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透视当代中国外交的著作——评《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

进入新世纪后，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这给中国外交实践和外交学研究提出了更多的亟待研究和应对的新问题，这些问题也引起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者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由王逸舟教授和谭秀英女士主编的《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以下简称《六十年》）是这些不断探索和思考的学者们“集体智慧的结晶”。该书在写作体例、研究视角和史论结合方面都有独到之处，是我国学者探讨中国外交问题的一部重要著作。     

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观——毛泽东时期中国准联盟外交战略探析

本文基于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和其他资料,考察了毛泽东时期中国特色的国际安全合作模式——准联盟外交。受统一战线思想、中国国家利益、安全威胁认知及美苏对抗态势的共同影响,中国的准联盟外交战略旨在获取外部战略资源,可大致分为与亚欧中小社会主义国家的准联盟外交、与民族独立国家的准联盟外交和与西方国家的准联盟外交三个阶段。经济和军事援助是中国开展准联盟外交的主要手段,首脑外交是辅助手段。中国的准联盟外交战略巩固了新中国政权,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由于其忽视合作机制的作用,当中国和准盟友国内、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时,准联盟外交往往随领导人意志的变化而出现波动并最终走向消亡。另外,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威胁与利益的判断常常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且过于强调经济援助而不是互利合作,导致建立在经济援助之上的准联盟外交所获取的战略收益常被支付的高额援助所抵消。     

中国城市外交的若干理论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城市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中活跃的行为体,城市的外交职能也得以不断完善,城市外交成为一种新兴的外交形式。中国城市外交的兴起,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它既是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产物,又是权力下放赋予城市涉外自主权和外交能力的内在要求。此外,中国的城市外交既与传统的国家总体外交有密切关系,同时又有新的内涵,其核心问题在于如何从城市的角度更好地处理跨国关系。中国城市外交的关键问题是制度设计,需要培育城市精神、建立健全外交体制和运行机制。另外,中国城市外交应该将立法、明责、制略、建制、保障等几个方面作为工作重点。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是城市外交的后来者,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日益深入,城市外交正在成为中国大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外交是一种高度敏感的政治性事务,城市在参与外交事务的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遵守相应的外交规则、规范和惯例,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构建成熟的城市外交制度。     

梅德韦杰夫的外交选择

2008年5月，正式就任俄罗斯总统后不久，梅德韦杰夫访问了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并将于6月初访问德国，这是一幅经过精心选择的外交路线图。按照俄罗斯的外交传统，国家元首的首次出访务必圆满顺利，因此一般首选关系较好的国家，而出访路线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其外交优先方向。梅德韦杰夫通过首访明确表达了对普京外交政策的继承和延续：独联体是俄罗斯外交的最优先方向；亚洲合作需要加强，中俄战略合作关系将进一步深化；俄欧关系亟待改善。它表明俄罗斯将在东西方之间采取更加平衡的外交策略。     

西方国家对中国公共外交的评估及启示

近年来,中国的公共外交获得了长足发展,引起了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广泛关注。它们对中国的公共外交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全面评估,涉及到中国公共外交的缘起、发展历程及开展公共外交的资源与制约因素、中国公共外交实施体系等诸多方面。西方国家对中国公共外交的研究对中国未来发展公共外交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英国文化外交的世界影响力

在西方大国中,英国是开展文化外交比较晚的国家,但是其文化外交模式独具特色,不仅成为文化外交领域的后来居上者,其与时俱进的文化外交战略、官方与非官方机构相结合的文化外交推介机制也成为许多国家效仿的榜样.冷战结束后,面对国际社会软实力竞争压力的不断增大,英国更加积极地对外开展文化外交,努力借文化外交提升其软实力,以期继续发挥其"帝国余晖"的世界影响力.梳理英国文化外交的历程、总结英国文化外交的运行机制和主要方式、探讨其成功经验,有助于全面了解英国的文化外交模式.同时,对于中国文化外交的开展和文化外交模式的建构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浅析中国特色人文外交

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新亮点,人文外交的提出适应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潮流,是中国综合国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实现未来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作为一种新的外交形式,人文外交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是对建国以来外交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新形势的一种具有创造力的回应,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外交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其战略性和总体性,它服务于中国的总体外交大局,在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的同时,也应该以构建崛起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价值观为己任,在参与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彰显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国家安全：中国对外安全战略的核心

中国对外关系越来越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而也日益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在面临各种安全挑战时，中国政府强调稳定是大局，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学者称之为中国外交的内向性。中国外交与内政关系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明显和复杂，但国家（state）安全始终是中国对外安全战略的核心。     

中法外交风波与中国新时期外交

2008年发生的中法外交风波是具有典型性的外交案例,其实质是法国对我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对此,我们进行了把握方向、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法外交风波深刻反映了我国面临的复杂、严峻的外交形势,证明西方对我国采取的既接触又遏制、以压促变的两手策略是不会改变的。为了迎接挑战,我们必须加强新时期中国外交理论的建设。     

粮食外交的中国认知(1979—2009)

改革开放后,中国粮食外交研究开始步入专业化轨道。学者们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了美国粮食外交史,同时也开始研究中国自己的粮食外交史,从理论层面分析粮食与外交互相作用,并对近年的国际粮食危机进行跟踪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当今世界粮食形势并不安全,挑战和机遇并存。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围绕中国的粮食外交这一主题,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中国的粮食进口与中国对外关系演变之间的关系,二是判断世界粮食形势的多维视角。     

