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地方服务型政府在国家建设中的政治准则

构建地方服务型政府在根本上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密切相关，需要在国家、政党和民众的关系结构中去定位自身。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关键是寻求地方政府的权责统一，即是在有效规制地方政府权力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能效，以此实现民众的利益诉求，履行政府的责任。政府权力的规范并不简单地以构建有限政府为最终目标，对于政府权力规范的目的是为了更充分地开发政府的能效，并保证政府能效发挥最终的合理性；政府的责任则是现实中的具体责任，法律意义上的责任与抽象理念上的责任的协调，不同层面的责任及其相互关系决定了政府责任的最终定位。     

从“行政管理”到“国家治理”:执法理念的法治化回应

社会自治领域的日益扩大,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一元权力结构逐渐解体,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二元性分化开始进行,治理型政府开始取代管理型政府而逐步成为现代政府建构的主导形态。权利本位的治理范式重视主体间性,激活了交往理性,关注自我管理,重塑了权力责任,凸显服务职能,涵盖了为民品质。且随着法治国家的不断演进,单纯的形式法治已经无法适应治理型政府的内涵与要求。作为一种更为合乎权利保障要求的法治形式,实质法治亦将在执法过程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上述执法理论与执法目的的变迁,必然又直接影响到执法理念的更新与升级。     

农村校车服务与安全保障的政府责任界说——基于肯斯多元分散公共服务提供系统的责任框架

校车安全问题是当前农村教育安全的首要问题,农村校车服务的提供是政府、社会和市场多元主体的共同责任,但政府责任居于最为关键的位置。采用肯斯的多元分散公共服务提供系统的责任分析框架,结合近年来农村重大校车事故的责任实现,对校车服务的政府一方进行研究发现,社会转型期的政府与社会责任边界不清,政府与公共服务多元主体、服务对象间自由裁量责任、法律责任、协议责任、预期责任失衡是导致事故频发和校车服务严重不足的重要体制性因素。因此,最大限度上预防校车事故的发生,需要重新厘清政社关系边界,调整政府职能,优化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责任区间,推动政府多维责任的落实和与社会合作治理。     

善治视阈下的责任政府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治理进路

为了避免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双重困境,需要建立一个有效、有为、有力、有责的现代责任政府,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善治为责任政府建设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分析框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治理的现实逻辑则为责任政府建设提供了新的内涵和实践动力。当前,应在善治基础上建设理性、生态、有为、法治、民主、协作的责任政府,建立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互动、政府行政职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的多元治理机制,形成政府主导公正、市场提高效率的治理模式,从而使政府治理体现善治要求的权力分享的内在本质属性和市场经济治理要求的公平、自由、效率、法治、生态,最终实现经济治理以及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效果。     

论我国的社会管理创新及其体制运行基础

社会管理是政治管理、社会自我管理合与分的辩证统一.如何在加强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管理,巩固权力合法性的同时,有效增进社会主体的权利,增强社会力量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以消除权力结构失衡带来的治理障碍,是我国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深入探讨的一个现实问题.任何层级的管理都需要有相应的体制依托和运行基础,而管理体制的选择必须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和现实的治理需要.实现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正确把握“强政府”、“强社会”的发展逻辑,构建相应的体制运行基础,其中特别要坚持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协商原则、管理主体行为的法治和规范原则、公共权力运行及资金使用的透明和公开原则.     

公共服务均等化中政府的“双重困境”及其修正

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往往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资源不足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做不了"困境;二是民众理性无知产生的"不便做"的效率与公平困局。面对这种形式的政府失灵,资源依赖理论提供了超越单一行政组织分析的高阶组织集视角,指出政府之外作为环境的社会组织对其的支持作用,同时更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互动的一种依赖关系,而通过优化社会情景、培育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规范权力的分配结构等三个方面强化这种依赖关系,是消解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两重困境的可行路径。     

加强人际合作:促进地方政府间的和谐

地方政府间关系,是指地方政府为了执行政策或提供服务、而与其它政府所形成的相互运作关系,其实质就是政府之间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关系.地方政府问关系运行受政府间权力关系、财政关系和公共行政关系的制约:权力关系是政府间关系的基础,它最终决定了各级政府的各自地位和职权范围;财政关系是国内政府间关系的核心,它直接决定政府间关系的现实状况;公共行政关系是政府间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所形成的活动关系,其基本形式取决于政府间的权力关系和财政关系.因此,地方政府间关系是一种有序制度结构,其所处国家的经济、政治与社会体制直接决定了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形态.     

