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南京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调研与思考

近年来,南京郊区(县)集各方力量以多种方式扩大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虽初见成效,但与农业发展农民需求相比差距很大.农村公共品的发展仍严重滞后.形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城乡分立的供给体制,使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缺乏政府财力的应有支撑;二是凸显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缺乏坚实的区域经济基础;三是不合理的供给责任划分及非均衡的财权与事权配置,使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主体虚置;四是"供给主导"的决策机制,使农村公共品的供需结构失衡.扩大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主要思路是确立城乡统筹发展的农村公共品配置理念;转变城乡分割的二元供给体制,强化政府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责任;合理调整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划分,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权责关系;创新农村公共品决策机制,以农民的实际需求为导向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积极引入社会资金,构建多元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变迁与走向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这一供给体制先后主要经历了人民公社时期、改革开放至税费改革前时期,以及税费改革时期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存在一定差别,但“农民代替政府出资,政府代替农民决策”的本质状况却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将发生全新的变迁。     

参与式治理: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机制创新

地方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实践前沿,研究地方政府如何实践参与式治理,有利于推进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创新、促进地方政府治理民主化。公共决策是地方政府的一项主要职能,地方政府的决策质量直接影响着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独立的决策模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因此,有必要探索公共决策主体多元参与、第三方参与决策评价标准制定、民众广泛参与决策全过程的决策模式,推进地方政府公共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探讨公共决策的公共利益实现机制与途径,从而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当前政府公共管理责任机制的缺陷及成因

当前我国政府公共管理责任机制存在着责任分配不清、责任实现无力、责任追究不力等问题。这既有责任虚空、政府职能定位不准确等政府体制层面的原因,也有分类管理不科学、沟通渠道不通畅等公共管理层面的原因,还有＂全能政府＂、＂官体位＂等传统文化的影响原因等。     

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

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在原有体制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体制不顺、责任不明等问题,原因在于不合理的政绩导向、城乡二元结构、决策体制等因素所致。当前,应从政绩标准、决策体制、权责关系和融资渠道等方面创新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才能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整体步伐。     

美国智库的研究及对中国民间智库的启示

美国发达的智库及其影响力,已经成为一种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美国智库由于处于一种特殊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环境中,使得其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决策体制中的重要地位日显突出,并日益成为政府公共决策体制中不可或缺的“智囊袋”。研究美国智库的特点,可以为找到一种适合中国的民间智库发展模式提供经验借鉴。     

民生问题与政府“善治”——构建和谐社会的分析视角

民生问题关乎社会公众的生活质量的改善,关乎社会的和谐安定.本文立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分析了民生问题在当前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极其重要性,着力从政府治理过程中的政府决策、政府行政、政府职能转变与公共管理体制三个方面分析了导致民生问题加剧的重要原因,然后集中探讨了改善政府治理化解民生难题的基本思路,提出了建设"公意-责任-服务-法治"型政府的新构想.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责任缺位的原因分析及路径选择——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三鹿奶粉”事件是一个值得相关责任主体反思的事件，但反思的重点更应当集中在政府在此次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责任承担上。因为政府责任缺位是导致“三鹿奶粉”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从根本上说，政府责任缺位主要是由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软弱以及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官员问责制和政府绩效评价制度等存在缺陷造成的。为了规避公共危机的发生，应选择恰当的路径来强化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责任。     

有形公共产品至善服务体制研究

有形公共产品的卡特尔和内在利益分配模型表明政府垄断体制下无法建立至善服务体制,而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的失序和混乱使得公共产品的市场化改革面临不足和过度的双重困境。确立政府监管者、市场竞争主体、第三部门协同监督的关系对有形公共产品市场化改革至关重要。在有效民营化改革的基础上,以不同区域政府间公共服务相互协作为补充,多方位引入投资形式,同时明确政府责任、强化制度供给,形成有形公共产品的多元化服务体制,是有形公共产品至善服务的基本思路。     

政府治理理念重塑基础上的“新公共预算决策”

本文从新时期我国政府治理理念重塑的必要性入手,对政府治理理念重塑 的内涵"以公众为中心,以结果为导向,以市场为基础"做了较为深入的阐述,在此基础之 上,运用公共预算决策的一般性分析框架,从权力、信息、决策模式出发,建构了"新公共预 算决策"这一全新的理念。     

质疑政府“掌舵论”

