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后工业时代对社会的控制与影响

资本主义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后,在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进行,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后工业时代。在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一种无形力量的控制,精确化与标准化的理念不断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最终开始消解人们的辩证思维。     

发达工业社会与中国封建社会“集体无意识”现象的比较——读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

马尔库塞认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是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呈现出"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不仅如此,这种"集体无意识"状态在我国封建社会中也是广泛而久远地存在着。尽管它在两种不同形态的社会中产生的客观效果相同,但导致两种社会人的"集体无意识"的根源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发达工业社会与我国封建社会的集权性质和方式存在着差异。     

第三次启蒙(上)

人类社会曾经历过两次启蒙,一次发生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和西方的古希腊时期,这是农业社会的启蒙运动;另一次发生在18世纪,它是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正在走向后工业社会,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有一次新的启蒙,即一场启蒙后工业社会的运动。这将是人类社会的第三次启蒙。这将是一场建构的启蒙,如果说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确立了法的精神的话,那么它将确立起一种伦理精神;如果说工业社会确立了分工—协作的社会体系的话,那么它将根据合作理念去进行社会建构。     

丹尼尔·贝尔对马克思的三重误读

基于所处时代哲学任务的需求,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其理论时强调经济基础的作用,而鲜有对文化领域的观照。而马克思逝世后,科技理性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国际工人运动的走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发展以及现代性危机的涌现,似乎与马克思理论的阐述都有所不同。如此种种,引发了西方学者对于马克思文化观、社会发展理论的误读,以及对现代性问题实质的误判,出现了经济决定论、唯物史观过时论等论调。其中,丹尼尔·贝尔则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他以“意识形态终结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后工业社会”等大观念为基础,构建了西方社会发展的理论体系,却无不映现其曲解、否定马克思主义,宣扬历史唯心主义观念论的错误。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文化观和现代性问题三个层面对贝尔的误读进行梳理和回应,可澄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和解释力。     

“后新民主主义社会”概念浅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中国目前所处社会阶段的准确把握,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国内学者乔耀章教授在其《"后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另一种表达法》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受此启发,试图从后新民主义社会的概念角度,解读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和特点。     

后工业社会“概念性图式”的技术反思

当工业社会的危机逐渐呈现在其繁荣的背后时,人们对社会发展的应然方式加以反思,后工业社会思潮应运而生。后工业社会关注经济发展对人类生活的意义,深入剖析并积极论证超越工业社会的理论与实践的可能,在联动机制中建构社会发展的应然境界。本文通过对“概念性图式”的思辨,以知识脉络梳理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图景,从“知识—权力”的技术层面关注当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转换机制。     

青年概念的当代阐释

青年概念是青年研究的基本问题。现实中存在多种青年概念的定义。从综合研究青年的角度,根据人们对青年概念的认识发展,根据当代社会发展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定义当代青年是处在身体发育已经成熟、人格基本形成和社会自立初期阶段的人;当代青年的年龄界定在18至35岁之间。当代青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新的变化,其根本原因是由青年与现实社会的实际联系决定的。     

在社会转型中启蒙后工业社会

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转折点,是人类历史演进中的一次告别工业社会和开拓后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运动。在此过程中,首先需要一场启蒙后工业社会的思想运动去对后工业社会做出建设性的构想甚至规划。发生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所启蒙的是工业社会,它缔造了伟大的工业文明,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工业社会的创造物基本上都可以看作是这场启蒙运动带给我们的。但是,这场启蒙工业社会的思想运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转化为实践时,都暴露出一些根本性的缺陷,它的制度主义思维、自由与平等的悖论、崇尚个体而压抑个性等,把人类领进了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状态。现在,需要通过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去加以纠正,努力去思考后工业社会的建构方案,以及开辟一条能够平稳地通向后工业社会的道路,使后工业社会成为人的共生共在的生活场所。     

论合作行动的条件:历史背景与人的追求

在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的共同行动所采取的是协作行动模式,当我们的社会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时,协作已经不再能够成为共同行动的有效模式,而是需要去建构起一种合作行动模式。特别是面对频发的危机事件和在风险社会中去开展行动时,共同行动中的随机性行为选择和灵活性的反应机制都要求人的共同行动必须是合作行动,而不能恪守协作行动的模式。在此情况下,作为行动者的人需要重新定义。虽然语言、劳动依然是人作为人的必要条件,但更需要从人的行动的角度去定义人。合作行动中的人是有道德的人,反映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信任。正是信任,构成了合作的前提。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是服务和从属于人的共生共在的,每一个行动者的每一项行动都必须指向人的共生共在,也只有以人的共生共在为目标的行动才是真正的合作行动。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比较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既具有一致性,又具有差异性.他们在社会发展根本动力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他们在社会发展直接动力问题上的观点却存在着差异性,毛泽东在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具体方式上存在着失误,即没有解决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问题,而邓小平找到了"改革"这一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途径与方法,解决了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问题.     