试论上海世博舆情外交

世博会已从最初的科技革命和工业成果的展示舞台，逐步扩展到文明和文化交流的平台，并为主办国和城市展示国家品牌和城市形象带来重大机遇。上海世博会作为中国整个公共外交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本身就构成了中国公共外交的平台，也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极大关注。文章从分析全球媒体对上海世博会的新闻报道入手，探讨上海世博会的国际舆情变化规律、传播方式和模式，并以此来进一步讨论其对我国公共外交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启示，以推动未来中国舆情外交的探索和发展。     

公司外交:对跨国公司外交职能的一项研究

在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面对全球化经营中的风险和挑战,必须依靠公司外交去预测、评估、规避各种风险。公司外交成为跨国公司必不可少的新职能,是公司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增强公司合法性,在遵守各国法律、制度和文化规则的基础上,同各国政府、公司、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公众和个人之间开展的制度性跨国沟通和交流活动。就其形态而言,公司外交形成了游说外交、商务外交、社会外交三种主要运作机制。国内外学者对公司外交的内涵及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中国公司和中国政府虽然也认识到了公司外交的重要性,但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外交需要平衡公司目标与外交目标,确立公司与政府"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统筹好公司资源与外交资源,确立公司与政府"相互为用"的外交战略;协调好公司机制与外交机制,确立公司与外交"统筹协调"的外交机制。     

新时代中国民间外交理论初探

中国民间外交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时代后，民间外交在中国外交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愈益提高，理论创新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新时代中国民间外交理论可概括为“三个支柱”和“一个中心”。“三个支柱”中的经济支柱是指中国与世界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共同把经济蛋糕做大，妥善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与西方基于零和思维的地缘经济理论不同，中国全面开放合作的经济理论不仅有益于世界各国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升级，增进了与各国人民的友谊。文化支柱强调中国与世界各民族加强文明文化的交流、借鉴和融合，推动人类的共同进步。目前，中国人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前所未有的自信，以平等、开放、包容的心态与世界沟通，培育人类共同价值观。情感支柱强调民心、民意对各类国家都有巨大影响，而心理情感对于人民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民间外交理论对于克服刻板印象、偏见与歧视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不仅是为了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抹黑、诬蔑，而且也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强国去争取天下人心的必经之路。“一个中心”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它意味着中国民间外交将以各国人民的福祉为出发点，增进集体认同，增强与各国人民的团结，...     

社会变迁背景下的中国外交决策评析

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是对外开放、外交上走出去的结果,反过来又对中国外交产生着重要影响。在外交决策机制上,首脑外交频繁而活跃,外交机构水平和垂直双向扩展,公众参与意识增强。外交决策过程也呈现出新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如首脑外交不仅在外交决策、而且在对外政策宣示和执行过程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外交决策在指导思想上强调总体外交,在实践中突出协调和机制建设,公众参与愈益成为影响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凡此种种表明,影响外交决策的因素越来越多,决策需要内外兼顾,更加规范化,从而达成更加稳定的决策结果。     

《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决策》读后有感

上世纪90年代末，王缉思教授曾就中国外交决策过程的研究评论道：“研究客体即中国外交，尤其是其决策过程及运作过程，原始资料匮乏，难以对其建立理论分析框架，这与对西方国家外交政策进行研究不可同日而语。”十年时间转瞬即逝，很难说这种状况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善。但不可否认的是，前苏联以及中国和美国外交档案的解密工作都有所进展，为类似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更重要的是最近十年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内“百花齐放”，译介、学习、论说、反思的重要时期。     

新中国外交60年:实践特点和理念演变

60年的新中国外交实践在捍卫和扩展国家利益、顺应时代潮流和伸张国际正义、积聚和善用国家软实力、转变外交模式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新中国的外交理念也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与时俱进的世界观、时代观、利益观、和平观、统筹观等。中国外交的丰富实践和先进理念相辅相成,正在为中国继续发展为世界强国奠定基础。在今后40年(即共和国百年庆典时)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外交将在构建和巩固新的国际多极格局和国际体系、推动亚洲共同体建设、引领战略思维、承担大国责任、预见世界变化和提升实践艺术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和富有成效的作用。     

关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方略的思考

中国近年倡导的和谐理念,是向国际社会提供的一项公共产品。中国在确立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和谐地区的目标的同时,也在反复强调"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中国未能公开、充分地围绕"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一外交方略进行相关研究和宣传工作,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大国的曲解和误解,加深了周边国家和西方大国对我战略意图的疑虑,造成了构建战略互信的障碍。因此,深入解读"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内涵,已成为一项不容回避的严肃任务。     

首脑出访与中国外交

本文通过系统考察从新中国成立到2006年的中国首脑出访活动,揭示了中国外交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重心和特点,并进而探讨了首脑出访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反映出的中国外交风格。首脑出访的增加,既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体现,也是当今全球化形势的客观要求。首脑的高频率出访,反映了首脑外交在中国总体外交中地位的上升,以及与相关国家关系的状况,首脑出访的议题和作用的变化,体现了当今中国外交乃至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创新发展与学术话语体系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理论,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体系。习近平外交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源自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理念与实践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同时也是对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和超越,具有更强的国际复合视野、进程导向和责任意识。面对当前中国外交思想研究学理化不足等困境,国内学界应当遵循人文社科理论研究的一般性路径,从问题化、方法化、概念化、体系化四个维度递进推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从而进一步深化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     

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强硬了吗？——如何理解中国新外交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国外交转型的讨论日益增多,中国外交在“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也经常被提及。国外的研究存在一种观点：即中国外交正在变得强硬起来,出现一种“过度自信”（assettive）或非对抗性的过度自信外交。外界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特别是中国从经济危机中快速恢复,原本谨滇、低调、规避责任、搭便车的中国正在寻求一种更加自信、傲慢、反对当前西方规则体系的对外行为,在许多领域提出自身的改革主张和政策建议并考验着美国的领导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