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性宪政结构与不规制运动

在我国,行政机关的委任立法权或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权力几乎是无所不在的,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要承认行政机关行使委任立法权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必须找出限制委任立法权的措施和方法.从委任立法关系上看,一方面立法机关的授权法在授予行政机关制定什政法规和规章的权力时,缺少严格的限制.由授权法授出的权力本身在授权法上找不到限制,这就难免会出现滥用授权的现象.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制定的许多规范文件在宪法和法律上没有依据.在没有授权法的条件下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现象在我国极为普遍.这是一个值得引起法律界和法学界高度重视的问题.从     

全面推行权力清单制度 推进地方基层政府改革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全面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对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政权力运行,保证公权力依法合规,公开透明,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具有重要作用。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厘清政府权力的边界,解决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杜绝行政人员不作为、乱作为或以权谋私等乱象,使权力得到有效监督,分门别类进行全面彻底梳理行政职权,逐项列明设定依据;对没有法定依据的行政职权应及时取消,依法逐条逐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审查,使"清单之外无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进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通过诉讼的政府控制

没有控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政府权力应受到控制已成为世界各法治国家所遵从的一条公理.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性、执政理念转变的必然性使人们开始意识到有限制政府权力之必要.实现法治国家首先要求对政府权力有所控制,通过诉讼(行政诉讼和宪法诉讼)对政府进行控制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针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首先要弱化权力崇拜、强化行政服务,其次要完善行政诉讼法、加强对政府的监督,而宪法的权威性和至上性决定了通过宪法诉讼是控制政府权力的首要选择.我国在完善行政诉讼的同时亟须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宪法诉讼制度.     

从公民基本权利保护视角论行政裁量控制机制

行政裁量的基本含义是政府在法律的框架内有自由选择的权力。在行政权不断扩充的当今社会中,一方面人们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呼声越来越响,另一面政府权力不断渗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行政权中的行政裁量权,不论是设计还是行使,都应以公民基本权利为本位。这就是行政裁量和公民基本权利在宪法层面的共鸣点。     

论授权立法的法理性基础

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的授权立法，是指宪法享有立法权的立法主体通过授权法的形式，将自己的部分立法权限授予行政机关或其他组织来行使其权力的法律制度。它反映着法律的一般原则和精神。授权立法的产生具有较强的时代特色，它具有维持分权原则与政府职能扩张之间张力的一种平衡精神。我国授权立法的突出特点是：授权立法的主体不够明确，授权对象较为多样；无具体授权形式；授权权限较大。解决授权立法现状要明确授权立法基本原则，明确授权立法的范围和期限，加强对授权立法的监督。     

"依法执政"的时代内涵

依法执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通向全面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那么,怎样把握依法执政的时代内涵呢?(一)依法执政即依宪执政。依法执政实质上就是依宪执政,而依宪执政就是通过宪法来设定和规范行政权力,又通过行政权力的运作来维护宪法的     

论中国宪法的发展趋势

中国宪法在21世纪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政府行政权力将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行政指导在政府对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将显得日益重要；以人民法律审判权为核心的司法权将得到扩大与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宪政实践中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发展；公民基本权利将得到较大发展；宪法监督制度将进一步完善。     

试论宏观调控法律纠错机制

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是一种特殊的权力行使方式。政府可以采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规范意义上,有权进行宏观调控的国家机关有立法机关、独立机构和行政机关。针对不同的宏观调控手段和不同的调控机关,法律纠错机制一般有司法纠错机制、宪法纠错机制、内部纠错机制三种。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司法纠错机制,指的是宏观调控法的可诉性问题。宪法纠错机制,指的是我国《宪法》中规定的质询与询问、对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以及罢免和撤职等制度。内部纠错机制主要是复议等政府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决策审查制度。     

论县以上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对本级司法机关的监督

县以上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对本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是宪法、法律赋予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我国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应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我国地方组织法更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主要职权之一是“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     

宪法实施之理

宪法实施方式的争论根本上在于对宪法性质的认识不同。而宪政作为克服权力专制的控权机制性质决定了宪法的根本作用是规范和控制权力,人民立宪本来就是为了控制政府。从而作为一种权力运行规则,宪法实施即意味着以外在控制阻却权力主体违宪行为机制的建立,而不是指权力主体的自觉守宪和进行“宪法贯彻”。同法律实施离不开中立的司法机构一样,宪法实施也需要宪法审查机制的建立,否则,就不会有真实的宪法实施。     

何为授权立法条款？——基于我国现行法律的分析

作为法条授权立法的唯一法律载体,授权立法条款以立法权转移和立法义务设定为根本目标,其法律功能是将授权主体的职权立法权定向转移至被授权主体,实现立法权和立法义务的再配置。实质上授权立法条款是宪法和职权法对立法权和立法义务再配置的产物,因而只存在于宪法和职权法以外的法律之中。宪法和职权法以外的法律中的立法条款有执行性立法条款、创制性立法条款和变通性立法条款三种类型。按照授权立法条款的实质标准,只有创制性立法条款和有关经济特区的变通性立法条款属于授权立法条款,是被授权主体授权立法权的合法性来源。以其形式标准而言,授权立法条款的形式特点有二：一是个中立法主体不具有职权立法权;二是个中立法主体具有职权立法权但使用了“另行规定”或者“特别规定”的法律概念。     

