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国家联手压缩外逃贪官生存空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4月24日分别批准了中国与澳大利亚引渡条约、中国和法国引渡条约。根据这两个引渡条约，缔约双方均有义务引渡一方境内的被另一方通缉的人员，以便对其进行起诉、判刑或者执行刑罚。加上2006年4月中国与西班牙引渡条约，中国已与三个西方发达国家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条约的批准和生效将进一步加强中澳、中法之间的司法合作，尤其是在追捕包括贪官在内的外逃案犯方面的刑事司法合作。     

贪官“外逃通道”能否保命

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在反腐败的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贪官外逃的通道正被一一堵塞,一些腐败分子被引渡回国,中外反腐合作趋于制度化(10月9日《新华网》)。重视反腐国际合作,让贪官的“外逃通道”越来越窄,对我国在追逃过程中存在的“调查取证难、人员引渡难、资金返还难”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和依据。显然,就签署司法协助和引渡条约问题加强与各国的谈判,是堵塞贪官外逃通道的前提。我国与发达国家签订引渡条约的主要障碍,就在于对“死刑犯不引渡”原则的异议。今年4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与西班牙的引渡条…     

深化滇印合作与促进桥头堡建设

印度是中国最重要的邻国之一，中印两国有着数千年的贸易交往史，中印关系在我国诸多双边关系中，发展历史悠久。云南省与印度为近邻，贸易关系源远流长，从古代就沿着南方丝绸之路，通过缅甸与印度东北部进行着贸易往来。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印关系不断改善。云南与印度合作和交流的进一步加强，将在建设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对提高云南省对外开放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和现实意义。     

外逃贪官:末日即将到来

中国反腐败有一个特点,每当加强了反腐败力度、深度和广度,贪官外逃现象就严重起来。近年来,由于我国与大多数国家没有签定引渡协议,一些贪官外逃到海外,利用我国与他国法律不对接的空子,拿着人民的血汗钱堂而皇之地过着奢华的生活。对此,我国法律只有望洋兴叹。2003年9月29日,     

新加坡反腐败刑事司法合作的相关法

新加坡反腐败刑事司法合作法律制度主要由对腐败犯罪人的引渡、对涉及腐败犯罪证据开展刑事司法协助等内容构成。新加坡反腐败刑事司法合作主要是依据国内立法而不是基于国际条约与其他国家开展刑事司法合作。新加坡反腐败刑事司法合作法律制度完善而且先进,在反腐实践中运行良好。     

腐败犯罪境外追逃措施探析

<正>为应对目前更加严峻的反腐败斗争现实的挑战,本文拟对我国在境外追逃过程中探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进行分析,以期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境外追逃制度。一、引渡:境外追逃的制度选择引渡一直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难题,引渡     

完善我国农村人民调解制度

农村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一种非诉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加强对农村人民调解制度的研究,对于促进农村法律服务制度的完善和农村法律服务工作的全面深入开展,推进农村法制化建设、新农村建设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农村人民调解产生的历史渊源、我国农村人民调解的现状、民间调解制度比较分析、农村人民调解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等问题,以期同行批评与指正。     

关于反腐败刑事缺席审判的思考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腐败犯罪越来越呈现出跨国性的特点,腐败分子实施犯罪以后,往往潜逃或者将赃款转移至尚未与我国缔结双边引渡条约的国家,以逃避法律的制裁。     

为什么说《公司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法律基石?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公司法》,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非常重要的法律。这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对于我国建立规范的公司制度,保障公司各     

也谈我国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这是党的十六大对我国二十一世纪行政执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实施依法治国的重要任务。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对于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道德与法律的三重关系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 ,此次借江泽民同志在去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即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 ,使这一问题再次在新的聚焦灯下重新亮相。认真领会这一重要治国方略中的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实质 ,清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对于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 ,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道德与法律关系问题的梳理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 ,在古今中外的法学和伦理学领域一直是一个争论的中心问题。在中国 ,儒法之争主要集中在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看法上。儒法两家都以维护社会…     

