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处罚中比例原则的适用

行政处罚作为一种管理社会事务的法律手段,对行政相对人不规范等行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管理和限制,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保障社会公益起到了辅助作用。虽然行政处罚的结果不能与犯罪刑罚相比较,但是也起到了防微杜渐、给予警示的教育作用。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处罚的同时,未能掌握好自由裁量权的尺度,导致直接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使得行政处罚的社会效果大打折扣。而比例原则融入行政处罚后,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公权力得到规制,在行政机关达到管理的效果时,也使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得到平衡,将行政处罚行为规范化、合理化。     

浅析行政处罚相对人的隐性权利及保障机制

由于对法律内涵认识的缺失,我国在行政立法和执法中表现出过分教条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具体到行政处罚方面则表现为相对人寻求法律救济等相对比较显性的权利得到了实体和程序法上的保护,而行政相对人在行政处罚中所应该享有的保障其身心健康和日后发展的、潜性的、延时性的权利(又称为隐性权利)往往被人们忽略。在人权保障日益完善的今天,法律对于公民人权的保障应当是全面而完善的。行政机关在设置和实施行政处罚时,也应当全面而妥善的考虑对行政相对人的隐性权利的保障。对行政处罚中相对人的隐性权利进行研究,剖析保护行政处罚相对人隐性权利的意义和探讨其保障机制的构建,对相对人权利保护问题的研究和实际运用将会产生重要的借鉴意义。     

大数据下公安交通行政处罚裁量自动化的规制探析

在科技赋能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自动化行政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而如今大数据时代下,数据资源的价值凸显为自动化行政发展提供新助力的同时也提出了新要求。公安交通领域的行政处罚裁量自动化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形成了交警非现场执法和交警现场执法两种模式。在此过程中除了存在行政裁量自身的权力控制问题,还暴露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应用后带来的信息数据安全、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受损和执法者技术依赖等风险。对此需要利用技术革新优势、法治约束和制度构建,聚焦行政裁量自动化应用背后关涉的行政裁量基准和公共数据等制度,完善行政自制,加强数据资源控制,补正行政裁量中的程序缺失,以实现公安交通行政处罚裁量自动化制度优势的发挥并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 应全面告知行政复议机关

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应当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全面地对行政相对人告知行政复议机关。但目前不少行政机关以预制格式的法律文书，只告知行政相对人可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而不依法告知其可向当地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从而限制申请人对行政复议机关的选择权。这种情况，在地税、药监、质量技术监督和盐业、烟草等管理部门相对较多、应当引起重视，尽快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简论行政处罚中的"责任"问题

行政处罚作为一种侵益行政行为,对相对人的侵害是很大的,因此,在行政处罚适用时,责任问题无疑应成为行政处罚中一个应该被关注的问题,本文即对行政处罚中的责任体系作初步探讨和学理分析,以期重新认识行政处罚.     

参与原则在行政复议程序中的适用

参与原则作为行政程序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在行政复议程序中的适用保证了行政相对人在行政复议中的主体地位,有利于复议机关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公正作出裁断,有助于防止或抑制复议机关的专横和武断,增强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复议制度的内容及其运作的信赖度和信服度.参与原则在行政复议程序中的适用具有充分性和经济性等特点,其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申请人在行政复议中所享有的获得通知权、卷宗阅览及复制权、申请回避权、陈述及抗辩权、申请取证权、质证权和声明异议权等程序权利上.     

拒绝条款缘何难以保障“拒绝”——对《行政处罚法》第49条、第56条的分析

《行政处罚法》第49条、第56条规定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部分行政处罚行为有权拒绝。然而拒绝条款在实际运行中遭遇困境,反而有扩大行政相对人受损权益的倾向。这一条款在我国行政法律体系中单项突进痕迹明显,缺乏无效行为理论支撑。从弥补法律漏洞的角度看,对拒绝条款进行完善势在必行。     

行政指导相对人及其权利保障

行政指导属于一种延续性行为,是一个从作出到发生效果的动态变化过程。就行政指导单方面而言,它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没有形成行政法律关系。但是,当行政相对人接受行政指导后,其性质必然发生变化而成为一种行政法律行为,构成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在行政指导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是义务主体,行政相对人是权利主体。由于行政指导相对人的权益与行政指导主体的指导行为休戚相关,而行政指导主体本身所具有的“自利性”倾向极容易导致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所以必须强调使行政相对人充分享有知情权、程序抗辩权、受平等对待权和申请救济权以作保障。     

行政相对人权利救济机制重构

从善恶共存与转化的人性论出发,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救济机制可从四个方面加以重构:强力之间的抗衡机制、行政内部的自律机制、冲突双方的对话机制和社会中介的缓冲机制。强力之间的抗衡机制作为行政相对人权利救济的一个底线而始终存在,行政内部的自律机制具有他率机制所不可替代的效用,冲突双方的对话机制更有助于双方的沟通与融合,社会中介的缓冲机制则增大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安全几率。     

行政指导运行机制的博弈分析

行政指导的广泛运用是政府与相对人之间为逃避“囚徒困境”的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它体现了行政主体利益和行政相对人利益的一致性。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信息交流的畅通有助于行政指导效能的实现。完备行政指导的程序及法律责任规范，封确保行政指导的实效有着重要意义。     

