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竞争:农民上访的一个解释框架——基于浙江G镇调查

在东部发达地区,农民分化程度高,阶层竞争激烈。下层农民跟上层农民相比差距甚大,怎么努力都无法达到上层农民引领的村庄价值标准,所以生存性压力很大。上层农民则在竞争中利用其地位与优势垄断镇域内的市场机会、政治权力、社会关系、文化价值等优质资源,构成了对下层农民的阶层排斥,阻隔了他们竞争成功和向上流动的渠道。同时,上层农民通过垄断村庄再分配权力,瓜分村庄公共资源,将下层农民排除在再分配之外,最终触发下层农民通过上访来宣泄情绪和重构村庄利益再分配结构。这类上访是在既定阶层关系和分配秩序下,下层农民参与村庄竞争的最后救济渠道,它内含着正义诉求,是农民的尊严政治。要治理好农民上访问题,关键是要调节农村阶层关系,规范村级民主政治,调整农村资源配置机制,加强村庄社会整合。     

精英转化机制:对村庄精英权力结构与治理秩序问题的研究

村庄精英权力结构研究是村庄治理秩序研究的基础。以能够表达村庄基础的经济社会分化水平、村庄归属感及村级正式权力的影响力作为标准,可将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中国农村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通过比较处于同一/不同时段、相同/不同性质村庄的精英权力结构,分析精英角色、精英权力结构与村庄治理秩序之间的关系,可见精英转化机制的运作机理正是遵循村庄基础的变化,实时地对精英角色和地位及村庄精英权力结构进行动态调整,以对村庄秩序产生即时性影响。     

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村级治理重构

从 “两权分离” 到 “三权分置”, 伴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增加, 农村新土地精英开始崛起。 在政府的推动下, 农村新土地精英主要由村干部、 老板、 职业农民和返乡农民工群体构成。 与旧土地精英相比, 新土地精英具有身份建构性、 市场主体性和利益依附性的特征。 通过向政治精英的转化、 与本地精英的联盟和对本身政治利益的巩固,新土地精英使村级权力结构由 “体制精英-普通村民” 二维结构向 “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 三维结构转变。 通过内生性权威向次生型、 外生型权威转变, 国家法开始影响民间法, 村级治理规则发生演变。 由于市场的进入, 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市场化差序格局显现, 农村社会秩序受到挑战。 新土地精英崛起不仅更新了村级治理的内容, 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影响村庄治理结构。 这其中, 产权关系与村级治理具有重要关联。因此, 深化产权改革, 需要对其上层建筑予以重视。     

政治稳定视角下农村宗族组织的功能分析

农村复兴的宗族组织是以“家——户”生产生活形式为存在的基本依据的,在我国农村彻底走向现代化、市场化之前,宗族组织还会长期存在于农村社会。现实条件下,宗族组织依然具有社会政治秩序的控制功能。其对村庄权威、村民自治、乡村治安秩序和农村经济发展秩序都有着较好的调解与整合功能,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应当一方面积极利用宗族组织社会控制职能促进农村社会政治的稳定;另一方面,又要通过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消弭宗族组织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并使其最终归于解体。     

村级群体性决策失误:"新集体林改"的一个解释框架

2003年开始试点、2008年正式全面推广实施的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被认为是我国农村改革走向深入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按照国家的林改制度设计,此次林改的基本目标是仿效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实施的耕地承包制,让农民平等享有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不过,以福建为代表的试点省份的林改实践表明,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并没有完全实现改革的初衷,不少农村地区在林改后出现了林权过度集中的现象,而许多农民却因之失山失地.这种情况主要与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设计及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村级群体性决策失误直接相关.     

村庄女性化格局下妇女政治参与困境及其消解

随着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渐趋加快，我国农村村庄呈现女性化由趋势逐渐演变为格局。农村公共领域对妇女的有限开放和女性参与村级治理的制度安排，使妇女进村“两委”数量有所提高，但在村级治理的政治资源分配中仍居于最弱势地位。在村庄女性化这一特定背景和形势下，国家和社会应通过制度整合和文化形塑，改善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环境，疏通妇女政治参与的渠道，优化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主体性条件，以消解村庄女性化背景下妇女政治参与的困境。     

村级公共治理与村级治理共同体——转型期中国乡村公共性危机及治理转向

我国农村发展已迈入乡村振兴的新一轮发展转型期，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重塑乡村公共性、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已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话题。通过对村级治理能力的分解，研究指出当前羸弱的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无力应对功利化、趋利性的底层行为逻辑，是加剧村庄公共性供给张力的主要原因。研究认为，以村庄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村级治理共同体背后蕴含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村级公共治理逻辑，通过提高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推动乡村社会由“非均衡型”的分利秩序向“认同、参与、动员”的包容共享型村庄内生发展转换。因此，建议以利益共享为导向构建村级治理共同体，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高村庄动员能力；以熟人社会为中介吸纳乡村精英、现代乡贤参与村庄公共治理，强化权威性社会认同，激发村庄参与能力；推动村级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实现乡村共建，激活村庄凝聚力。     

当前村级党组织功能弱化的表现及其逻辑——基于湖北H村调查

调查发现，在一些纯农业型地区的村庄，税费取消后，由于党组织与农民之间硬性关联不存在后，党组织与农民群众的关系也逐渐疏远，党组织功能较税费时期明显弱化。主要表现为政治领导功能弱化、服务群众功能弱化、利益整合功能弱化、政治录用人才功能弱化；而党组织自身建设滞后和党建脱离群众路线共同形塑了当前村级党组织功能弱化的内在逻辑。当前，在村级党组织与农民不再发生紧密关联的情况下，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考核机制，使党建转化为党组织的自觉行动，以更好的发挥村级党组织功能，是当前农村党建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试论村级债务的化解措施