“后工业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早在1917年,英国的行会社会主义者阿瑟·彭蒂就在其《对后工业形态的研究》一书中,提出“后工业”(即工业化以后)一词,用以指一种在各个基本方面都同当时社会的主导趋势背道而驰的社会,例如,使集中的机构再分散化、专门化工作的重新组合,指一种充满闲暇、过着工匠式或家庭式生活的社会等等。但是,“后工业”这个概念在当时没有流行起来。50—70年代,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第三产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逐渐占     

马尔库塞对“工业发达社会”的批判及意义

在《爱欲与文明》和《单向度的社会》这两部著作中,马尔库塞通过把弗洛伊德的"爱欲论"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相结合,分析当代"工业发达社会",得出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是"爱欲受压抑的社会"、"攻击性的社会"、"一体化的社会"、"集权主义的社会"。虽然马尔库塞在某些理论和认识上存在着欠缺,但瑕不掩瑜,这些理论不仅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政治合法性视域下的中国社会管理内涵探究

长期以来,政治学界围绕"政治合法性"展开了积极的讨论,但这一为学者们津津乐道的概念却很少出现在党的决议文件和政府的施政规划中。与此相对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管理"成为近几年党的文件和政府规划中的高频关键词,这两个范畴都已经被提到了当代中国政治的最高议程。本文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当代中国由经济建设为中心向注重社会建设的转型,提出了对社会管理体系进行制度化创新的要求。在现阶段进行社会管理体系改革是由我国的国情与社会主义的性质目标决定的,实质上恰恰是中国共产党从历史、现实和逻辑上对政治合法性的系统构建。     

大数据中的思维与社会变革要求

在对大数据的认识上,有观点认为它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变革力量,这种观点有点夸大其辞了。作为信息技术发展结果的大数据,应将其纳入科学的规范之中;大数据并不能引发思维方式的变革,我们需要在后工业化的场景中去思考思维方式的变革问题;在工业化社会中,大数据使得中心-边缘结构得到强化,这是与后工业社会去中心化的要求相逆而行的。因此,我们亟需为大数据这样的流行概念正名,力图将大数据这一技术工具引向增进人类福祉的方向。     

从传统官僚体制到新公共管理:范式转换的社会基础比较分析

官僚体制与新公共管理是西方公共行政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两种范式,他们是不同社会价值观孕育的结果,而这些不同的社会价值观来源于不同的社会基础。传统官僚体制是“物本主义”价值观孕育的结果,而“物本主义”价值观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新公共管理是“人本主义”价值观孕育的结果,“人本主义”价值观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     

行动者:治理转型中的行政主体

管理行政下的行政主体只是主客二分意义上的行政实体,是不具有主体性的行政主体。后工业社会的发育、发展,使行政管理发生深刻变化,促使多元管理主体生成,多元治理主体的生成意味着管理主体自觉性的增强。然而,当众多管理主体的主体性不断增长时,也就意味着行政主体在多元化进程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由此说明需要在后工业社会场景下用行动者来取代行政主体。后工业社会条件下的行动者是充满想象力、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的行动者,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在建构这个世界。     

试论“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在现实中国的实践

近20年来,"civil soci ety"问题巴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抗震救灾、北京奥运等重大事件引发了我国理论界对市民社会问题的深入讨论."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和"民间社会"都是对同-英文civilsoclety的不同译法.把这一源于西方历史经验的概念应用于具有截然不同历史轨迹和社会特征的中国社会中当作一种解读社会变迁的工具时,很可能存在问题.厘清"civil society"的概念演变,剔除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误读,正确认识"公民社会"的成长将成为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立足点.     

跨世纪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青年成才

前言 一般人都视“青年”只是生理的变化所产生的一个人生阶段。其实,“青年”这概念本身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观念。它除了是一个生理上的阶段,还是一个“社会”观念。历史地看,“青年”这个观念随着社会的改变而起了很不同的含意。不同社会在不同的阶段对“青年”的定义,以至期望都不尽相同。不少社会理论家认为,“儿童”、“青年”、“老年”这些分类,以及因此分类而衍生出来的矛盾,皆是工业社会文明的产品。例如法国历史学家Phillippe     

浅谈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市民社会”的理解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看做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形成的第一个标志,文中的第十条"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是其精华所在,被公认为是全篇的一个总结。对这一条中出现的"市民社会"这个概念的解读,一直以来没有较为统一和明确的定位,纵观国内以及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现在的主流观点一般将其解释为"资产阶级社会"。将"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放到马克思思想发展链条中的具体阶段以及各阶段的具体历史语境和条件中进行考察,能够使这个概念得到日臻合理的解释。     

技术、工厂与制度:在生产体系变革中看政府

在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促成了工厂的兴起,而工厂则又将每一个人都镶嵌在其标准化、程序化以及等级化的控制体系之中,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在工厂中建构起知识专业化基础上的分工—协作体系。当这一体系映射到社会治理领域时,也就在作为社会治理唯一主体的政府中嵌入了这种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在开展社会治理活动时,管理型政府也就理所当然地将整个社会都置于它强大的控制体系之下。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创造性技术的兴起推动了从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向网络化生产体系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发出了变革政府模式及其社会治理方式的呼声,它要求一种超越管理型政府的全新的政府模式来承担起网络结构下的社会治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