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矿产资源法的修改

矿产资源与人民生活水平及国家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大多数矿产资源的不可逆转、不可再生性决定了我国在可持续发展的大环境中,会对资源开发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更加细致化、严格化的调整。我国现行的《矿产资源法》,对我国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影响巨大。但是,由于立法内容不全面细致、有的制度设计不尽合理,现行立法对我国矿产资源的保护也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漏洞和盲点。因此,立足于矿产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我国矿产资源政策和法律法规出发,对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法》提出了相关见解。     

自然资源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

自然资源是由人发现的在自然状态中有用途和有价值的物质。主要包括土地、水、矿产、森林、草原、野生动物等。自然资源法是调整人们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我国目前尚无一部综合性的自然资源基本法,所以我国自然资源法体系主要由《土地管理法》、《水法》、《矿产资源法》、《森林法》、《草原法》、     

不能以保密为由限制公众知情权

据《京华时报》报道．“不能动辄用‘保密’为借口限制信息公开和公众的知情权。”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分组审议褓守国家秘密法》修订草案，委员们认为保密法应处理好与信息公开之间的关系。朱永新委员表示，“现在，很多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往往随意用‘这是机密、这是秘密’来限制公民知情权。     

律师刑事辩护权利的保障——兼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新修订的《律师法》因解决了困扰刑事辩护律师多年的会见难、调查取证难和阅卷难这一“三难”问题而受到赞誉，但《刑事诉讼法》关于律师刑事辩护权的规定却仍与新修订的《律师法》上述规定不一致，直接导致司法实践中律师刑事辩护权行使的“三难”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这是由于法律观念的滞后和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在即将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应充分保障律师刑事辩护权利以克服以上“三难”问题并与新修订的《律师法》相协调。     

论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指导协助关系之完善——关于《村组法》第五条的修改建议

村民自治权与国家权力既对立又统一.《村组法》第五条将村委会与乡镇政府之间的关系界定为“指导协助”关系,于理有据.由于“指导协助”较为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在立法上应规范乡镇政府指导村委会自治工作的根据与程序,明确村委会协助乡镇政府工作的范围与程序.     

政策快讯

我国将大力推进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汪民近日表示,由于矿产资源不可再生,今后,国家将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的要求,大力推进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进一步完善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完善矿产资源有偿开采制度。在完善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方面,对于勘查风险     

关于国土资源系统反腐倡廉建设的思考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拥有行政审批权、执法权、大额度资金的管理和支配权等,在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审批、土地和矿业权交易市场建设、土地价格和矿业权价款评估、储量详审、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行政执法、重大项目资金使用等重点部门和关键环节的管理、制度建设和执行上存在多种权力运行风险点,受利益驱动,围绕土地和矿产管理各环节、多层次的权力腐败案件呈现出易发多发态势。因此,应强化国土资源系统的管理体制、监督体制的建设,科学规范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形成监督制约的长效机制。     

半月大事

<正>宁夏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交易方式实现变革5月23日,记者从宁夏国土资源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4月2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通过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这为宁夏集中建立土地和矿业权有形交易市场,构建交易全流程公开的操作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据介绍,该《办法》是全国首个正式发布的省级集中交易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的规范。《办法》明确规定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集中进行土地使用权和矿     

从ICC与德国之协调看中国刑事司法协助

致力于国际与内国司法关系平衡的国际组织,通常具有较强地执行力.如ICC通过《国际刑事法院章程》在管辖权上谦抑地让与,得到了全球122个国家的支持,尤其以德国最为典型.虽然国际规约与德国立法的衔接已处理得十分成熟,尤其是《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安全阀”制度堪称刑事司法协助制度中的经典,值得我国借鉴,但此制度尚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唯有从国内刑事司法体系人手,才能力争制度体系的完善,并成为真正推动国内以及国际刑事司法体系改革的“助推器”.     

