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宗族秩序存在的合理性分析

宗族秩序是中国传统典型的政治结构,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由传统与现代“冲突”而形成的僵化性的文化格局使人们对具有与传统文化特征和命运相似的宗族文化也陷入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模式。但是,无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理论上有多大区别,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的建立,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传统社会中的某些因素,现代性实际上是从传统中发展起来。本文拟从全新的视角,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工具剖析宗族秩序存在的合理性,挖掘宗族文化与现代化本质相契合的有效因素,引导其成为现代化的动力。     

试论宗族观念对农村基层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

宗族观念是宗族制的产物和特定的政治文化现象,它随宗族制的产生而产生,并为这一制度的巩固发展提供了文化心理基础。宗族制作为中国奴隶社会中贵族内部确定其亲疏,等级和世袭权利的制度,在进入封建社会后,它不再直接表现为国家的政治制度,但其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却在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领域被吸收、保留,并不断发展、深化,与封建制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融为一体,在中国历史上稳固和延续下来,并一直影响到今日的中国。尤其在我国广大农村,以血缘崇拜、祖先崇拜、传统崇拜为主要特色的宗族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这种影响似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阻碍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本文试从分析宗族观念对     

仫佬族银姓宗族及其婚姻圈

仫佬族集中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县内,总人口仅4000余人。银姓宗族是仫佬族中的大宗族,在历史的长河中,该宗族形成了自己的宗族圈。宗族内的通婚和人口的繁衍是宗族活动的重要内容,其通婚范围的不同形成了宗族的婚姻圈。过去,银姓宗族的宗族圈和婚姻圈几乎相近,而今婚姻圈的拓展,不仅在生物学的社会意义上提高了该宗族人群的身体素质,而且发展了宗族及其他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经济网络。     

走出弗里德曼宗族研究困境：从“分离说”到“配套说”

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分离说",表现出国家(上层)与地方社会(基层)之间、官方(官僚体制)与民间(宗族组织)之间的分离,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传统宗族社会的现象,也不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等级制度的根本特征。相较于"分离说",明清时期海南宗族社会的发展状况,体现出国家(上层)与地方社会(基层)之间、官方(官僚体制)与民间(宗族组织)之间的相互配套和双向互动,可以视为一种"配套说"。"配套说"超越了"分离说"以乡村宗族为主体社会结构的研究范式,将宗族置于不同层级的、与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相匹配的结构体系中去,更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也更有效解释中国宗族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由此,对当前人类学研究与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研究进行以下思考:在人类学研究上,需要重新反思其发展历程,加强向上研究,走出乡村,促进多学科合作研究;在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研究上,需要走出西方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局限,从中国二元社会的结构特质,理解官方社会与非官方社会的联系与互动对民间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的宗族化倾向

近年来，一种以宗族势力、宗族化倾向而结构的集团、企事业和关系网落正迅速蔓延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滋生腐败、邪恶的温床。可以说，宗族化的泛滥与浸润是腐败的前提和重要社会基础，亟须引起有识之士和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宗族化─裙带关系：表现与特点宗族，是由男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从此定义看，用来概括古代、近代较为合适。宗族也可称之为家族（本文统称宗族）。现代宗族的情况有所变化。同姓的成立宗族、宗亲会的事例很多；同姓间可以有血缘关系。也可能没有血缘关系，原来定义中极重要的“…     

《积极引导宗族发展,推进乡村治理与振兴——基于广东省揭西县的考察报告》

正宗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基础构成,在传统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全方位的作用,至今根深蒂固影响着农村地区的发展。本文着眼于当前乡村治理中面临的宗族问题,作者从历史文化研究与现实走访中重新考察审视宗族在乡村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提出在乡村振     

抑制残存宗族组织对村民自治制度负面影响的对策思考

各民族当代残存的宗族组织必然对我国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村民自治制度造成千差万别的正负面影响 ,本文着力研究探讨残存宗族组织对村民自治制度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对策。笔者认为 ,加强村民自治建设的具体对策 ,应当从法律层次、经济层次、自身建设层次、社会文化层次四个层次着手。     

明清时期孔氏南宗宗族文化述评

明清时期,孔氏南宗族人继承南渡以来的优秀传统,谨守祖训,承传礼仪,不断完善宗族规制,形成了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宗族文化.南宗族学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当时衢州儒学的发展方向,在与社会现实结合中推动了儒家在衢州地区的发展.南宗士人的诗文佳作蕴含深厚的人文内涵和具有崇高的人格风范.孔氏南宗凭借其独特的宗族文化,与当地望族一道,身体力行,对促进当地和谐稳定、推动好学尚理之风、静化民风民俗、丰富精神世界,都起到了示范辐射作用.     

