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的困境及突围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我国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面临着基本法缺位,公众参与内容规定模糊,公众参与方式陈旧,行政决策监督机制欠缺,决策后评估机制及意见反馈机制缺失等困境。完善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还需要制定基本法律,明确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广度、深度和密度;创新公众参与决策方式,完善决策反馈机制、事后评估机制,建立健全行政决策监督机制和行政问责机制。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若干问题的探讨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是促进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制度设计,要实现公众参与的规范化与制度还是许多问题需要进行研究,本文论述了实现公众参与行政决策还需要解决公众参与的组织化问题、公众参与表达意见的实效性问题、公众参与决策的回应制度建设问题三个方面加强公众参与制度的建设,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目标。     

论政府依法决策机制的构建

《十三五规划纲要》关于"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中,强调要"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健全依法决策机制。"这是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的进一步推进。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健全政府依法决策机制的意义,分析政府决策机制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构建政府依法决策机制体系,以保证程序正当合法、过程公开、决策科学,更好的规范政府的行为。     

从“贵州瓮安6·28事件”看我国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应对

"贵州瓮安6·28事件"暴露了当前我国重大群体性事件应对过程中社会动员机制不完善、行政紧急权力边界模糊不清、行政紧急措施的适用不准、应急终结难以适时等问题。为此,应从社会动员制度、行政紧急权力的配置与运行、行政紧急措施的适用规则,以及公民与法人合法利益受损的诉求制度等基本问题入手,构建我国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机制,实现重大群体性事件应对工作的法治化、经常化。     

我国重大民生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推进路径探析

民生问题是政府行政决策中的重点与难点,公众参与是对传统民生决策的厘革与重塑,是消解改革带来的诸多利益矛盾、冲突,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路径之一。但在此过程中也存在公众参与主体不明确、信息不对称、政府垄断公众参与启动权与反馈机制缺失等问题。基于此,在兼顾重大民生决策程序中的多元价值取向,以审慎制度构建为不断推进路径的视角下,应明确重大民生决策公众参与主体权利、推动决策信息公开与公众意见采集、完善公众参与启动与退出程序、建立健全政府反馈机制。     

作为过程的地方重大行政决策——以公众参与视角

重大行政决策本质上是一种程序,呈现出一环接一环的过程特征,公众参与是其中一环,并具有作为重大行政决策必经程序的必然属性和有效价值。具有框架式的公众参与制度在重大行政决策中已有较大程度落地和实践,但表征性特征较明显,权利上的参与未得到足够重视,方式上的参与未得到足够拓展,需要通过信息公开、召开听证会等核心制度的完善来回应现实中的质疑。     

重大行政决策中协商民主的困境与突围——以《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实施为例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实施一年多来,重大行政决策中的行政公开、公众参与程度日益增强,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过于笼统原则的制度设计没有改变行政机关的决策垄断地位、行政机关体制内阻力表现明显、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普遍性有效性不足的困境。解决困境的有效路径是：以适度分权和细致分类为原则完善行政决策的协商民主程序设计,以考核、审查、问责为关键建设民主决策的监督机制,以增强意识、培育力量、畅通渠道为重点改善公众参与状况。     

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决策状况分析

行政立法决策贯穿了行政立法进程的全过程,没有立法决策,就不可能完成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或者废止。公众真正有效参与行政立法决策过程,对行政立法决策的公正、合理、科学、民主作用很大。2012年4月27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法律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暂行办法》,对公众参与行政立法问题作了更加具体的规定。文章从公众关注度、参与的广度、深度三个方面对近几年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程度做了详细分析,评析了影响行政立法决策的公众参与的技术因素和提高行政立法决策公众参与度的现实路径。     

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研究

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在保障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正当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存在着巨大价值。中外立法根据经验及实践制定了多种公众参与的形式和类型。然而在实践中,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并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实施。针对这一问题,应当根据行政决策的不同类型采用不同形式的公众参与制度,以提高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有效性。     

关于民警在群体性事件现场“软处置”存在主要问题的剖析

所谓群体性事件现场＂软处置＂,是指民警在群体性事件现场以对话方式解决参与群体性事件中的群众诉求或利益问题。通过对话能够解决武力威胁和震慑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中,受民警自身素质的影响,还无法和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进行对话。表现在：在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的形成阶段,民警不愿意与群众对话;在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的对峙阶段,民警不懂得与群众对话;在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的激化阶段,民警不敢与群众对话;在群体性事件处置各个阶段中,民警不善于与群众对话。     

