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在场:一个华北乡村的婚姻策略

在华北乡村的婚姻策略中,家庭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嫁妆"和"彩礼"等等各种婚姻习俗文化,巧妙地将家庭本位主义理念嵌入到现代乡村年轻人的婚姻实践中,让他们在追求个性自由、权利平等现代婚姻理念的同时,真切感受到传统婚姻文化的力量。     

代差与代同:新家庭主义价值的兴起

本文通过分析两代人在家庭主义认同的不同维度上的代差与代同后发现,青年人对于家庭主义的认同是有选择的,这种选择导致青年人身上出现了以家庭价值的稳固和个体意识的崛起为双重特征的"新家庭主义",青年人更多地强调家庭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这有别于父辈认同家庭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传统"家庭主义"。新家庭主义价值的兴起,是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的有力佐证。     

转型期的农村家庭结构及其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基于2008年安徽农村的调查,本文对中国人口社会转型期城乡人口流动和婚姻挤压背景下农村家庭结构变动对代际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前瞻性研究。结果显示,直系家庭为农村主要家庭结构,空巢家庭规模随着劳动力的不断外流而逐步壮大,传统复合家庭已快速缩减,而婚姻挤压催生出"失婚核心家庭",其数量随性别失衡与男性婚姻挤压态势的加重而上升。成年子女的外出务工导致出现老年父母生活照料缺乏的问题,而儿子被迫"大龄失婚"则改变了传统的养老功能,大龄未婚儿子承担了本应由儿媳承担的生活起居照料责任,但其依旧难以弥补因失婚给父母造成的情感压力。     

近年城市婚姻不稳定的分析

最近一年多,我在婚姻家庭问题咨询工作中接触到婚姻“病案”98例,其中年龄在35岁以下的81例,占80％以上。夫妇冲突导致离婚或准备离婚的,以结婚不到5年者居多。有些青年朋友对周围人们的家庭危机和婚姻失败感到困惑不解或惶惑不安,从而担心自己“重蹈覆辙”。造成城市青年婚姻家庭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的说,随着改革与开放,家庭模式和婚姻行为的变革也必然会到来,可以说家庭婚姻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其中既有“滞后”的传统特征,又有“超前”的现代倾向,两者反差极大,使部分人大有进退维谷、无所适从之感。     

关于社会转型期建设农村服务型党组织的思考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正在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型,从传统的乡村社会向城市化社会转型,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从简单结构向多元结构转变,这决定农村党建工作只有努力适应社会需要、群众需要,才能在社会转型中有机地嵌入社会结构之中,获得基层群众支持,成为农村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     

“妻管严”的婚姻生活幸福吗?——基于家庭权力关系与婚姻满意度的分析

基于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本文讨论了男性在家庭权力关系中的相对地位对其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一般来说,家庭权力关系中的相对劣势地位(妻管严)会降低男性的婚姻满意度。但是这种消极影响随着具体情境而发生变化:一方面,对受现代化影响更大的地区和个人而言,这种消极影响并不明显;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高于妻子的男性基于爱与需要的原因将部分家庭权力让渡给妻子,这也没有导致他们婚姻满意度的明显下降。     

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变迁与重建

乡土社会衍生传承了各具乡土特色的民俗文化生活形态,有其独特的存在方式和魅力特质,是乡土社会不可或缺的生活元素。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式微是社会变迁、传统与现代文化割裂和文化体制制约等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需要从加强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制度供给和培育新的乡土文化入手,重构乡村文化生态。     

基层治安治理中的“情治”逻辑及当代价值

情感治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治理对象和治理手段的双重属性,是适用于当代基层治安治理的一种范式革新。情感治理深刻依附于传统中国乡土场域之中,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映现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中所内蕴的情感脉络。传统乡土中国的情感治理主要从乡村共同体的情感搭建、基本生产生活单元的情感塑造和乡里个体的情感锤炼三个层面展开,将基层百姓纳入礼法秩序并使其共同参与构建基层治安治理结构。情感治理嵌入当下基层治安治理实践,需要调和柔性情感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张力,培育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化、制度化情感,推进治理共同体由松散连结向有机团结转变,激活教化功能以平衡情感供需关系,弥补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治理缺陷,实现基层治安治理的精细化、规范化和人文化。     

乡村社会离婚现象分析——以西村为例

本文通过对河南省开封县西村的实地考察 ,得出了对当前村落社会离婚的基本看法 :离婚模式仍基本上是传统型的 ,但已发生了变化。村落社会中维持婚姻的条件仍主要不是感情而是感情以外的因素 ,发达的防止婚姻破裂的两个网络使离婚率极低。离婚问题上的变化有 :婚外情以及由此引起的离婚有增多的趋势 ,妇女在离婚过程中处于主动地位等。这种变化虽然还没有达到威胁传统婚姻、家庭的程度 ,但其意义不能低估。     

村庄公共品供给中的“好混混”

1990年代以后,两湖平原村庄中出现了好混混。好混混的出现源于村庄公共品供给的困境。乡村组织难以抑制公共品供给中的搭便车行为,村庄公共品合作常常因此难以达成。好混混则可以依靠暴力和暴力威胁遏制搭便车行为,维系村庄公共品合作和供给,他们的好由此体现出来。取消农业税后,乡村组织的公共品供给能力更加弱化,农民因此对好混混的需求更甚。好混混这一怪异现象,反映了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存在局部不足。     

新乡土社会中礼治和法治的冲突与整合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征,传统乡土社会转向新乡土社会。在这种新形势下,维护乡土社会秩序的传统手段礼治出现逐渐弱化的趋势,同时,法治虽然进入乡土社会,但仍然遭遇重重困难。在了解二者现实状况和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消解其冲突与对立,实现其互动与整合,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村民自治的历史嬗变--传统文化传承视角下的村民自治审视