解读《法官法》、《检察官法》中的“其他：具备条件”——谦论基层司法首长选任模式

“其他具备条件”是现行《法官法》、《检察官法》针对司法首长选任及法官、检察官资格与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之间博弈关系的一种变通规定。在相对合理主义的改革背景下，结合我国法官、检察官职业资格准入之形态演进和国外经验，这一规定根据审级特点分别采取限定使用与戒绝使用的不同方式是比较适宜的，也合乎法律职业发展的目标要求。     

刍议“纪严于法”

正《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修订的《准则》和《条例》甫一发布,即引起全社会的广泛热议和理论界的深入讨论。其焦点在于,新修订的《准则》和《条例》作为党纪,是以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发布的。那么,其与规范性的现行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以及二者之间应当如何调处?笔者认为,一方面,党纪与国法作为党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范式,二者存在内在共轭性,即党纪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制度绩效分析——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视角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布是构建以国家为主导,政府、市场和社会多中心治理的征收与补偿秩序的制度创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涉及多方利益相关主体,充分实现政府、社会和市场三者之间的互动合作,才能有效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矛盾冲突,使征收与补偿制度获得预期的制度绩效.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基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视角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大制度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就要在已经相对完善的宪法法律框架内,不断挖掘“制度潜力”,让人大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发挥更加充分、更加重大的作用.     

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铁的纪律保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主任及相关人士权威解读新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正友情链接:中央纪委国家监察网站《在线访谈》栏目播出时间:2018年8月27日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线访谈》节目。近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公布。此次修订是在2015年版《条例》的基础上把党内法规制度进一步向前推进。为何要对《条例》进行修订?修订中如何体现纪律建设的政治性、时代性、针对性?如何将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针对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央纪委国家     

浅析我国一人公司的法律完善

一人公司已被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所承认,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最终确立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然而,一个公司尚有许多弊端,为此应强化资本充实义务和资本维持制度;坚持登记、公示及必要的书面记载制度;建立个人财产公示制度;建立债务担保制度;完善信息共享系统。     

村民自治的主要问题及其改革的近景、远景分析

现行村民自治制度存在的问题 ,既有制度本身的问题 ,也有实施和大环境问题。近期改革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村域的范围应扩大 ;“海选”应改为“组合选举制” ,且“组合选举制”有待于进一步调整、完善 ;村级两套班子一体化 ;乡镇与村委会之间的“指导、帮助”关系改为“有限管理与帮助”关系。从长远的角度看 ,村民自治组织应成为政府体制外的真正属于村民自我建立、自我管理、捍卫自我权益的自治组织。     

论郑玄《周礼注》中的“复”和“有罪先请”

“复”和“有罪先请”是汉代的两项重要制度,《汉书》、《后汉书》中多有记载.郑玄《周礼注》中也有关于这两项制度的记载,并且列举了多种“复”和“有罪先请”的情况.将郑玄注中的材料与其它文献进行对比,可知彼此可以互证和互补,并能丰富和加深人们对汉代“复”和“有罪先请”的认识.这是郑玄《周礼注》对汉代制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2001年4月28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首次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此项制度对于保护婚姻家庭中受害方的权益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该制度无论在相关法律规定还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如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不明确、无过错方举证艰难、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随意性等，因此，完善此制度，应进一步明确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完善举证责任与证据收集，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要有“最低限额”与“最高限额”。     

国家公务员制度知识讲座 第六讲 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实施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经国务院颁布,自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起施行.“徒法不足以自行”,为了切实抓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实施,国务院于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以国发78号文件颁发了《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方案》,对实施的具体部署和步骤等作了明确规定.     

党内程序如何介入行政程序——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与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程序的衔接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第三十一条“重大行政决策出台前应当按照规定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的规定,明确了党内请示报告程序介入行政程序的制度安排。作为衔接党规与国法的新型制度尝试,党内程序介入行政决策程序,既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必然趋势,又是宪法“本质特征条款”的重要体现。在上述制度安排中,行政决策机关不是以机关的名义履行请示报告程序,而是以决策机关内设的党组名义履行上述程序,在特殊情况下,也可由领导干部以自己的名义向党委请示报告。行政机关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与党内重大事项报告之间为包含关系,意味着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作为重大报告事项中的一部分均应履行向党组织请示报告程序,并贯穿于行政决策程序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