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致政策终结的外因研究

公共政策过程本是一个由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终结等环节构成的完整周期,但由于现实中的政策受到诸多障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终结,这就导致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和过低的政策绩效。因此,促使那些过时的、无效的公共政策得以终结应摆上当前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引致政策终结四大外因是:触发机制、政策评估、政治领导者的领导力和公共舆论的推力。     

公共政策终结的影响因素分析

公共政策终结在政策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政策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典型事件会触发公共政策的突然终结,政策评估有利于促使公共政策的正常终结,政策环境变化将导致公共政策的提前终结,公共舆论氛围往往推进公共政策的加速终结,政治领导者的领导力促成公共政策的顺利终结。     

政策终结的深层阻滞因素——组织利益因素分析

公共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不论是政策功能的完成还是组织机构的结东抑或是政策的法律化，都会导致政策的终结．但在实际的操作中，一项政策的终结却存在诸多阻滞因素。其中有主观的因素也有客观的因素。但深层次的阻滞因素是组织利益。为推动政策的终结，本文在分析组织利益这一阻滞因素的基戏上，提出了针对这一阻滞因素应采取的对策。     

食品免检制度终结分析——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分析视角

公共政策终结是指一项公共政策在运行过程中,对已经实现了其目标而不再需要的政策或无效政策予以终止的行为.运用约翰·金登的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对食品免检制度的终结作政策学意义上的分析,对食品免检制度终结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进行简单梳理,并对政策终结的机会之窗--"三鹿奶粉"事件作深入探讨,从而得出结论:机会之窗和政策终结倡导者是政策得以终结的关键因素.     

公共政策终结的研究途径

20世纪70年代中期,公共政策终结成为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公共政策终结研究途径分为四大类,即政策阶段论、政策变迁论、政策机会论和政策比较论。这四种研究途径的理论特征、研究重点、理论设计等各有不同,也呈现不同的理论解释力。这些研究成果为中国探讨公共政策终结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性指南,也有助于中国自觉地形成公共政策终结理论体系,进一步推动中国公共政策的研究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障碍及实现途径研究

少数民族地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对于优化政府决策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少数民族地区公民的政策参与程度较低。本文试图从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行政环境出发,分析指出影响公民政策参与行为的障碍因素。这些障碍因素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氛围、教育和政治制度等方面,文章还就这些障碍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的公共政策终结:割裂与整合之间

从理论上讲,公共政策缺少一种质问政府深层结构理性批判的传统,公共政策终结试图在政治体系的输出面上进行批判性反思。改革开放以来,在权力结构博弈及适应性学习作用下,我国曾启动过三次集中的公共政策终结运动,短期内促成爆炸式的公共政策消亡,但却暴露出政策主导型管理模式下政策制定的扩张冲动与政策终结的滞后倾向。因此,必须围绕社会治理创新的战略目标,着重终结公共政策系统中的单向线性思维、改善公共政策主体品质、弥补程序正义欠缺,以促进国家、市场、社会及公民之间相互包容的共治生态。     

从服务行政的角度看我国公共政策终结

建设服务型政府已成为各级政府改革的目标.在服务行政理念的指导下开展公共政策终结工作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由于现阶段我国特定的决策制定方式,政策终结法制建设滞后,政策终结过程中忽视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补偿等原因,导致政策终结工作存在诸多问题.为贯彻服务行政的理念,可从树立服务行政理念、扩大社会参与、加大政策终结利益补偿力度等角度来推进公共政策终结工作的开展.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看政策终结

人类社会正处在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关键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该特征使得事物的时间性、周期性日益突出。公共政策系统在受到人类认知能力的客观有限性、政策制定主体的主观意识以及政策环境的复杂多变等因素的影响下,政策终结成为了保持整个系统动态循环的关键节点。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政策终结研究朝着实践层面、个体性层面以及多元化视角层面发展的过程,既体现出公共政策科学的自我完善,同时也是后工业化进程中公共管理实践所带来的现实要求。     

试论政策终结的力场分析策略——以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为例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如何有效地对不适应新体制的旧政策予以终结甚为重要。本文以我国劳教制度的废止为例,以政策终结的力场分析策略为理论框架,分析影响政策终结的推动力和阻碍力是如何相互作用并最终促成政策终结的,试图完善政策终结的理论研究,希望在实践中对制定有效的政策终结策略有一定指导作用。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政治信任建构

从公共政策视角探讨政治信任,对于提升政治信任具有重要意义。在公共政策视角下,政治信任主要包括政策问题建构信任、政策规划信任、政策执行信任、政策评估信任以及政策终结信任五个方面。政治信任主要来源于公共政策动态运行的各个环节中。提升政治信任的途径主要有:建立和完善政策利益诉求表达回应机制;建立健全科学、高效的政策决策机制;厘清府际关系和完善执行监督机制;培育和发展第三方评估等。     

提升公共政策公信力的对策研究

提升公共政策公信力是提高政策效率、降低政策执行成本,也是增强政策合法性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分析政策公信力影响因素、政策公信力现状及其形成原因,提出了提升政策公信力的一些政策建议.     

