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制度经济学范式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分歧与根源

作为制度经济学的两种范式,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在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功能、意识形态的根源与变迁、意识形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意识形态的未来归宿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整体来看,马克思的分析框架迄今仍是最有说服力的。这些分歧的根源是方法论: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传统方法论是制度个体主义和建构理性主义;而马克思的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制度整体主义与制度个体主义的统一、演进理性主义与建构理性主义的统一。     

诺思的国家理论述评

诺思将国家作为影响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纳入分析框架 ,并运用经济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 ,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国家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的起源、特征与目的 ,国家与产权制度的形成 ,意识形态与国家的相对稳定性等问题。诺思的国家理论在开创以经济学理论研究国家的新的思路的同时 ,也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制度变迁与中国当代

西方经济学从学派上可分为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两大派别。由制度学派所创立的制度经济学属于非主流经济学。制度学派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一、新制度经济学之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代表人物有诺斯、戴维斯和拉坦等人。制度变迁理论涉及制度变迁的原因或制度的起源问题、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的形式、制度移植、路径依赖等。制度变迁的分类及特点:依据制度变迁的理论,制度变迁包括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也称需求主导型制度     

论新制度经济学对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丰富和补充

经济制度研究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马克思也有自己独特的制度经济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诺斯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     

宁夏制度创新试析

正制度创新对一个地区长期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制度创新本质上是制度变迁,是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在人类社会经济变迁的过程中,经济的发展不仅取决于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和自然禀赋状况,制度变迁对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新制度经济理论认为,制度的创新与变迁     

中国奇迹与意识形态范式变迁

3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增长,即便是在经济转轨和2008全球金融危机中也辉煌依旧,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西方的正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都不能解释中国奇迹的成因,诺思的制度变迁模型可以为我们提供启示。本文认为,在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中,意识形态决定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供给,决定界定和保护产权的国家的意志,因此,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石。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原因是作为党和国家意志的意识形态的范式变革,即实现了由政治中心到经济中心、由革命至上到改革开放、由教条主义到实事求是的历史转变。     

诺斯与马克思:制度变迁的动力比较

制度变迁理论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制度变迁是内、外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动力是制度变迁的原动力,外动力是制度变迁的条件。在对制度变迁动力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者与新制度经济学派存在较大差异。从经济学视角对马克思与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发现,马克思从内外动力两个层面揭示了制度变迁,解释力是充分的;诺斯从外动力方面对制度变迁进行分析,仅仅局限在制度变迁的微观方面,而对宏观方面的制度变迁的解释力是不够的。     

诺思意识形态理论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是当前我国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诺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对提高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有启示意义。诺思从产权与经济绩效角度讨论意识形态,启示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注重利益之维;诺思重视意识形态的成本问题,提醒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应该降低成本;诺思对意识形态与制度关系的阐释,提醒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应以制度为保障。     

政治学视野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解读与启示

20世纪80年代,西方政治学有选择地吸收了传统政治学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借用经济学方法分析现实问题,兴起了一股新制度主义思潮。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着深刻的背景,其理论渊源主要是文化组织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理论。它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三大流派: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规范制度主义。在我国现阶段社会转型和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新制度主义启示我们:要注意发挥政府协调各方利益的主导作用,推进内部制度创新;要重视建构合理的外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要注重提升文化中制度因素,引导制度变迁走向正确的方向。     

警示训诫防线的制度经济学研究

从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的角度来说．警示训诫防线符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形成防止和惩治腐败的合力“的要求，是具体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从源头上根除腐败的一种制度创新。本文将主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制度结构、制度功能和制度变迁等方面对警示训诫防线与社会经济制度建构与变迁的机理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