外企民企争利”等提法。这些提法与中央有关精神及我国经济政策严重相悖，是非常错误的。首先，从指导思想上说，这些提法违背了十六大再次明确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这就是“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巩固这个制度，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国退民进”一类的提法，没有体现“两个…     

为什么说“国退民也退”

有人问到我，请我说说如何看中国经济的“国进民退”．以及如何和我主张的“藏富于民”有机统一。     

邓小平：从“半退”到“全退”的伟大抉择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共同约定：一齐退F来，而且是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也要求全退。对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全退”的要求，尤其是对邓小平“全退”的要求，中央许多人表示不能接受，特别是老同志。后来，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     

深化非公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在中央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民进国退”政策的指导下,多数小型国有企业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逐渐退出了竞争舞台,而非公企业却“红杏枝头春意闹”,以强劲势头取代了原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其经济总量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深化非公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为非公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精神支撑。笔者对非公企业的基本情况,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应采取的对策进行了调研。本文以瓮安县为例,就上述三个问题探析如下。     

董辅礽:国有企业如何脱困?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董辅礻乃教授在《改革》杂志撰文针对国企如何“脱困” ,提出“先行定位、再定对策”创新之见。董先生认为 ,为了使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摆脱困境 ,应先按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对其作出恰当的定位 ,然后根据这种定位对其布局作出总体的战略性的调整。公益性的行业（为政府调节经济和实施政策提供物质条件的企业、为满足居民共同需要提供保障的企业、关系国家和社会安全的企业）和自然垄断性行业（城市供电企业、邮政企业等）的国有企业应保留并发展 ,在竞争性行业中某些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电力等企业）和高科技领域可以保留和发展一些国有企业和国有与非国有合资的企业 ,其余的属于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原则上应逐步退出 ,退出的办法可以多种多样 ,包括先改组为股份公司、上市的股份公司 ,然后逐步退出。国有企业在退出中获得的收入应该进入国库 ,用于发展需要发展的国有企业和国有与非国有合资的企业 ,应拿出收入中的一部分用以建立专项基金 ,用于国有企业在进行总体的战略性的调整中解决计划经济留下的种种困难问题 ,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改组和改造 ,使得应该保留和发展的国有企业得以正常运行 ,应该退...     

对“马克思主义具有与对俱进的理论品质”的几点认识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是江泽民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精辟概括。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性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坚持与时俱进 ,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就是要有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为追求真理而勇于牺牲的精神 ,就是要努力学习 ,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浅析"三个代表"思想在银行业的体现

办好银行是一个经济目标 ,也是一个政治目标 ,有着丰富的政治、社会内涵 ,意义重大而深远。“三个代表”思想体现到银行 ,就是办好银行 ,支持经济 ;就要与时俱进 ;就要破除“官本位”意识     

关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评季诺维也夫对列宁主义的阐释

列宁逝世后,季诺维也夫正确地理解和阐释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关于战略退却的思想,认识到所谓战略退却不是简单地消除战时共产主义的极端行为,不是从战时共产主义退向社会主义,而是退向无产阶级国家中的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关于列宁工农经济联盟的思想,季诺维也夫认为在国内战争时期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联盟只具有最初步的形式,是所谓粗陋的联盟或者说是“军事联盟”,战争结束后,列宁主张只有建立工农之间的经济联盟,才能实现真正的工农联盟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他还正确地阐释了列宁关于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恢复国民经济的思想和新形势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阶级路线思想。     

现代科技的伦理诘难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其对伦理道德的影响也变得越来越突出,并在现实生活中引发了许多新的伦理问题。科技进步对伦理道德的发展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应在正确的伦理道德引导下进行,使之朝着造福于人类的方向健康发展。     

“三个代表“对“知行统一论“的发展

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知行背离"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知行统一论"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分析"知行背离"时代特征及产生根源,从中找出积极应对思路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历代释 "忠" 述论

“忠”这个概念首见于《论语》。在先秦典籍中,对“忠”字的解释可谓多种多样,视角不同,侧重点各异,但基本上都是围绕人的心志展开论说,强调的是内心的真诚不欺和外在行为的大公无私。汉唐至明清时期,学者们对“忠”意蕴的诠释,具有较之以前明显不同的几个特点,具体说来就是:其一,许多学者都能自觉地运用声训、形训、义训等训诂方法释“忠”;其二,不少学者关于“忠”的训释是结合对《论语》文本的解读而进行的;其三,学者们的训释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了各自的时代特点和学派特点。近现代学者释“忠”,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荡除旧伦理、建设新道德的时代背景下,勇于剔除附加在忠范畴上的封建意识,并在复归其原初意义的同时,又赋予其以鲜明的时代精神,使“忠”这个古老的伦理概念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论行政审批中的"越位"、"错位"和"缺位"

行政审批改革是行政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 ,我国当前的行政审批存在着严重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双轨制的存在、权力利益的部门化和个人化、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及传统观念的顽固存在是导致行政审批当中不合理现象和错误做法的主要原因。应当通过加快立法、大力发展中介组织、积极借鉴中外行政管理的先进做法来消除这些弊端。     

迂回过渡与战略性的退却--解读列宁新经济政策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政策,不仅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而且也不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新经济政策是退却,但这是有限度的、有秩序的、适时将转入反攻的退却。新经济政策并没有改变列宁的社会主义观,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是一致的。     

浅谈“先富”向“共富”转变过程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其中“共同富裕”成为了亮点之一,在“先富”向“共富”转变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很多人认为不应该再提“效率优先”了,“注重公平”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坚持“效率优先”更具有不容轻视的重要意义。     

提高干部的科技素质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基本要求

提高干部的科技素质是提高干部综合素质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 ,干部的科学技术素养对其思想和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 ,要实践“三个代表” ,必然要求干部具备一定的科学技术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