基于政策过程理论的公共政策风险因素识别与分析

在公共政策系统中潜在很多来自于系统内部或外部的风险因素,基于政策过程理论研究公共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环境三方面对公共政策产生的风险影响,针对风险因素进行了系统的识别和风险分析,以期达到有效地降低政策风险,提高公共政策质量的目的。     

试论公共政策公共性提升之道

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 ,本文就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作出了一些具体的阐述和分析 ,其中包括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涵义 ,也就是公有性、公治性和公享性三方面的内容 ;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具体表现内容 ,也就是公共政策主体、价值观、手段和对象的公共性。此外 ,本文利用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进行了阐释 ,并提出了增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一系列政策     

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现状分析

本文通过对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现状的深入分析 ,指出了行政型、学术型、产业型政策研究组织的内在特点 ,并从功能角度分析了这些政策研究的优势与局限 ;此外 ,还对各类政策研究成果的特点和问题进行了针对性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中国公共政策研究体制的目标与途径。     

论公共政策执行梗阻的成因与对策

公共政策执行在政策过程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直接影响着政策目标的实现。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往往出现梗阻，本文分析了梗阻的具体表现及导致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提高公共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环保公共政策实施效果的制约因素动态反馈分析——以“限塑令”为例

以"限塑令"这样的环保公共政策为例,运用史密斯公共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从政策的制定、传达、执行及反馈四个环节,对环保公共政策实施效果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在此,结合系统动力学基模理论,刻画了政策环境、政策执行主体、政策对象和政策本身四个子系统偏差制约环保公共政策实效满意度的增长上限基模。为了促进环保公共政策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产生良性循环,提出了四点建议,以期为环保公共政策良性运行助推基础力、内生成力、推进力、外生成力。     

公共政策负排斥:特征与类型的探讨

公共政策负排斥具有多向度、动态性、相对性、能动性等特征。公共政策负排斥可分为五种类型:(1)以政策过程来划分,可分决策中的负排斥、政策执行(或再决策)中的负排斥、政策评估中的负排斥、政策终结中的负排斥等;(2)以排斥动机来划分,可分自觉型政策负排斥与不自觉型政策负排斥;(3)以影响方式来划分,可分为显性政策负排斥与隐性政策负排斥;(4)从排斥结果来划分,可分为政治性政策负排斥、经济性政策负排斥、文化性政策负排斥和社会性政策负排斥等;(5)以排斥机理或排斥方式来划分,可分为政治主导型政策负排斥、经济主导型政策负排斥、社会主导型政策负排斥等。公共政策负排斥的特征显示的是公共政策负排斥的形成过程及其形成机理的本质。对公共政策负排斥的类型进行科学的界分是进一步开展公共政策负排斥防范与治理的基础。     

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中的消极因素及其转化

公共政策执行主体是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本文对影响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分析 ,进而提出提高执行主体素质 ,实行各方利益整合 ,改革政策执行机制 ,建立政策执行主体多元化的对策 ,以促进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和实施。     

间段均衡理论与中国公共政策的演进逻辑——兰州出租车政策(1982—2012)的变迁考察

为了研究中国具体公共政策的变迁过程,辨识不同阶段公共政策出台的特定影响因素,运用间断均衡理论这一通常用于研究政策变迁驱动因素的主流思想,综合采取访谈、问卷调查、历史文献分析等多种方法,对兰州市1982—2012年出租车政策的不同阶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梳理和归纳总结,并最大限度地还原政策决策的特定情景。研究发现:在整个兰州市出租车政策变迁的过程中,宏观层面的价值倾向、地方领导班子的态度以及公民的反应,是政策变迁动力的主要因素,具有典型的中国情景。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公共政策的演进逻辑进行进一步阐述,初步实现了间断均衡理论与中国本土体制环境的结合,构筑了间断均衡理论在中国的整体性分析框架。该研究对阐释和验证中国公共政策的演进逻辑,实现间断均衡理论模型的中国化改造具有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