传统乡村自治文化是在长期生存过程中对乡村居民生存境域进行深刻认识和对其生活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后逐步形成的，蕴含着丰富的生存论方面的认识价值和实践方面的参考价值，对生存问题终极思考的永恒性使得传统和现代可以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传统乡村自治文化中长期积聚的认识和经验在现代社会依然可以得到延续。通过对乡村自治文化进行历史审视和对其内涵做简要分析，发现传统乡村自治不仅出自乡村自我管理的现实需求，也源于教化及文化传承的精神需要，这就使得传统乡村自治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超越性发展有了前提和基础，因此，深度挖掘传统村民自治中的优秀文化资源，积极探索其和现代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途径，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部大开发环境下农村青年自我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经济、婚姻、素质等三个方面为切入点 ,结合西北农村的乡土特色 ,剖析了限制西北农村青年自我发展的若干因素 ;其中笔者对西北农村青年人自身以及家庭经济的欠缺、早婚的非正式约束以及炫耀性消费、社会经验的欠缺以及文化技能的不足等方面作了描述、分析     

论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党建与村庄治理共同体构建

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通过对湖北省H村的美丽乡村调研发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与村庄治理共同体构建有重要的耦合性。研究发现:从党建引领视角来看,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党建通过积极党员的组织动员、多元主体的协商治理和村组织联动的利益连带,实现了村庄党员、乡村精英、普通群众等乡土资源与行政资源的有效对接,进而实现了乡村善治。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践表明,通过构建村庄参与网络、再造信任网络和重塑规范网络,将乡土资源转化为治理型社会资本是构建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浅论中国婚姻损害赔偿制度

在婚姻家庭中,夫妻作为最主要的主体,发生矛盾和冲突是正常而普遍的现象。夫妻间的侵权作为家庭矛盾的一个方面,不可避免的普遍存在。依据传统,家庭矛盾一般要由家庭内部协商解决,正所谓＂法不入家门＂,除非夫妻间的侵权超过必要限度,以至夫妻双方无法容忍,而导致离婚,无过错的受害方才可能得到民事救济。然而这并不符合婚姻的本来目的。想要防患于未然,制止夫妻间的侵权行为,这就需要及时对夫妻间的侵权行为进行民事救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确定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使对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更进一步,但是该制度在涉及实务适用中存在一些需继续研究的问题,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韩国“黄金单身女”现象研究——“黄金单身女”晚婚现象分析

现代社会以情感来判断婚姻理想的选择,但韩国社会在现实婚姻匹配结构中很大程度上仍延续着同类匹配的价值判断特征。而且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这种现象也就越普遍。女性学历的不断提升刺激他们参与到经济活动并获得经济独立,但同时也延迟了适婚年龄。本文主要从文化特征的维度分析在韩国工业化社会转型期中出现的专职女性晚婚现象。     

农村社会性非就业收入及其社会文化功能

社会性非就业收入是传统农村社会的一种福利性支持形式，表现为家庭内部代际支持、亲属和宗族以及邻里互助互惠、民间捐赠等，具有凝聚社会团结、应对不确定性以及缩小收入差距等社会功能。此类收入并没有在乡村社会转型中消失，不但依然存在，在某些方面还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敬老养老、支持就业创业以及扶贫济困等，而且还有一些新的表现形式。当然，一些人情类支出有可能成为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等问题也值得注意。总体来看，目前农村社会性非就业收入占比不大，这是因为，一方面，大量人口外出，村庄内部的互助互惠需求减少；另一方面，农村人口经济条件有所改善，父母对子女的经济需求没有以前强烈，甚至出现年纪大的父母支持子女乃至孙辈的收入转移现象。与此同时，农村社会慈善发展滞后，虽有城市慈善组织入乡援助，但力度不大，覆盖面有限。因此，激活社会资源以拓展农村社会性非就业收入渠道，减少人情类支出以减轻农村居民的经济负担，提高慈善性收入和敬老孝老的收入，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是未来实现乡村收入变迁的主要途径，也是增进乡村社会团结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婚姻观的后现代解读——以我国80后离婚为例

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婚姻要以爱情为基础,并且肯定婚姻的本质是一种伦理关系,同时主张离婚自由,但是反对轻率任性的离婚,如果婚姻已经死亡不得不离婚则务必做到最低伤害原则。我国80后的实用主义婚姻观、离婚率偏高、闪婚闪离婚姻稳定性低、极端婚姻悲剧增多呈现出反传统、反理性的后现代特征。离婚是婚姻的安全阀,但需审慎用之。     

婚姻观念与婚姻行为的社会学解析

家庭是人们以婚姻、血缘、收养或感情等关系为纽带组成的,以比较持久的共同生活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共有、共享为主要特征的初级社会生活群体。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婚姻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现代社会中,离婚率和不婚率逐年上升,婚姻质量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社会学具有独特的认识社会现象视角,依照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认识理解婚姻质量观念和婚姻行为,能够更为清晰地把握这一问题。     

白头偕老:新世纪的神话?——终身婚姻态度的代际比较研究

本研究使用对上海和兰州城乡2200个样本的抽样调查资料,从观念和行为两个层面对终身婚姻的态度进行描述。研究结果显示,尽管婚姻的不可离异性已不再为社会广泛认同,但多数人仍对离婚的负面后果表示担忧。加上人们普遍认同幸福婚姻对人生的重要意义,主流社会仍推崇白头偕老的核心价值,婚姻的神圣性、持久性仍为大多数人所敬畏、信奉,同时也是现实世界的一个无可争辩事实,而并非是新世纪的一个神话。青年人对终身婚姻失去信心和耐心的推测未被证实。回归分析验证了白头偕老的价值观对婚姻质量及其稳定性的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