加大执法监督力度 提高执法监督水平

执法监督是执法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保证执法行为合法性必要的约束手段。加强执法监督对于健全社会主义执法体制,保证法律的贯彻实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加强执法监督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立法机关抓紧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我国以宪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但是,无庸讳言,当前,在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大量存在,有些方面还相当严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法律实     

对增设法定继承人顺序的思考

<正>我国的《继承法》自1985年颁布实施以来,截至目前已经有28年没有修改过。这种情形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我国的很多法律自颁布后因为各种原因修改过多次,我们试想一下,20世纪80年代后颁布的法律有几部没有修改过?1979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修改过2次,1993年的《公司法》修改过3次,1997年的《刑法》至今修改过8次。而作为一部与公民个人财产息息相关的民事法     

一部规范政府行为的重要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是我国第一部行政许可法，也是世界上以单行法形式颁布的第一部行政许可法，具有中国特色，更重要的是革除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凸显的弊端，保障我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有这样一部开创性的法律来规范。有专家指出，《行政许可法》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是改变了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传统逻辑，明确地将政府职能的     

民法－－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法律

我国的传统，是“重刑轻民”，即一般人对刑法较为熟悉，对民法了解得不多。文章为此从“民法是我们关系最为密切的法律，民法是我们实现权益的法律保障”两部分论述了民法与我们的关系及在我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相信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理解，遵守，运用民法这一门重要法律会有帮助。     

落地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探讨

我国高等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在某种程度上出现错位,人才培养模式与法律实践存在脱节,较难满足地方经济建设和法治实践的客观要求。为培养落地法律人才,我们要从建立有特色的法学课程体系、建设多元化的法学教育实践平台、加强本科生导师制建设、建立与实务部门合作培养的机制等方面,构建"落地法律人才"培养模式。     

引渡，使罪犯无处可逃

发出“红色通缉令”400份 1994年，中国与泰国签订了引渡条约，这是中国与他国签订的第一个引渡条约。目前，中国已与40个国家签订了56个司法协助、引渡和移管被判人条约，据报道，自1984年以来，中国共发出“红色通缉令”近400份，从1993年起，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和双边警务合作，我国警方先后从国外押解、遣返犯罪嫌疑人210多名．办理刑事司法协助案件300多起。     

在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中构想合作行动——评张康之《为了人的共生共在》

张康之的新著《为了人的共生共在》是一部收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的著作,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探讨了一种新型的集体行动模式——合作行动。我们所处的时代被人们称作风险社会,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危机事件频发已经是一种"新常态"。在这种条件下,探寻集体行动的新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了人的共生共在》是一部致力于理论创新的著作,在对人类命运的深度关切中探讨了合作行动,并对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做出了全新构想。作者认为,随着人类社会呈现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后,人的共生共在已经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迫切性程度很高的基本主题,需要通过人的合作行动去破解这一课题。这是一个宏大的、独创性的思考,切中了我们时代的课题。无论是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还是社会治理模式以及人的生活模式、行为模式的建构,都具有启发意义和指导性价值。     

美国引渡之外交政策导向与中国对策分析

美国引渡外交政策探究对中美建设性的引渡谈判有重要意义,民主推广、人权保护乃最常被援引的理由,然而其成立缺乏法理正当性与实践一致性,故更深层次的政治结构与策略分析成为必要。鉴于此,对中方而言,双边引渡条约的达成除需依赖国内法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而外,亦需依赖我国以高超的外交技巧及综合实力、利用价值与利益杠杆双管齐下,以期改变美国的立场。     

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的法律探讨

特许经营是21世纪最主要的商业经营模式之一,它对于解决我国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大学生创业和就业具有重要意义.商业特许经营具有经营权的综合性、特殊经营法律关系的特殊性以及商业标识的"同一性"等法律特征.特许合同的效力要根据不同情形结合<合同法>、<反垄断法>等多部法律来认定.对于经营责任的承担,对外责任应以过错原则为主、公平原则为辅,对内责任应以约定为准,但这种约定不能对抗其对外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