行政合同中相对人抗辩权的行使及其限制

行政法学基本范式的转型导致了制度的调整与重构,将以"经济衡平"为宗旨的抗辩权制度引入行政合同既是公法上公民不服从理论的延伸,也是私法原理的一般运用。行政合同抗辩权之目的在于对抗情事变更情形下及契约外公权力行使下致损相对人合同利益,但行政机关拒绝合理之补偿仍要求行政合同相对人履行原合同义务的情形和行政机关先为给付存在瑕疵却要求行政合同相对人履约的情形。基于公益与私益平衡之考量,相对人在提出终止履行行政合同义务申辩时,须对抗辩事由是否存在负担最低限度的举证责任,且不能扩大抗辩事由损及公益。     

论行政相对人抵抗权

为人民拥有抵抗权提供理论支持的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天赋人权论难以论证行政相对人抵抗权的正当性;从公民在民法和刑法上享有的正当防卫权衍生出行政相对人抵抗权,混淆了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刑事法律关系的区别;权利的非扩张性与行政相对人对具体行政行为无效与否的判断不可靠,也制约了行政相对人行使抵抗权的可操作性。但鉴于重大且明显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的巨大损失,立法应赋予行政相对人特别救济权,这既能有力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兼顾了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     

论行政听证的实体性人权保障价值

行政听证作为现代行政程序的核心制度,通过赋予相对人程序性人权的行使来保障相对人实体性人权。行政听证所保障的实体性人权可以表现为实体性财产权、实体性人身权以及其他实体性人权等三种样态。原则上,相对人的这些实体性人权受到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时行政主体应适用行政听证予以保障。但基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均衡原则以及成本不大于效益原则,许多国家规定了不利行政行为作出时无需适用听证的具体事项。我国适用行政听证保障相对人实体性人权的相关制度还存在诸多缺失,亟需在拓宽适用行政听证保障相对人实体性人权的范围以及明确排除适用行政听证的具体情形等方面予以完善与发展。     

从合文化看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互动

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互动已是现代行政法治的一个基本命题。“互动”既重视不同主体之间的独立地位,关注双方的利益需求,又强调双方同生共处。“和合”也同样既承认不同事物之间的主体地位,正视双方的客观矛盾,又强调双方和谐相处。因此,和合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互动这一命题中的“互动内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既承认冲突,又强调和谐;既承认矛盾,又强调合作。这样,和合文化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互动”这一基本命题提供了一种文化学依据。“和合”成为化解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冲突之道;通过“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互动”,达到“和合”之境。     

关于完善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制度的思考

一、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存在的主要问题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制度的产生和规范完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由于《行政处罚法》及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法律规范自身的缺陷及行政处罚制度的不完善,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 1.行政处罚中随意适用不同层级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法律规范。一方面,     

论行政听证主持人的中立

听证，即听取他方当事人的意见，它渊源于英美普通法上自然观念中的“未经公正听证任何人不得受不利处理”原则。听证的功能在于使行政机关行使权力时能够遵循客观、公正、合理的原则，公平、精确地作出行政行为，以防行政专断，保护行政相对人权益，提高行政效能，扩大行政沟通。听证的本质在于给行政相对人行使防卫权，即陈述意见和利益的机会。听证并非必然产生公正，却能够产生公正的印象，或者说没有听证，更容易造成不公正的感觉，甚至抹杀实际存在的公正。     

行政处罚中智能行政裁量的实践隐忧与进路调适

在自动化行政背景下，行政处罚中裁量权面临着不公开、少互动、僵化裁量、无逸脱等实践运行隐忧，并影响着处罚结论的公正性。为此，需要明确智能裁量在行政裁量中的载体地位，努力实现行政裁量时公平与正义的动态平衡。调适行政处罚中的智能裁量权行使：根据处罚案件的复杂程度、裁量基准的有无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多少对智能裁量介入限度进行分级构造；统一裁量基准立法，在裁量基准中初步制定智能裁量的具体规则；构建裁量基准转化的可视化制度，破解“算法黑箱”的难题；在自动化裁量决策系统中设计智能裁量程序规则，避免自动化处罚中相对人程序权益被无限压缩；在自动化裁量决策系统中应用智能裁量逸脱机制“，唤醒”裁量基准中的逸脱条款。     

论行政相对人的行政监督

行政相对人对行政的监督,不是一般的民主监督,而是法律监督。它是行政相对人依照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实施国家行政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所进行的监督,它具有直接性、广泛性、利己性和软弱性等特点。根据“公民权利制衡行政权力”的原理,可以充分运用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实现行政相对人的行政监督。目前,亟需通过全面提高监督主体的法律意识、大力完善与行政相对人监督相关的法律制度和逐步健全行政相对人监督机制等,来完善行政相对人的行政监督。     

科技行政处罚:问题与对策

科技行政处罚是指科技行政主体依法对违反科技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进行惩戒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目前,我国科技行政处罚在立法设定、处罚种类和科研不端行为惩处方面均存在不足。规范科技行政处罚,需强化科技行政处罚立法,厘清科技行政处罚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界限与区别,统一、细化对科研不端行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主体职务行为的可处罚性探讨——兼评某市物价局处罚市工商局一案

行政处罚的对象一般为公民、或企业法人 ,行政机关特别是行政主体的职务行为能否成为行政处罚的对象 ,还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行政法制问题 ,本文以一则案例为基础 ,对于行政主体的职务行为的可处罚性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