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保护平衡的法理分析

面临突发公共事件,动用行政紧急权力,其中包括一些没有具体法律依据的权力,甚至暂停某些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的行为,似乎违背了法治的原则,但实际上这是政府为了国家、社会和全体公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而作的理性选择,是符合法治要求的,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化解危机因素,恢复和维持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根本上维护人权和基本权利。     

行政权力清单制度评析及完善——以制度价值为研究视角

行政权力清单的制度价值在于凸显政府权力的法律边界,促进权力运行公开透明,从而为规范和制约政府权力创造条件。由于对权力清单的认识存在偏差,对权力清单的价值定位模糊,政府制定、公布的权力清单在合法性、统一性、完整性、准确性等方面都存在问题,权力清单的制度价值未能充分体现。推行和完善权力清单制度,应致力于构建公开透明的政府权力边界,从法源上厘清权力设定依据,穷尽各类权力主体和权力事项,充分公开权力运行信息。     

我国宪法监督对象的拓展分析

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作授权决定、特别行政区立法以及党内法规、党内规范性文件是否属于宪法监督的对象有待进一步厘定。法律和宪法的民意基础不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范围不同、法律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是维护法制统一的必然要求,应当将法律纳入宪法监督的范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依据宪法行使国家权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作授权决定的宪法依据不甚清楚,应当将它们纳入宪法监督的对象范围。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特别行政区共同的宪制基础,特别行政区立法不仅应当符合基本法,也应当符合宪法,它们属于宪法监督的对象范围。党内法规、党内规范性文件属于宪法监督的对象范围,但应当由中共中央行使宪法监督权。     

试论行政立法与人权保障——兼以行政许可为例分析

行政立法应当以保障和不侵犯人权来证成自己道义上的正当性.为了保障人权,必须对行政立法的权限和目标进行控制.行政立法不得限制基本人权,对非基本人权的限制也要程度适当.行政立法必须制约行政权力、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在行政许可设定上只有坚持法律保留原则、依法设定原则、许可设定公开原则、公众参与原则,限制行政许可设定的范围,贯彻行政立法的"无为"精神和有限政府的理念,才有利于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     

充分认识依法行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正>我国现行法制是以国家宪法为核心,国家全部法律和法律制度的总和.依法行政,就是要按照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把政府工作纳入法制轨道,依法履行公务,保障政令畅通,卓有成效地完成国家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行政使命.依法行政是国家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行政行为的规范.改革开放越深入,推行政府工作依法行政的     

姓名权能走多远——赵C姓名权案的宪法学省思

如何取名属个人人格自由发展范畴，姓名权是一种受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对姓名权等基本权利的限制须符合“法律保留原则”，政府机关制定的内部文件并非法律，它无权对公民基本权利作出实质性限制。赵C姓名权案说明政府行政部门对姓名权的基本权利属性认识尚不清楚，如何使我国宪法的基本权利规范转变为足以控制国家行政权力的实效性规范依然任重道远。     

在宪法体制的架构下完善行政许可监督体系

我国的行政许可法虽然对于行政许可的监督体系进行了搭建,但是从制度完善的要求看还不能全面发挥起对行政许可设定及实施权进行有效监督的功能。因此,应以宪法的权力架构体系为基础,以行政许可法的立法精神为指向,在国家权力结构法治化的框架下完善行政许可设定权的监督。通过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程序加强对行政许可设定权的监控。科学配置权力机关及行政自控、司法审查以及公众监督等四大监督体系,共同发挥合力,建构有力有效的行政许可实施权的监督机制。     

新世纪中国行政法与行政法学发展分析——放权、分权和收权、集权的立法政策学视角

现代国家的行政以实现人民福祉或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其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行政介入的过程必须体现为对公共利益或者人民福祉的追求,体现为对市民、市场的补充性,体现为对诸多主体、诸多价值和诸多利益的均衡性。对于新世纪中国行政法制建设和行政法学理论研究来说,架构科学的行政评价的标准和体系,既是迫切的任务,又是远大的课题。如何克服政府介入的消极作用,确保行政进行自我拘束,防止其从宪法所确立的责任体系中分离出去,是各国宪法学和行政法学所面临的共同课题。“依法律行政”本身意味着法律赋予行政以框架和秩序,设定其权限范围,赋予其相应的裁量余地。行政法学不仅要分析行政国家的现状,而且还必须开拓对行政权力规范和制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形成能够作为政府权力运作行动指南的法哲学和法治观念。科学的行政法学原理和理论体系的任务,就是要抑制行政国家的消极作用,同时又要充分利用行政国家中行政权的积极能动作用,建立健全民主主义的参与机制,最大限度地追求公共利益并保护和发展个体利益。     

从法律与行政关系论政府职能法治化

政府行政与法律的关系,分为执行法律和非执行法律两种类型。在政府执行法律关系中,政府行政职能的范围是由立法决定的,没有立法授权,便没有政府的行政。在政府非执行法律关系中,政府行政职能的范围,不是由立法决定的而是由行政的政策、目标决定的,但行政仍然不得违背法律和侵犯私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