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能源供应链重构与中国因应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国际能源供应链再次断裂,欧洲成为断裂的中心地带。欧盟通过增加来自美国等国的天然气供应来重置供应链,俄罗斯油气市场出口则进一步向东转,全球油气供应链重构暂时相对平衡但远未结束。在能源转型背景下,清洁能源供应链正在取代油气供应链,并成为全球能源供应链重构的主战场。全球能源转型对关键矿产需求的大规模增长和美西方国家实施的“脱钩断链”“去风险化”政策,加剧了各国对清洁能源供应链的争夺。中国坚决反对将能源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在加强同相关国家和地区能源合作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深化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迷茫世界的引航灯塔与提质增速的持久动力——2023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

当今世界正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发展与安全问题仍然突出,两场局部战争影响深远,三大地缘政治板块明显活跃。国际格局发生裂变和重组,竞争态势下“小多边”俱乐部加速形成,使“脱钩断链”出现新的表现形式。经济全球化正在遭遇严重冲击,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正在导致经济碎片化。欧洲发生“新冷战”的可能性上升,“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助推地缘格局版图重组。人类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需要方向性的引领和选择。面对当前世界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挑战,中国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提出一系列创新性的全球治理方案,推动对外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以自身持续发展为世界进步创造新机遇、作出新贡献。     

全球治理下的产物——多边担保投资机构

“全球化”是客观的历史进程，抗拒全球化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其外，“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合理的悖论，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而“全球治理”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负外部性”所衍生出来的必然产物和客观要求。     

世界为何突然关注全球供应链

全球价值链概念作为一种分析当代供应链国际扩张、地理碎片化以及价值创造和获取的方式已经非常普及。它在学术出版物中被广泛用于研究大量全球性产业,许多关注经济发展的国际组织也普遍使用这一概念。本文强调了全球价值链分析的一些主要特征,探讨了其核心概念"治理"与"升级"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以下三个方面阐述了当代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动力及其对全球生产和贸易的意义:全球价值链与价值创造及获取的新地理分布正在加强,重点是对中国的分析;全球超级市场和私人标准在农产品供应链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最近的经济危机如何促进高低端市场以及实现价值链的区域化。本文最后探讨了全球价值链框架的发展方向以及与供应链研究者合作的潜在可能性。     

2023—2024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2023年,世界经济延续了2022年的下行趋势。尽管全球就业形势有所改善,通胀压力有所缓解,但全球债务风险高位累积,贸易投资增长乏力。世界经济增长分化加剧、颠覆性技术带来深刻复杂影响、歧视性区域主义加速兴起与扩散、“去风险化”政策加剧全球经济“脱钩”风险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开启金色十年新征程成为世界经济值得关注的主要特征。世界经济“再全球化”、全球生产与交换数字化、全球经济发展低碳化、国际经贸关系政治化、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等成为影响深远的趋势性变化。导致全球经济下行的短期和中长期因素依然很多,其中关键变量之一是世界主要经济体能否携手应对各种全球经济挑战。从目前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和世界经济形势来看,2024年世界经济仍将行进在中低速增长轨道上。     

全球南方崛起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

全球南方崛起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事实,它已经导致而且必将持续造就国际秩序的巨大变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殖民化进程以来,全球南方崛起先后经历三个时期,即非殖民化(1945—1989年)、全球化(1990—2008年)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2009年以来),全球南方自身也相继经历“体系内的反抗者”“审时度势的融入者”和“积极的能动者”的身份变化。在以上三个时期,全球南方崛起所引起的国际秩序变革,在不同层次、地区和领域均各有不同表现,但都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权力结构、交往方式、国际规则和制度。在纵横两个维度上揭示全球南方崛起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的互动关系及其机理,有助于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政治的大变革和大方向。     

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变革

近年来，全球产业链在市场和非市场的多重因素冲击下快速重构，全球化进程显著放缓甚至出现倒退，区域化、近岸化、本土化成为各国政府和企业产业链布局的重要方向。地缘冲突加剧更使全球产业链面临碎片化和阵营化的风险。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背景下，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也出现明显变化。多边贸易体制式微，区域贸易协定呈现分化，政府干预日渐盛行，价值观等非贸易因素成为贸易治理的重要考量。全球产业链重构和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变革之间的互动，在未来一个时期必将持续演进。     