一些学者提出我国行政改革应从"划桨型"政府转变成"掌舵型"政府,这些观点承认政府既要决策指导,又要搞好公共服务,自相矛盾。现在各国政府都在履行决策与服务职能,我国国体、政体及其组织领导体制也决定政府既要"掌舵"又要"划桨",只有构建"掌舵"、"划桨"优化的高效政府,才符合国情民心和执政规律。     

学习型政府组织:政府生态理论的价值厘定

学习型政府组织是顺应全球化信息化浪潮对行政环境的置换。它可以推动政府系统的开放化和政府行为的社会整合能力,是一个面向民众、面向公务员、面向世界的“生态政府”,是政府生态理论和政治学发展观的价值回归。     

中国公共外交的演进:内容与形式

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通过对外宣传活动实施其对外政策的一种外交行为方式。中国政府虽然在过去未正式使用公共外交这一名称,但存在公共外交的实践。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的演进经过了三个阶段,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目标、任务和特点。第一个阶段:宣传新中国,支持世界革命。第二个阶段:促进改革开放,维护世界和平。第三个阶段:介绍说明中国,倡导和平发展。从总的发展进程看,中国的公共外交实践日渐摆脱传统的“宣传”观念的影响,愈来愈接近现代公共外交理念。实现中国和平发展,需要通过有效的公共外交,逐步打造一个合作的、友好的、负责任的中国国际形象。     

从公务员行为中的情、理、法矛盾来分析制度安排的缺陷

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不断变化,公务员行为失范的现象不断增多,影响了政府的公众形象。公务员并非都“性本善”,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在“情”、“理”、“法”方面存在着“公”与“私”、“官”与“民”的认识矛盾。为保证公务员行为的合法性和为民服务性,必须寻找其行为失范的制度根源,克服制度安排上的非预防性、滞后性,完善监督制度,提高公务员的素质,真正使其为公益服务。     

论公民参与地方政府政策评估制度建设——以政策网络理论为视角

政策网络理论为分析政策运行过程提供了重要理论工具.从政策网络理论视角研究公民参与地方政府政策评估制度,有利于完善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制度环境,积极推进公民参与政策评估,促进地方政府政策评估工作顺利开展,提高地方政府政策评估的能力.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路径选择

公共政策是民主国家治理社会的主要工具,公民参与则是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公共政策公民参与面临＂内输入＂公共决策系统、＂附属物＂社会利益团体、＂官本位＂政治参与文化、＂残缺化＂制度保障机制、＂喉舌论＂大众传媒体系等问题,要改善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还需从还原利益团体的政治本色,构建以民为本的参与文化,增强大众传媒的公共话语权,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框架等方面着手。     

公权力运行法则及其相关启示

公权力运行的法则告诉我们:公权力由上级委任,公权力行使人就对上级负责;公权力由民众赋予,公权力行使者就对民众负责。这一运行规律还告诉我们:只有以公民的民主权力监督公权力,公权力才不会异化。只要我们真心实意地走民主之路,将民主权利回归公民,自下而上建立一个完整而不是残缺的、有效而不是流于形式的、能自行运转而不是单靠外力推动的监督机制,并使之能经常地、稳定地发挥作用,以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正确行使公权力,就一定能有效防止腐败事件的滋生与蔓延,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行政绩效评估体系在地方行政改革中的运用

行政绩效评估体系的基本理念是建立“顾客导向”的行政体系,它重视政策、计划和项目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实现行政评估和行政问责的一体化。行政绩效评估体系是基于量化指标、与行政资源分配相配套的体系。建立行政绩效评估体系有助于促进“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效能政府”和“可持续供给的政府”的建设。行政绩效评估体系宜首先在地方政府中推广;可以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项目为对象,逐渐扩展到地方政府的所有政策、计划和项目。     

论公共政策过程中政府公关的重要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关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把公共关系引入政治领域,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它与公共政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同时,作为分支体系的政府公关则与公共政策联系更为密切。政府公关在公共政策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决定着公共政策的全过程。     

“三个代表”、公共利益与政府改革

本文认为,“三个代表”思想的核心和归宿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问题,即公共利益。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通过公共财政、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等一系列公共机构的公共服务,政府行为是公共服务的载体,去实现公共利益。最大程度地表达和实现公共利益,是政府行政伦理的根本问题,而完成这个行政伦理的关键,是保证政府行为与公共利益的互动关系。政府改革正是建立和调整这一互动机制的动态变革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