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释引咎辞职制度的性质与效应

<正>多年来,我国学界对于引咎辞职制度的解读一直存在争议,特别是对于引咎辞职能否作为法律制度的判别一直见仁见智。事实上,引咎辞职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行为,它一旦被法制化,就必然造成曲解与背离引咎辞职本质的问题,这也是引咎辞职制度作为法律制度的根本困境所在,它集中反映在我国学界有关主张与支持引咎辞职法制化的各种主要理由之中。将本质上作为道德行为的引咎辞职制度化,从而所提     

论政府道歉的法制化与德制化

政府道歉能否以及如何制度化一直是理论与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话题,也应是目前学术创新与实践创新的突破点所在。从赔礼道歉以及政府道歉的本质规定出发,真正的赔礼道歉在本质上是特定道歉主体的道德自觉自律行为,是体现道德责任担当方式的行为,是自我责任追究的道德行为。真正的政府道歉理应是一种特殊的政府道德行为,是作为道歉主体的政府及其官员自我问责或自我责任追究的道德行为。否则,就是一种虚假的或不完全的赔礼道歉和政府道歉。政府道歉法制化必然会遭遇背离道歉的本质要求和不能完全实现道歉应有功能之困顿。只有摈弃政府道歉的法制化,走政府道歉的德制化之路,将政府道歉制度纳入新型的道德制度范畴,才能真正实现政府道歉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也才能真正体现政府道歉制度构建的"中国特色"。     

制度话语中的引咎辞职:一种现实困境的分析

引咎辞职是行政问责制度中专门针对行政官员,并使其承担领导责任与道德责任的一种责任追究方式,其压力主要来自公众社会的舆论谴责以及官员个人在道德、良知上的自我认识。目前我国的引咎辞职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异化与泛化、程序性的缺失以及后续管理的缺位等若干观念上和现实中的困境,克服和摆脱上述困境,构建完整、长效的制度支撑体系,将成为我国引咎辞职制度建设与完善过程的突破点。     

中外公务员薪酬制度比较

正一、中外公务员薪酬制度法律依据的比较发达国家公务员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有一套与公务员制度相适应的完整的法规体系,重视公务员薪酬制度的法制化建设。虽然国外发达国家有关公务员薪酬管理的法律法规名称各不相同,但就其内容来看,有许多共同之处,诸如对公务员工资标准的确定、增长原则、调整依据、薪酬制度运行和控制等,均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我国公务员薪酬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时间远远晚于部分发达国家,虽然《公务员法》作为法律依据,但是其中有关公务员薪酬的     

论美国公务员道德的制约机制

在美国公务员道德行为约束这个问题上 ,道德“原罪”说始终是其形而上学的基础 ;国会和政府的道德法案是公务员道德行为约束的工具 ;宪法是公务员道德行为约束的保障。美国公务员道德行为约束的根本力量源于美国人民。美国公务员道德行为的约束比较成功地巩固了美国政治制度 ,维护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公务员法》：国家公务员制度“三化”建设的奠基之石

《公务员法》是我国第一部干部人事领域的法律,是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本法律。它的制定颁布,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是干部人事管理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里程碑,是国家公务员制度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奠基之石,必将推动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公务员法的产生有必然性和重大意义,体现了创新性。     

我国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后续管理问题刍议

引咎辞职作为一种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由于时间比较短，对其理论上的认识和实践上的经验均有明显的不足。本文就引咎辞职的含义及其理论依据做了简单的介绍和辨析，并针对我国公务员新陈代谢制度的退出机制现状，就我国对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后续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领导干部引咎辞职的后续管理应该涉及辞职后的待遇与职位安排的管理，重新启用的相关标准与程序的管理两个方面。     

“为人民服务“作为行政伦理基本原则的依据及意义

"为人民服务"是我国公共行政伦理的基本原则,这一基本原则确立的主要依据,从根本上说是由我国国家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为人民服务"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一贯倡导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基本道德观点;为公务员解决"运用职权为谁服务"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导向;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行政伦理的本质特征;调节了公务员之间的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为人民服务"作为行政伦理原则对公务员职权的行使有制约作用.     

