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四小明珠”

衡量一个地区经济整体实力的最好指标,莫过于国民生产总值(GDP)了。以这个指标为依据,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城市划分为几个不同的群体。而位居塔尖的,无疑是中国经济的佼佼者。它们组成了中国经济的第一方阵,或者说,一个“富豪俱乐部”。 1000亿是一个什么概念?1980年,当我们提出用20年时间把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时,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是7000亿。1992年,中国出现第一个“千亿级”城市——上海,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054亿。1993年,“千亿富豪俱乐部”里仍只有上海一个孤零零的会员。1994年北京以1083亿加入,1995年广州以1243亿拿到会员资格,1996年则增加了重庆(1175亿)、天津(1102亿)、苏州(1002亿)。 以1999年的数字衡量,这个俱乐部最新的会员名单是:上海(4035亿)、北京(2170亿)、广州(2063亿)、重庆(1488亿)、天津(1450亿)、深圳(1437亿)、苏州(1358亿)、杭州(1225亿)、无锡(1200亿)、成都(1190亿)、武汉(1086亿)、宁波(1070亿)、沈阳(1013亿)、大连(1000亿以上)。 这个名单中,一些长期名列前茅的省会城市、区域中心消失了,这些落伍的“旧贵族”有西安、长春、哈尔滨、济南、南京等,而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十大城市”之一的成都、武汉、沈阳等也被深圳、苏州、杭州、无锡挤出了前10名。如果说深圳的成功有不可复制的因素,那么,几个江南城市(除了杭州,其他仅仅只是地级市)的成功就颇耐人寻味了。这些中国经济的新贵们,就这样走进了《南风窗》的视野。     

强工运,强企业,强国家

<正>有一年农历年过后我到了韩国首尔,那时国立首尔大学正放寒假,偌大的校园里没有几个人,到处都是未消的残雪。但却有几十个学生不回家,短裤赤膊,头绑丝带,在那里跑操场,呼口号,他们是在搞学运操兵。韩国好大学有个次文化,许多学生进了大学,前4年不太关心学业,而只是想搞轰轰烈烈的学运,搞学问是将来念研究生及出国留学的事。     

四十六年来的美国对台政策

四十六年来的美国对台政策李世安４６年来美国对台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利用国共两党和中国人内部的矛盾，反对海峡两岸的统一；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幌子下，阻挠两岸统一，搞事实上的“两个中国”。几十年来，虽然中美关系经历了许多曲折，几经变化与调整，但美国对台...     

市场风向标——在炒作热背后

近年来,许多企业借助媒体炒作一举成名并迅速获取较高的产品市场份额,这和中国市场的特点非常有关。第一,中国消费者的广泛性,中国人口众多,一种产品即使不那么好,只要名气造得足够大,哪怕每人只试过一次,厂家也可以发大财;第二,中国消费者的盲从性,某种东西名气一大,大家都盲从跟风。一旦大家都盲从某个东西,足以把这个东西从地下捧到天上,一些保健品企业能在几年时间里从几十万元发展到几十个亿,和消费者的这种盲从性有很大的关系;第三,新闻媒体的权威性,我国的新闻媒     

阿尔及利亚十年来的改革与当前形势

阿尔及利亚从1980年开始进行改革,迄今已整整十年。十年的改革过程基本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五年主要在经济方面进行调整。后五年除了继续进行经济调整外,在政治上也开展了改革。经过十年的调整与改革,阿尔及利亚的政治与经济体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被称为中东地区政治、经济模式改变得最快的国家之一。本文拟对阿尔及利亚十年来经济、政治改革的内容、成效、困难及发展趋势等问题作一粗略的探讨。     

假如我选择放弃

假如，我是说假如。 假如有那么一天，我突然选择了放弃，放弃现在已拥有的一切，然后像苦行僧一样到处流浪，在一种理想化的境界里生存，再不回到现实中来，就像十年前那次“丢人”的经历一样，那该是一种怎样的境地呢？     

信息全接触

改革不是请客吃饭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近日表示,在今后3年时间内,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目标,即大多数中国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和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为达到这一目标所支付的直接成本将会达到6000亿到8000亿元人民币。 他说,国有企业改革的工作其实从去年就开始做了,算上去年和今后的3年,总共是4年的时间。1997年支付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     

“文革”浩劫,人口爆炸,谁更可怕?`

人人都知道“文革”可怕,可是并非人人都知道人口爆炸的可怕。“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国民经济达5000亿元的损失.加上“大跃进”3年的折腾所损失的1200亿,就是6200亿——大约相当于1949-1979年我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总和! 可是,人口爆炸的经济恶果更可怕。近10年来我国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少生了1亿多人,等于挽回了两次“文革”的损失。仅抚养1亿孩子的费用.就省下1万亿! 也就是说.假如近10年我们不抓计划生育,在经济上就等于再搞了两次“文革”,     

传呼台小姐

那一年,电台招考节目主持人,我报名应考了。我非常羡慕这份工作。我按电台的要求录了一段声带寄出,寄出后,心里美滋滋的,但丈夫却取笑我说: “你那声音,假如我是台长,我保证不用你。”丈夫的话像一盆冷水泼下来,而且过不了几天便应验了。我的丈夫在市里的某公司当业务员,经常要打传呼电话。有一天,他在家里和同事搞聚会,提到传呼台近段时间有一位接线小姐的声音甜美极了。说话间,丈夫脸上流露的神情是那么向往,全然当我不在场似的。过后,同事们都走了,我佯作没一回事地问丈夫:“那位小姐的声音真的那么好听吗?”     