接纳与互动：大众舆论和刑事裁量

近年来,公众要求司法机关刑事裁量时要更多地关注公众舆论的声音。大众主流舆论不仅体现了公众对司法个案处置的评价与期待,更蕴含着公众复杂的社会愿望和社会诉求。表达判意已成为公众参与政治、参与社会管理,实施对刑罚裁量社会监督的一种形式。要避免刑事裁量的自我封闭,而更应该是一场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的理性对话。在不断的对话中,探索并考察刑事裁量本身的目标与社会价值,并建立达到这一目标的互动机制。     

论行政决策公开--从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视角

从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视角来看决策公开,决策公开和公众参与之间存在良性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后者有效实施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民主动力。决策公开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有效性,鉴于此,决策公开不完全等同于政府信息公开,决策公开具有动态性、过程性和系统性。因此,除了应遵守信息公开的通行原则外,决策公开还应遵守其特殊的原则。同样,也应从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流程的视角来确定决策公开的范围及例外。     

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主体的法律界定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模式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要确定参与主体的法律资格与条件，并科学遴选出参与代表，以保证公众参与主体的合法性和代表性。而目前实践中有关公众参与代表性不足等问题不断受到社会质疑，并成为阻碍我国公众参与深入发展的关键。因此，理论上不仅要从一般意义上廓清公众参与主体范围，还要确立相关公众的标准。     

加大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力度的思考

党在企业的组织处于政治核心地位,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这是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其目的是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在企业的贯彻执行,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厂长)依法行使职权,尽量避免或减少企业在重大问题决策上的失误。因此,要重视和加强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力度,促使其制度化、规范化。 一、克服参与决策“五个难” 加大企业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力度,首先要解决在思想认识和运作过程中存在的“五个难”问题,即: (一)难参与。片面强调企业法人代表的地位与作用,把企业党组织放在从属、被动的地位。企业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由行政会议包揽,造成企业党组织难参与的局面。     

公众有序参与开放型政府进程研究

行政上的公民参与催生了开放政府概念,开放政府成为政府发展的趋势。开放型政府是一种政府理念、一种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政府模式。开放政府的第一要义是公开。开放政府的另一重大主题是行政的公众参与。如果说信息是决策的基础,那么政府信息公开是公民参与行政过程、参与决策、参与治理的基础。开放型政府就以信息公开为前提,以公民参与为核心内容。在推动开放型政府进程中,公民有序参与起着重要作用。     

公众参与领域中的行政裁量及其司法审查

现代行政法中 ,虽然公众参与行政程序的主体范围已经扩大了 ,但行政机关享有很大的行政参与裁量权 ,加强公众参与领域中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具有重要的意义。司法对行政参与裁量的审查 ,可分为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中和实施行政决策时的行政参与裁量的审查 ,以及对具体行政行为中行政参与裁量的审查。审查的内容包括公众参与事项和参与的主体范围、参与方式等。     

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制度的困境与突围

党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健全决策咨询机制"。专家咨询制度作为实现重大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有效途径,亟待完善。目前,该制度存在着法律依据不完善、专家选任随意性大、参与机构形式单一、专家咨询范围和方式不明确以及专家责任制度缺失等问题。完善我国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制度需要完善立法、改进遴选机制、实现参与机构的多元化、明确咨询范围和方式、建立健全责任制度。     

群体性事件视角审视农村基层政府的转型

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农村群体性事件亦频频发生,并且呈现出＂起因多为经济利益诉求事件、性质多为正常维权活动、矛头指向多为基层政府＂等特点。探求群体性事件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可以发现,基层政府的理念滞后、体制障碍以及行为失范正是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实现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型：增强对话意识,健全利益表达机制;适当下移行政管理权力重心,放权基层;规范政府行政行为,提升基层政府行政能力以构建新型＂服务型政府＂。     

论行政决策民主化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管理模式转型的必然选择。实现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对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发挥着重大作用，可以更加充分地反映社会公众的公共诉求，促使政府机关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行政决策民主化的实现机制包括民主决策机制、公民参与机制、决策监督机制和法治保障机制。     

行政法视野下行政决策的正当性分析——以北京、杭州、成都三地汽车限行为例

行政决策除了要满足依法行政的要求之外,还需要拓展合法性空间,满足正当性要求。正当性是指对政治权力所做的道德证成,在现代行政法视野下,可以尝试从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三个层面剖析行政决策的正当性逻辑。依法决策是行政决策的前提,以其形式"合法律性"支撑决策正当性;民主决策以公众参与为主要载体,以价值认同支撑决策正当性;科学决策内含机制、程序、方法的科学,以科学理性支撑决策正当性。行政实践中需要充分发挥三者内生的合力,厘清三者的价值层次,从而为决策正当性构筑一条务实可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