问责制的构架是责任政府建立的关键

行政现代化的发展催生责任政府的建立,而建立责任政府的关键是建立现代行政问责制。现代社会,行政问责制在问责原则、问责形式、问责主体和问责程序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把握这些变化,促成责任政府的建立。     

市场经济对政府的新要求

我国正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程中，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必然会对政治体系提出多种要求，需要公共权力的运行作出相应的变革，从而确保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的社会政治条件的产生和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的公共权力必然以有限政府的形态呈现，这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由政府公共权力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     

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研究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为公众提供高效廉洁服务的政府,机构比较精干,行政运行的成本比较低.服务型政府从本质上来说,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也直观地反映出政府在社会中所扮演的基本角色和承担的主要责任.政府的价值取向与执政理念要创新,确保公共品的提供.伴随着公民社会的不断发育、大量的社会组织集团迅速成长和网络社会开始形成,市场与等级制的调解机制已不再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为了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等众多公共管理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     

行政权力运行机制与节约型政府的建构

行政权力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都是在运行中得以体现和实现的。建立科学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是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政府的重要保证。有效的载体配置机制,是建设节约型政府的前提;有效的主体选拔机制,是建设节约型政府的关键;有效的程序机制,是建设节约型政府的基础;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是建设节约型政府的保证;有效的信息公开和参与机制,是建设节约型政府的手段;有效的责任机制,是建设节约型政府的条件。     

政府生态责任:理论源流、基本内容及其实现路径

政府生态责任来自于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的契约。主体、认同、运行和监督是政府生态责任的四大基本内容。当前,应加快政府转型,优化政府生态责任共同体;树立生态-行政意识,增进政府生态责任认同;加快推进政府治理,规范政府生态责任运行;完善外部监督,倒逼政府切实负起生态责任。     

非政府组织信任危机补救研究

我国民众对于非政府组织的认同感较低,甚至是难以信任。造成我国非政府组织出现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组织管理责任机制的缺乏、组织运行的不透明、有效监督机制的缺乏以及我国政府角色定位的模糊。危机的有效解决需要非政府组织自身、社会及政府的共同努力,从而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机制和循环机制。非政府组织应该积极整治体制,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保证与民众沟通渠道的畅通,完善自律机制,提高自制能力;社会方面要完善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督机制,扩大监督主体的范围;政府也需要重新进行角色定位,以合作的方式辅助非政府组织进行规范管理,从而赢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责任的特殊性分析

民族自治地方制度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特殊性,造就了自治地方政府责任的特殊性。责任主体的特殊性、责任对象的特殊性、责任内容的特殊性,构成了自治地方政府责任特殊性的基本内容。自治地方政府责任的特殊性,产生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自治地方政府责任意义的重大性;二是自治地方政府责任过程的艰巨性;三是自治地方政府责任监督的困难性。对于责任的特殊性,自治地方政府必须积极加以应对。应对好其责任的特殊性需要自治地方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在思想保障、权力保障、资源保障和政策保障四个方面下功夫。     

论社会管理创新与有限政府的权力规制

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问题日益突显,迫切要求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创新主要目标是将全能政府模式转变有限政府模式,即政府让权于社会,实现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在现代民主社会,有限政府模式是一种法治型政府模式。由于权力扩张的冲动,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政府常以"创新"为由,突破宪法与法律约束,不断地扩充自己的权力。因此,社会管理创新需要通过完善宪政制度与健全法律体系,对有限政府的权力进行规制。     

论政府转型演进的双重转换及理性自觉

我国政府转型的现实使命是构建公共行政同公共管理合理结合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它要尽快清除经济建设型政府的管制痕迹,在有限政府前提之下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并尽力遏制和消除政府失灵,同时注重对社会的引导改造,适时放弃或让渡政府的职能和权力,有序推进向公共管理主导的服务政府转换,这种双重转换遵循社会和政府协调发展的思路,关键在于充分利用政治资源来保证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理性自觉。     

公众回应性：服务行政的核心特征——服务型政府回应机制的流程与制度设计

"服务行政"的本质特征就是政府能够积极地对社会民众的需求做出反应,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为了满足服务型政府的治理需要,政府首先就必须确立一套新型的区别于以往"政府本位主义"的回应机制,它以人民本位作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以与公民的双向互动为运行特征,且具有较高水平的回应敏感度和回复有效度,明确了回应工作的责任.可以预见,新型回应机制的确立对于我国行政发展和社会政治文明的建设都会发挥出积极的促进作用.     

行政权力运行畸变的原因探析与矫正对策——一种基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的考量

现代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市场中的权力主体也是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如果不存在有效的制约机制或者约束机制对这种自利性加以软化,政府及其官员的自身利益就会不断扩张,这种利益扩张又与行政权力的腐蚀性有着一种天然的共生关系,其结果必然是造成公共利益的异化和行政权力运行的畸变。矫正行政权力运行畸变就必须实现行政权力设置的法治化,行政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行政权力监督的多元化和行政权力主体的自律化。     

论政府权力结构的改革

目前。中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客观上要求政府权力结构作出更多的回应，进一步厘清其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并确保政府为其提供高效的管理与服务。从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力的角度看．现实状况需要政府权力结构进一步改革。现代政府决策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掌握各方面的信息和科学的论证，政府对决策的执行力依赖于执行部门的精干、专业，也依赖于监督机制的完善，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责任分配与行政实体规制——基于公私协力视角的探究

政府是公共服务的安排者,这并不是预示着它事必躬亲生产这些服务。政府可通过市场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并由后者向公众提供服务。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政府不再承担公共服务的履行责任,但要负担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服务的担保责任。而行政规制是实现政府履行责任转向政府担保责任的关键所在。围绕具体化的政府担保责任,需要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规制主体,建立行政规制的公私协力关系,构建普遍服务规制、持续给付规制、相当质量规制以及合同公法义务规制等体现新型内容的行政实体规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