对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的思考

“引咎辞职”是指领导干部对自己履行职责过程的一种自查、自责、自咎行为。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引咎辞职实际上是一种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监控机制。道德水准高的人会主动承担责任 ,而道德水准低的人则需要外界的压力。引咎辞职制度对于领导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步伐有重大的作用。它必将以其自身所特有的管理力度 ,为干部管理注入新的活力。为突破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思维定式 ,改变领导干部“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的心态有着重大的意义。推行这项制度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加强相应的制度规范建设。在执行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时 ,既要大胆创新、勇于借鉴 ,又要积极稳妥、与现行领导干部制度相衔接 ,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     

对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几点思考

我国公务员制度从1993年确立以来,已在全国基本完成“入轨”工作,但无论是制度上还是实践上都还存在有待完善的巨大空间,本文着重从公务员的分类、管理体系、公务员的法制化建设三方面就完善我国国家公务员制度做些探讨。     

公共企业的公共责任实现机制初探

公共企业作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形式,因其行使公权,占有和支配一定的公共资源,涉及公共利益,必然要承担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和道德等责任在内的公共责任。公共企业承担公共责任依赖于政府对公共企业的进入与价格等方面进行规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制度安排;同时要建立公共企业的内部监督、外部监督和恰当的激励机制相结合的综合协调机制,才能保证公共企业承担公共责任的顺利实现。     

公务员精神培育与公务员能力素质建设

培育和弘扬公务员精神与公务员的能力素质建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公务员目前的能力素质现状与公务员精神所预期实现的目标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造成这些差距的原因来自于理念上的“关系本位”和“学历本位”,以及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考核用人制度和培训制度中存在的不足。在遵照《公务员法》的规定的前提下,突破公务员能力素质建设的瓶颈有赖于针对以上症结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包括:以职位分类为基础,建立公务员能级管理制度;改革公务员录用制度,提高初任公务员的知识存量;改革公务员培训制度,突出培训重点,提高现有公务员的能力素质;贯彻“引咎辞职”和“过错追究”,建立公务员行政责任制度;借鉴“暂时退休”制度,协调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公务员的比例;推行公务员合约聘用制度,加大公务员的流动性,刺激公务员能力素质的不断提升。     

试论"完善我国国家公务员制度"

公务员制度已在我国各级政府机关中较普遍地施行,然而,中央在关于<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中还提出"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要求,这说明现行公务员制度尚不够完善,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职位分类、运行机制和法规体系上.     

基于“德性”与“德行”的公务员道德建设

当前公务员道德建设的关键是培养道德认知能力,使道德规范向主体意识内化。道德建设应以道德内化为根本,以法律和制度为保障,使道德规约得到强化,通过"道之以德",对公务员进行内在控制,并"齐之以礼",用法律法规作为强有力的外在控制手段约束公务员的行为。在道德建设中由于道德理念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变化着的,道德教育作为主要的"立德"措施,在培养道德意识上有着积极性的同时,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局限性。     

良法、围墙和第三条道路——论明代吏治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启示

作为良法的官吏法和作为围墙的监督机制是明代吏治在文本上的最显著特征，但在实践层面，明初吏治清廉的效果却没有一以贯之。究其原因，明代始终没有找到一条兼顾法律和道德的“第三条道路”。以史为鉴，我国当前的公务员制度建设不仅需要加强立法和监督，更需要通过制度的创新，使官员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远离腐败。     

国外公务员行政伦理制度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介绍美国、新加坡等国家行政伦理的法制化内容及独立的行政伦理关系体系,并以此为背景,对比、研究中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制度建设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最后提出深化对公务员伦理制度建设迫切性的认识、构建我国行政伦理制度完整体系和实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等政策建议。     

克服障碍 有效推进 公务员职位分类工作

职位分类是公务员制度科学化的基石，是公务员制度法制化的核心内容，离开职位分类的发展和完善，就不会有真正科学化的公务员制度，也不会有真正法制化的公务员制度。在过去的15年中，我们为了突破传统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柬缚、建立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公务员制度而采取了“避实就虚”、“先易后难”的建设策略，将职位分类作为公务员制度建设中“最难啃的硬骨头”放到整个建设过程的后期来处理，     

论公务员制度的本质特征

国家公务员制度是一项政治制度,也是一项法律制度和管理制度,具有权力制衡、权益保障和科学管理的特征。认识和把握公务员制度的本质特征,是加强新时期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基础和关键。     

公务员法大释疑

现代公务员制度是现代国家制度的重要内容。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填补了我国法律体系的一个空白,将促进干部人事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促进公务员队伍建设和各级政权建设。将有力推进建设一支优秀人才密集、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     

论公民道德选择权的制度建构及其意义——熟人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道德支撑制度研究

当下公民道德建设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公民道德人格的缺失。本文就此问题提出建构"道德主体"制度体系的设想,认为道德主体是社会主体在道德建设领域的体现,道德主体制度建构不仅仅是道德问题,更是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道德选择权是一种保障公民参与社会道德建设的法律权利,是道德主体地位的基本权利表现。道德选择权的制度建构实现了道德建设的法律制度支撑,形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的互动与协调发展,展现了道德建设"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具体制度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