论两个体系世界的发生和发展与全球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兴起,人类社会出现了并行发展的两个历史趋向:一个是民族、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向,一个是经济全球化驱动下的全球化历史趋向。前者表现为主权国家体系(国际体系)的出现和发展,本质上是一个自保体系,后者表现为全球体系的生长和发展,本质上是一个相互依赖体系。这两个体系在生长、发展过程中又存在互动联系,既可以是另一方的动力,又可以构成另一方的阻力。随着全球体系生长,相互依赖的扩展,任何一方出现的问题都有可能演变为全球性问题。两次世界大战爆发表明传统的国际体系力量结构均衡无法应对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的霸权治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了战前所面临的问题,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导致了全球体系的出现,但也引发或掩盖了诸多的全球问题。面对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并存的世界,霸权治理已无法应对全球问题的挑战,全球共同治理世界已势在必然。     

全球产供链重构的背景、特点及发展趋势

百年变局与地缘政治推动全球产供链重构向从未有过的维度转变。在一些国家“脱钩断链”“去风险化”政策的刺激下,全球产供链安全需求急剧上升。美欧产业政策和产供链战略调整对全球经济格局影响明显,全球地缘经济秩序构建中经济与安全的平衡发生历史性变化。相关政府部门出台产业政策,直接参与全球产供链重构。跨国公司调整全球产供链布局,将安全置于首位并将数字化和绿色低碳作为贸易投资决策重要考量。未来全球产供链重构仍将受制于国际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持续的政府干预,这一演进过程是长期的、复杂的。     

全球经济失衡与中美的调整责任

全球经济失衡的起因 一、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失衡 全球经济失衡的起因主要源于经济全球化的内生矛盾和困境。一方面,全球经济市场化和开放推进了“地球村”的形成和发展,运输和通讯科技革命加速了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融合,大大增进了世界经济福利和效率。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国际贸易、金融、货币、     

冷眼向洋看世界——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

当下，几乎所有国家的政治家、国际政治专家都在关注世界格局和国际体系的深刻变化。在全球发展的时空坐标中，“金砖四国”、“展望五国”以及“新钻十一国”相继崛起，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与全球市场紧密相连，其余三分之一的人口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经济全球化悄然突破冷战时期狭隘的基础与空间，这个过程实际标志着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世界秩序的新变化。     

三大“热点”能否降温?

我们又迎来了新的一年。回顾过去的一年,国际形势在“两化”(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和“两大”(大变动和大调整)的特征下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全局来看,大国关系相对稳定,总体缓和的趋势没有逆转。但另一方面,全球反恐形势依然严峻,特别是美国战略的重大失误,不仅激活了中东地区恐怖活动的回潮,而且导致伊拉克局势严重恶化,美国陷入了自越战以来最大的困境。与此同时,三大传统“热点”——中东、朝核和伊核问题,均在2008年出现了升温的趋势。美国原以为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不仅可以独占伊拉克的油田,还可实现控制整个中东的战略美梦。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点与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不少新特征,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英国"脱欧"等热点问题对全球政治的冲击,导致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特别是对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思潮、大国关系等产生诸多影响.后疫情时代,新型全球化将从"单一中心"转向"多中心"或"去中心";全球治理进入瓶颈期,各国忙于应对国内的各种挑战和危机,出现了"内向化"趋向;社会思潮分化加剧,焦虑心态蔓延与诸多极端思潮抬头;大国在经济、政治和战略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仍将存在,中美两国作为影响大变局的关键变量,必然需要新的相互适应.     

