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区”的多样性与中国的“社区建设”

"社区"是一个泊来品,20世纪两次落户中国。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由有留学英美背景的社会学师生引进,主张改进中国社会结构要从社区研究入手;第二次是1986年国家民政部为争取社会力量参与兴办社会福利事业,援引了"社区服务"的概念,1991年又提出"社区建设"任务,"社区建设"作为一种制度安排,遂在城乡陆续展开。具体言之,"社区建设"包括两方面的重点内容:一是构建领导核心;二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实现"就地城镇化"的最佳选择。     

两岸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比较与启示

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层面的不断扩展，社区治理成为两岸交流的热点之一。当前，大陆地区正在积极推动社区治理，比较分析两岸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有着重要意义。两岸都坚持社区自治的方向，但现阶段两岸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呈现出很大差异。台湾社区治理主体是多元化的，而且不同的治理主体之间职能清楚、分工明确、责任到位，并进行了良性互动，形成了“政府引导＋民众自主参与”的模式，较好地实现了社区自治。而现阶段大陆社区治理从总体上讲依然是“政府主导”模式，存在政府行政干预过多、社区自治组织职能异化、民间组织发展缓慢、居民参与不足等问题。台湾社区治理的某些经验，对于促进大陆社区治理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台湾青年世代政治参与的动向与影响

2013年"白衫军运动"以后,台湾青年世代一反过去政治冷漠的常态,大规模参与"反核四"、"反服贸"、"巢运"等社会运动以及选举活动。本文以政治学的政治参与理论为模型,系统论述台湾青年世代政治参与的以往特点与近几年表现出的新动向,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变迁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并评估其新动向将对台湾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两岸关系产生哪些重大影响。     

台湾桃米社区的重建启示

桃米社区从一个环境杂乱、发展无力的弱势社区,变成"9·21"重建的耀眼明星,一个欣欣向荣的生态村,是"人,的力量改变了桃米——人文精神可以改变一个社区,从而优质社会。桃米社区是现代桃花源,却不是乌托邦。     

走在亚洲之先的台湾环保运动

从保卫家园的悲情抗争,到社区营造的细水流长,从鹿港反杜邦,再到遍地反国光,走入而立之年的台湾环境运动,走过激情,穿越幽谷,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间,抵抗与建设的张力中,始终匍匐前进,重塑台湾的永续未来。     

民主政治的另类实践

台湾共同购买运动轨迹清晰地显示出这场另类民主运动既是女性的生活政治,也是妈妈们十年磨一剑的日常生活化的社会运动。在这个去政治化的时代,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开启了民主政治的新形式——"妈妈的另类民主"。     

“时间银行”储爱心

"时间银行"乍听起来有些离奇,但它却出现在崇文区龙潭街道板厂南里社区工会贴心人服务队。所谓"时间银行",就是指志愿者将参与公益服务的时间存进"时间银行",当自己遭遇困难时就可以从中支取"被服务时间"。当今,社会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社区老龄化问     

台湾环保运动的范式、影响及其与政党关系研究

台湾的环境保护运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运动。它的萌芽、高潮、沉寂无不烙上台湾政治运动进程的印记。呈现出台湾特色的范式、影响及其政党关系。     

公共环境运动的迷思

真正的公共环境运动和生态革命的出路水落石出:那就是回到城市、回到都市人、回到现代性、回到生活方式的反思、回到污染的元认知。     

社区青少年视野中的社工工作

在上海,社区青少年是特指具有上海市户籍,年龄在16至25岁周岁,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就学、缺少监管的青少年,目前上海约有社区青少年6.3万人。2003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转发了《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关于构建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的意见》的通知, 正式决定构建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以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犯罪,将社区青少年工作列入预防犯罪工作体系的三大基本构成部分之一,并确立了"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行、社会多方参与"的社区青少年工作总体思路。随着社区青少年工作的深入发展,将社区青少年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逐渐成为专家学者和社区青少年工作实际部门的共识,并引起了立法机关的关注。上海市人大于2003年11月提出了《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2003-2007年)》,将"社区矫正和青少年事务管理方面的立法"列入五年立法规划之中。2005年1月,团市委又向人大提出了《加快立法调研,尽快出台<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条例>》的议案,建议加快开展社区青少年工作立法。本刊特邀请社区青少年工作专家学者与实际工作部门同志,对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及其法治化问题展开笔谈。     

社区治理主体:利益相关者

社区生活本质是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社区治理是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 ,社区治理的基本要素包括治理主体 (平等参与者 )、治理客体 (社区公共事务 )、治理规则 (社区成员认同的社区规范 )、治理过程 (社区治理是实体活动 ,表现为成员之间的合作互动行为 )。从价值理念看 ,社区治理主体具有两个基本特征 :一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 ,它包含各种利益相关者 ;二是治理主体的平等性 ,它强调各种利益相关者均是平等的参与者 ,不存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明确界限。     

台湾,你读懂了吗?