农村税费改革以来，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民的负担明显减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超前活跃，农村的发展活力大大增强。但是，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产物——村级债务，在农村税费改革进程中暴露出来。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村级债务仍然居高不下，并向多极发展成链状，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探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村级债务的化解措施已成为各级政府及农村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     

村民自治四大发展瓶颈的理论反思

中国的村民自治发展已经走到一个新的阶段,为了使其在农村真正获得持续深入的发展,我们必须了解村庄自身的政治逻辑和日常政治运作对当下村民自治发展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概括为四大瓶颈:因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的部分水土不服与基层执行中央政策的偏差带来的村民自治制度的价值预设与实际发展趋向的张力与断裂;因民主选举应然价值的缺失、村庄政治主体的选民资格归宿与选民权利兑现的困境及片面民主观带来的村级四个民主的发展失衡;村级会议组织体系法律规定的有限性与实际操作的复杂性带来的间接民主对直接民主取代的倾向;因村庄权力配置不顺带来的村庄民主政治运行的不通畅。     

对完善农村村级民主选举制度的思考

实行以直接、平等、差额和无记名投票为基本原则的农村村级民主选举制度,是党中央作出的实施农村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方针,也是村民自治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前提。一、农村村级民主选举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实施直接、平等、差额和无记名投票的农村村级民主选举制度,是村民自治过程中中国农民的伟     

论农村政治秩序的战略重构

和谐的农村政治秩序是农村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目前,农村政治秩序的发展受农民自身、农民组织及国家在农村的政策体制设计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从微观与宏观的双重视角,探讨和谐农村政治秩序的建构,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     

村级党组织建设的反思与前瞻

村级党组织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历史成就,但目前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体制势能和认识惯性容易导致越位、制度缺陷造成了畸形的权力博弈、发展经济的渴盼阻抑了思想政治功能、村民公民意识的缺乏助长了单轨制作用。改革的对策包括:优化农村党组织,厘清村"两委"关系,制定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健全选举程序,划片设立村级党组织,构建科学系统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建立矛盾预警调控体系,对中坚骨干农民进行储存性培训。     

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条成功之路——云南省玉溪、陆良改革村级体制,实行村民自治的做法及启示

在玉溪、陆良等市县开展的改革村级体制,实行村民自治的试点工作,是农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广大农民的法制观念和民主意识不断增强,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公开的必然要求;是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结果。他们的试点工作已在促进农村改革、发展与稳定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给了我们多方面的启示。一、改革村级体制,实行村民自治的动因首先,这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客观要求。村公所(办事处)的管理体制以及由上级委派村公所(办事处)干部的做法,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已不能适应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农民自主生产、自主经营,成为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其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公开的要求日益强烈,这种体制的弊端也就暴露得十分明显,诸如村级管理行政化,村干部选聘、管理“机关化”,机构重叠,管理层次多样化;干部任免制,对上不对下,造成干群关系紧张,滋生腐败行为,形成农村热点问题多。如此种种,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村级体制,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就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其次,是适应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传统的村级行政管理体制,使农民的民主权...     

村组合并后的村庄治理--苏北Y村个案研究

村组合并是很多地方已经或正在或将要推行的一项农村社会改革,这项改革虽然没有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农村的社会文化,但对村庄治理却产生了很大影响.苏北农村的村组合并已经实行近三年时间了,三年时间足以将这项改革的利弊得失都暴露出来,因而从细致的村庄个案调查出发,对这些利弊及其原因进行系统总结是可行的,且有助于我们对这项改革的评价.     

玉溪、陆良改革村级体制实行村民自治的做法及启示

在玉溪、陆良等市县开展的改革村级体制,实行村民自治的试点工作,是农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广大农民的法制观念和民主意识不断增强,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公开的必然要求;是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村     

阶层分化、富人治村与基层治理的重构——村庄社会关联的视角

农村阶层分化形塑出了极其复杂的村庄政治现象。通过对当前农村阶层分化的状况及社会确认机制的考察,可以从村庄社会关联的角度,具体地呈现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状况和互动机制,并揭示当前以富裕阶层为主导的村庄阶层关系的特质及其后果:富裕阶层凭借其强大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动员能力,主导了村庄选举,形成了以富人治村为核心的基层治理格局。在这种政治格局下,广大的中下阶层被排斥在村庄政治权力和利益分配之外,基层治理隐含着严重的阶层冲突。     

农村私营企业主的崛起和参与——以浙江永康市4个村为例

作为一个新兴社会阶层,现阶段的农村私营企业主具有显著的特点(1)保留了农民的基因;(2)呈现了强人的形象;(3)形成了不一致的地位关系.他们采取竞争村级组织领导岗位、竞争村民代表等村治组织成员岗位、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参与派系竞争等多种具有典型特色的方式参与村庄公共生活,影响村庄治理.1980年代以来私营企业主参与村庄治理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介入村治、领导村治、主政村治三个阶段.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正桂政办发〔2013〕133号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农垦局,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桂发[2009]2号)印发以来,我区通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开辟了农民就业和增收     

张作哈副省长在全省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统一思想,进一步深化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认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党在农村的又一重大改革,也是建设现代林业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实践,对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稳定、推进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十分重大。搞好集体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