金融化、劳动力市场弹性化、全球危机和新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金融化是指全球金融利益主导着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金融部门和实体部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化是三个彼此不同又相互联系的过程,共同推动了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弹性劳动机制的角度分析,这些变化带来的风险最终仍将由劳动者承担。政府一方面放松金融管制,另一方面却通过弹性劳动机制加强对劳动力的管制。弹性劳动机制使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流入金融部门,如果没有弹性劳动机制,全球金融及其运行网络就无法维持。全球金融资本主义试图借助全球化和金融化发展壮大,而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过程中,必然衍生全球危机。因此,当务之急是寻求一种有利于劳动者的劳动制度,以对抗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新冠疫情与经济全球化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已经使全球化进程呈现倒退趋势,疫情突如其来更是雪上加霜,进一步激化了反对全球化与支持全球化力量间的矛盾,也暴露出供应链全球配置的脆弱性。虽然疫情不断催生国际卫生合作和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国际合作需求,但短期内难以阻止全球化倒退步伐。疫情之下,中国在推动全球化方面发挥的作用愈发凸显,影响力不断提高。疫情后,中国将进一步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中坚力量。     

“全球南方”是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日渐成为塑造全球政治的重要新兴力量。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极大地改变“全球南方”的面貌，使之较以往更有意愿、能力和渠道参与国际安全与发展事务，促使全球治理机制更加注重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关切。“全球南方”在化解国际冲突、促进国际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文明对话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和作用，已经成为国际秩序演变中的重要建设性力量。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积极推动增加“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     

全球化进程与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不断深化的全球化,既是国家治理变革的基本时代背景,也是其内在因素。全球化凸显了国家在治理变革中的重要性,也对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中国全面参与全球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增添了全球向度,因此要从协调国家与国内社会、国际社会双重关系的角度出发,来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发展的方向以及着力的重点。     

全球治理新试验？议题互嵌、机制关联和公民社会兴起——以贸易议题和气候变化为例

全球化的深入正在改变国际社会结构,同时也影响着全球治理体制的合法性、回应性和有效性。当前,问题领域之间分野日益模糊,不同问题结构之间的交叠区域日益扩大,议题联系方式千丝万缕;其次,作为全球问题应对手段的国际机制和治理框架调整滞后;第三,在国际结构“解构”下,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全球公民社会）登上国际舞台,并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本文以贸易议题和气候议题的“互嵌”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展现两个议题面临的议题交叠、机制关联及行为体互动的图景,以期描画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治理新方向。本文最后将针对这种趋势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可能方式提出建言。     

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路径与世界意义——基于全球环境治理的视角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是全球治理需要应对的一大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议程设置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和话语权，罔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发展需求，导致全球环境治理动力不足。中国结合自身绿色发展理念，提出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扩大绿色基础设施和环保项目合作，推进绿色金融，搭建合作平台，交流环境治理经验和技术。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环境治理合作的深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成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重大举措，彰显其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贡献者、引领者的作用，对全球环境治理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绿色“一带一路”形成了以“发展权”为核心的新规范，可以提升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治理中的自主性和话语权。在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治理分歧扩大的趋势下，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应继续基于发展中国家立场，强化身份认同，密切利益契合点，对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助力全球环境治理目标的实现。     

统筹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基于制度化峰会的视角

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有必要协调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元首引领的制度化峰会提供了多层次、多角度和多元化的全球发展与安全治理平台，是中国协调推动两大倡议落实的重要路径。制度化峰会的形成与发展既有国际政治和权力结构变迁的历史逻辑，也有全球发展和安全挑战需要戮力合作的现实逻辑；既有个体收益与制度收益协调的理论逻辑，也有峰会扩散重叠的实践逻辑；既有国际制度的一般生成逻辑，也有制度化峰会的独特生成逻辑。中国推动制度化峰会的路径包括基于多边国际组织的制度化峰会、基于“中国+”合作机制的制度化峰会和基于国际倡议的制度化峰会。制度化峰会的价值功能、“经济—安全”议题并重属性、两大倡议的内在联系特征以及消除部分国家误解的现实需要共同决定了制度化峰会成为当前统筹推进两大倡议落实的可行路径。中国需要在既有峰会制度中积极落实两大倡议，推动两大倡议与制度化峰会的战略对接，在议题设置中统筹发展和安全，适时打造全球发展峰会和全球安全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