建国后宗族及其生存空间探究

正宗族的产生与发展,与其自身的特点及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一种"自组织",宗族具有不断调适自身以求得生存空间的能力。关于宗族的定义,学界有过较多的讨论。冯尔康等认为,"宗族是由父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祖先崇拜及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在后来的研究中,肖唐镖又将之分为两个可操作的层面:一是实体的宗族,如宗族的组织、制度,包括宗族的结构、权力及其     

当代宗族更新与基层社会的文化治理——以浙江省为例

宗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体,当代宗族的复兴显示了传统宗族文化潜在的顽强生命力。浙江省当代宗族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复兴,成为重建乡村社会的重要力量,其所包含的以伦理为方式协调社会秩序的文化治理模式,也对乡村社会治理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当代宗族需要加强现代性的更新,在避免与行政力量合而为一、克服狭隘的宗族本位观念的前提下,造就新伦理,构建地缘与血缘相结合的组织体系,并把现代文化元素注入到宗族文化之中,才能切实地发挥以伦理为方式协调社会秩序的文化治理的作用,为乡村社会重建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动力。     

宗族祠堂的当代文化价值

<正>华夏民族源远流长、繁盛不衰的宗族祠堂,具有丰富而多元的社会功能及现实价值。二十多年前,有学者就提出"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村落家族文化的何种态度,对村落家族文化如何应变"(王沪宁著《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客观认识和准     

宗族组织与乡村权力结构--赣南和粤东两个村镇个案的研究

中国农村的宗族组织是基于自然的世系关系和地缘关系而形成的一种有漫长历史的乡村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宗族在形式上已经消失,而实际上却仍然存在于乡村生活的许多层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农村改革的发展,宗族出现了复兴和重建的现象。赣南和粤东两个村镇具有典型性个案的研究,说明了宗族对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适应,及其在乡村权力结构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     

大连城市形象的文化定位

城市形象从表面上看是物质的,但从实质上说却是城市文化的外在化,体现的是城市文化的全部内涵。文化是分层次的,即外层、中层和内层;文化也是分形态的,即知识形态、观念形态和艺术形态,它们共同决定了城市形象的定位。城市形象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归根到底是城市文化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因此,只有准确地对城市形象进行文化定位,才抓住了城市形象的根本,这是大连城市形象研究的重中之重。     

政治稳定视角下农村宗族组织的功能分析

农村复兴的宗族组织是以“家——户”生产生活形式为存在的基本依据的,在我国农村彻底走向现代化、市场化之前,宗族组织还会长期存在于农村社会。现实条件下,宗族组织依然具有社会政治秩序的控制功能。其对村庄权威、村民自治、乡村治安秩序和农村经济发展秩序都有着较好的调解与整合功能,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应当一方面积极利用宗族组织社会控制职能促进农村社会政治的稳定;另一方面,又要通过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消弭宗族组织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并使其最终归于解体。     

论孔氏南宗的传统宗族形态

自南宋初年南渡以来,孔氏南宗十分重视宗族事务,一方面继承了曲阜的传统宗族形态;一方面因时、因地制宜.制定完善并恪守宗族规制,编修家谱,创新宗族活动形式.同时,孔氏南宗通过各种途径加强与北宗以及南宗各支派的交往,充分发挥其在敬宗收族方面的积极作用.孔氏南宗在继承与创新中形成了根深叶茂、特色鲜明的宗族形态和宗族文化,并因其所拥有的特殊家族地位、深厚的人文底蕴与高尚的圣裔风范,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和辐射力.     

垄断行业中的宗族意识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宗族意识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在一定规矩下形成社会集团的意识。其实，我国各行各业内部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宗族意识。由宗族意识所形成的社会集团是一种非正式组织，而这种组织往往以追求共同经济利益为目的。因此：纵观我国各行各业，尤以垄断行业中的宗族意识为最甚...     

对当代农村宗族组织若干问题的思考

对当代农村宗族组织若干问题的思考高小健·吕丽娜·余汇元宗族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流布最普遍的社会组织之一。受传统宗族文化的影响，当代宗族组织虽不如古代、近代活跃，但仍然浸润在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头脑中，尤其在农村很有市场，这就向我们提出一系列问题：农...     

从权争到辅治:宗族与国家权力关系史之千年嬗变

中国早期国家形态为以统治部族为中央、臣服部族为地方的"酋邦式"部落国家,地方部族实行完全的自治,宗族尚未正式形成。西周的全面分封制实现了统治部族对被征服部族的武装殖民,统治部族的贵族宗族组织及其自治制度基本形成,被征服部族原则上不再被允许保有其宗族组织。战国及秦朝,贵族组织及其自治制度暂时被废除。汉代在短暂地恢复了皇族、王族与军功贵族的自治之后,又很快将其废除,开始扶持官僚宗族与文化宗族。魏晋南北朝,士族作为文化贵族的最高形态,其自治权达到鼎盛后开始转衰;官僚宗族的自治权亦通过家庙制度开始崛起。唐代士族的法定自治权被取消,官僚宗族通过家庙制与荫族制进一步发展。晚唐、五代时期的战乱毁灭了士族的族谱乃至肉体,官僚宗族的世系也被完全破坏,宗族自治势力对国家上层政治的威胁被最后解除。宋代开始将原仅适用于贵族、官僚的宗族自治制度下移至普通平民,终于在明代形成了在县政府控制之下,由宗族自治辅助国家官治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     

宗族体系中的经济逻辑和权力结构——以呈坎罗氏宗族为个案

中国宗族长期作为中国基础性的社会单位发挥作用,但透过其亲情化的表征,宗族结构中存在的经济逻辑,隐性地发挥着强烈的作用,经济资本通过再适应,转换为象征资本,而这一转换将建立于被道德关系所掩盖的经济之上,从而最终形成一种完善的宗族权力形式。     

农村的宗族问题现状及其治理——以广东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复兴的宗族已成为全方位渗透到我国农村社会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随着广东农村宗族的复兴及变异,其宗族问题也呈现出新的面貌.对该问题历史由来和现今表现的全面梳理,是构思治理对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同时,治理成效上的突破有赖于超越旧思维的重新审视,尤其应认识到宗族是一种资源并可加以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