今年6月28日,北京、上海、厦门三地开通了赴台自由行。这是继2008年7月台湾地区向大陆居民开放旅游、两岸实现首次直航以来,两岸民众交流的又一里程碑式的节点。和以往"团进团出"、浮光掠影式的旅游相比,自由行的开通意味着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大陆民众有机会深入台湾社会,了解对岸同胞的生活。     

基层法庭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研究——以青义法庭为例

从基层法庭(以青义法庭为例)这一微观视角来探讨法治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研究司法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与具体社区生活的互动关系,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中国的法制建设,为社区治理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司法支撑。     

构建青少年问题社区防治平台

在青少年问题日益突出的形势下，加强社会综合治理，多管齐下，形成一种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为此有必要在原有的渠道中进一步突出社区的作用，建立青少年问题社区防治平台。本文从推动青少年社区工作的几个方面，如重视社区青少年活动阵地建设、设立社区青少年援助中心、文明社区活动、构筑社区预防和矫治体系等方面具体论述。     

龙城“社区民生大盆菜”备受赞誉

正2015年,龙岗区委区政府在全区推出"社区民生大盆菜",确定四批共3209个项目,斥资4.17亿元。龙城街道作为龙岗区政治、文化、商贸中心,同时作为深圳"东进战略"主战场中央核心区的首要街道,2015年分四批共实施290个"社区民生大盆菜"项目。"社区民生大盆菜"到底是怎样一项民生工程备受社区居民追捧?龙城街道又是怎样释放"社区民生大盆菜"这项改革     

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立法的必要性及其模式选择

在上海,社区青少年是特指具有上海市户籍,年龄在16至25岁周岁,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就学、缺少监管的青少年,目前上海约有社区青少年6.3万人。2003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转发了《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关于构建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的意见》的通知, 正式决定构建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以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犯罪,将社区青少年工作列入预防犯罪工作体系的三大基本构成部分之一,并确立了"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行、社会多方参与"的社区青少年工作总体思路。随着社区青少年工作的深入发展,将社区青少年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逐渐成为专家学者和社区青少年工作实际部门的共识,并引起了立法机关的关注。上海市人大于2003年11月提出了《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2003-2007年)》,将"社区矫正和青少年事务管理方面的立法"列入五年立法规划之中。2005年1月,团市委又向人大提出了《加快立法调研,尽快出台<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条例>》的议案,建议加快开展社区青少年工作立法。本刊特邀请社区青少年工作专家学者与实际工作部门同志,对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及其法治化问题展开笔谈。     

市场化和城市化中党的基层组织转型的大趋势

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带来了城市的转型。在城市转型中,城市的主要生活空间逐渐从单位转向社区,相应地,城市基层党建的重心也由单位党建向社区党建转移。然而,社区党建既没有单位党建所依靠的结构化的权力支持,又面临着由社区的流动性、匿名性、老龄化、碎片化等诸多特征带来的巨大挑战。在这些挑战面前,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些调适性策略,如完善自身建设、构建"大党建"组织模式、建设服务型党组织等等。这些调适性策略不仅有助于维持党的生存,而且有可能带来中国共产党的转型。     

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立法的可行性

在上海,社区青少年是特指具有上海市户籍,年龄在16至25岁周岁,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就学、缺少监管的青少年,目前上海约有社区青少年6.3万人。2003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转发了《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关于构建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的意见》的通知, 正式决定构建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以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犯罪,将社区青少年工作列入预防犯罪工作体系的三大基本构成部分之一,并确立了"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行、社会多方参与"的社区青少年工作总体思路。随着社区青少年工作的深入发展,将社区青少年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逐渐成为专家学者和社区青少年工作实际部门的共识,并引起了立法机关的关注。上海市人大于2003年11月提出了《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2003-2007年)》,将"社区矫正和青少年事务管理方面的立法"列入五年立法规划之中。2005年1月,团市委又向人大提出了《加快立法调研,尽快出台<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条例>》的议案,建议加快开展社区青少年工作立法。本刊特邀请社区青少年工作专家学者与实际工作部门同志,对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及其法治化问题展开笔谈。     

论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社区的规模与其功能的关系

农村社区规模从自然村落时期发展到当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与社区功能有密切关联。社区功能是社区规模的重要影响因素,适度规模的社区有利于社区功能的有效发挥。当前开展农村社区规划和建设时,应实行一种多元的规模规划策略。     

农村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的困境及应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以下简称《社区矫正法》)指出: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施社区矫正.《社区矫正法》是为了保障刑事判决、刑事裁定和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的正确执行,提高教育矫正质量,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而制定的专门法律.社区矫正是一种更人性化的执法工作,对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