政府治理的权威哪儿来

人民群众总是容易受到刺激。比如,房价降不下来的一个原因,被发现原来是"房叔"们太多了,而且动辄10几、几十套。比如,在农民工露宿街头而死时,一个政府的大楼被曝花了40亿。比如,近日有一份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指出,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这是一个在欧美已彻底无法想象的     

老人与小孩

中国人的辈分，除了沾族谱的光，一生下来就有人叫爷爷之外，都是靠实打实地“熬”出来的。要想媳妇熬成婆，要想当上名副其实的爷爷，没有点儿耐力与韧性，没有几十年的工夫是搞不成的。     

苏联改革与中国改革的比较——费路发言摘要

我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政治思维和他提出的改革计划的实现,是持乐观态度的。他很重视科学家在改革中的作用,善于发动科学家的力量。这对改革成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过去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讲了很多政治与科学应该统一的道理,实际上往往把二者关系理解得很片面。如果今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决策的确能够建立在科学论断的基础上,不搞一言堂,社会主义就是大有希望的。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在进行改革,苏联也掀起了改革浪潮。我觉得苏联从事的事业和中国一样的。这对各自国家今后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意义。但是,我们完全有权把意义估计得更大一些,即改革的成就,关系到今后社会主义的命运。你们两个大国改革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人民群众能不能亲身体会到改革带来的好处,物质生活是不是有所改善。中国的改革是先从农村开始,搞包产到户,农民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善,农民热情很高,改革效果显著。在我看来,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困难较多,农业一直没搞     

“假市长”还在任上

5年前,与本刊同时问世的“假如我是广州市长”活动,让那些从“0”开始的人讲话,一批“假市长”直抒己见,牵动千家万户心。如今,20世纪80年代就剩下那么几天了,南风窗杂志社的一位编辑接到一位久违'的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叫朱川,5年前,他还是暨南大学的学生,     

中国改革道路的历史意义

中国革命与改革的实践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两次独特的、具有全球性意义的重要贡献:一是毛泽东的第三世界革命理论,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国家通过动员贫困和受压迫的农民进行革命的战略;二是邓小平开创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道路。后者因对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广受赞誉,但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更为广泛的历史意义并未得到充分认识。中国的改革代表了苏联以及1950年代的中国所"没有采取的"一条道路。人们可以设想,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中能够更早地得到贯彻,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发生很大的转变。     

被忽略的常识和呼吁

改革开放30年,经济学差不多成为中国大陆第一显学,一系列影响巨大的改革举措,离不开主流经济学家的鼎力擎画。那么,作为很多重大改革措施的设计者、推动者和观察者,他们对自己、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到底是如何认识和反思的?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中国改革目前这种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尴尬?读罢《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一书,     

想当村长

近几年,从未萌生过“官念”的我,开始有了想当官的思想。若问我想做什么性质的官,假如允许自由选择的话,当然是那些有权、有地位、能保证个人“名利双收”的位置,至少也得是个“亏损企业厂长”之类的。但立足现实,这些毕竟都只是愿望。 不怕你笑话,目前几日读到几则关于村长的“新闻”后,顿开茅塞。估计自己若主观上努把力,加之又是以副教授之尊向有关部门申请到农村当个不拿国家俸禄、不享受任何待遇的“工分干部”,应该不会     

从新加坡看广州

“假如我是广州市长”提建议活动开展头十天,已收到建议七百件。待本期刊物与读者见面时,必定收到更多更好的建议了。本期选登的几篇,仅从最初一批摘取。因此,目前刊登的未必就是中奖的,倒是中奖的我们一定陆续刊出。请读者待七月一日,再见分晓。     

一个民族牙膏品牌的命运

两面针的危机不是从高露洁、佳洁士等外资品牌大规模市场下沉开始的,也不是从它自身搞多元化最终横跨八大行业开始的。它的危机可能在1993年柳州牙膏厂发起设立这家公司时就埋下了种子。2012年12月岁末的深圳充满暖意,但两面针在这座城市却异常孤冷。2007年,被外界看成两面针"中兴"信号的全国经销商大会曾在这里召开,但各大卖场如今已很难找到两面针牙膏。广东一位牙膏企业的高管透露,2012年,一家著名外资牙膏品牌仅在深圳一地就有超过2亿元的销售回款,这几乎超过两面针的全国销售额。事实上,从2010年开始,两面针实现年末盈利一直是靠变卖金融资产来实现的。目前,外资品牌牙膏在中国正享用着超过六成的市场占用率,而曾经     

天地间好大一个“陪“字

人是高等群居动物,愿意享受孤寂者只在少数,大抵是乐于让人陪的。历史老人步入世纪之交,眼看地球上“陪业”泛滥。西方发达国家已从“人陪”渐入“物陪”,大养猫、狗、狼、蛇、鼠、鸟、虫陪人过日子。尚不太发达的中国呢,“物陪”亦已起步,“人陪”盛况不仅赶超英美,而且开始“领导世界新潮流”。比如这“官陪”与“陪官”,欧美官场大抵是一陪十,而礼仪之邦的中国呢,竟然有十陪一的,上级下来一二个官儿,作陪者有时不下一二十人,“群仙迎兮塞云汉,俨前导兮纷后陪”。     

哈佛“案例第一人”的中国行

不寻常的一天10月27日,星期五,莱孚国际控股公司的董事长兼总裁申路杨没有像往常一样去上班,他驱车来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申路杨1991年从澳洲归国创业,他的公司从做贸易起家,现在主要从事投资,行业涉及化工、有色金属、电站,已经在中国投资了几十个亿。但是申路杨现在有不少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