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首部“反贪污浪费”法令

正1934年1月4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被称为"中央苏区第一大报"的《红色中华》报,在第二版显著位置上,发布了一份1933年12月15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共同签署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以及中央工农检察部一封《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的指示信。该训令和指示信,号召中央苏区广大军民立即行动起来,迅速开展检举和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斗争。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治理腐败

正中央苏区时期,尽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被看作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但毛泽东仍然高度重视反腐问题,把处置违纪违法案件作为严肃党纪政纪、开展警示教育、取信于民的重要环节。1932年2月10日,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我们党历来主张打倒一切贪官污吏,而现在贪官污吏就出现在党内,出在苏维埃政府里面,我们要毫不留情地打击他们!"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项英签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规定了惩办一     

“贪污公款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毛泽东六十年前签署的一份训令

“贪污公款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毛泽东六十年前签署的一份训令在福建省上杭县才溪纪念馆里，保存着一份珍贵的革命文献，这就是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于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１５日签署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２６号训...     

中央苏区的反贪污浪费运动

正在我党的发展历史进程中,廉政建设始终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工作。即使是在极其艰苦的苏维埃时期,面对艰苦的斗争环境,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大力提倡清正廉洁,克己奉公,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浪费。1933年到1934年间,在中央苏区就曾进行了一次针对中央苏区各级政府部门的反贪污浪费运动。     

文摘精萃

在福建省上杭县才溪纪念馆里,保存着一份珍贵的革命文献,这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于1933年12月15日签署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     

廉政月历

·廉史第一·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倡廉活动1932年初到1934年秋,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通过建立控告局、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检举运动、加强舆论监督、严查大案要案等一系列措施,重点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为巩固和建设中央苏区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和贪污浪费水火不能相容

浪费同样是极大的犯罪1934年1月23日,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我们的经济政策》中强调：＂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他告诫人们,为人民服务和贪污浪费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反对贪污浪费,不仅贪污是极大的犯罪,浪费同样是极大的犯罪。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在《必须学会作经济工作》一文中曾提出：“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     

党史上的一次轰轰烈烈惩治腐败的斗争

正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是一场以反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现象为突破口,解决惩治奸商、消除官僚主义、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保证国家计划经济健康发展的持续时间较长的群众性反腐败运动。鉴于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贪污浪费现象,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精兵简政,增产     

毛泽东：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于1934年1月23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作了《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在谈到财政支出时,他说：＂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他告诫人们,为人民服务和贪污浪费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反对贪污浪费,不仅贪污是极大的犯罪,     

谢觉哉苏区惩贪官

觉哉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严以律己，疾“贪”如仇。早在６７年前任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时，不仅对贪官动了真格，还起草了我党惩治腐败的第一项法制条文《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时任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的谢觉哉来到瑞金县检查工作，一见到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就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时间很紧，只能听听汇报，了解主要情况，但是汇报要实事求是，不能有半点虚假。”谢汇报时，杨世珠只夸夸其谈工作成绩，而对存在问题闭口不提。还口口声声地以“老首长…     

中央苏区强化反腐败法制监督及启示研究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得到了初步实践.1932年3月2日,项英在《红色中华》发表《反对浪费严惩贪污》的文章,标志着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拉开了大幕.当时,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虽然建立不久,各方面也不够完善,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有效借助其法制监...     

1933年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

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人照搬苏联在农业合作化中消灭富农的做法,在中央苏区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并首先在叶坪实行查田试点1933年2月1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在苏区实行查田运动的训令》,下发到中央苏区所辖的39个县。《     

“三反”运动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中央决定,在党的领导下,分党政军三个系统成立各级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由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贪污浪费现象,开展这场斗争。党的     

“三反”“五反”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根据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的大量贪污浪费问题，于1951年12月1曰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指示》，部署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随后，针对一些资本家行贿偷税等严重违法行为，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     

厉行节俭的苏区经验

1931年至1934年,为打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封锁,克服根据地物资经费极度短缺的困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把厉行节俭作为一项既定执政方针,在中央苏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节俭运动。对于这场历时长、范围广、影响大的节检运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自始至终对其进行了全面报道,为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优良传统留下了珍贵而详实的史料。     

开国将帅军事文选中的三反”运动

1951年10月,全国工农业战线开展的爱国增产运动,揭发出大量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12月1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8日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指示,开始了全国规模的"三反"运动。解放军一些高级将领的军事文选,收录了他们本人当时的一些讲话和报告,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反映了军队开展"三反"运动的实际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

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牢固树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力戒奢靡之风,坚决反对大手大脚、铺张浪费,以实际行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2012年12月15日),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5页从文章反映的情况看,餐饮环节上的浪费现象触目惊心。广大干部群众对餐饮浪费等各种浪费行为特别是公款浪费行为反映强烈。联想到我国还有一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低保人口以及其他为数众多的困难群众,各种浪费现象的严重存在令人十分痛心。     

反对贪污浪费

正背景介绍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红色中华》第一百三十二期第一版,在通栏标题《每月节省三十万来帮助革命战争》下,发表社论《节省经济与开展反对浪费斗争》,批评了一些苏维埃机关贪污浪费的不良现象,例如,十月中央总务厅预算浮升达五〇〇〇元之多,瑞金县一个月灯油费一二○元。社论配发了漫画《反对贪污浪费》,画中是一个大腹便便的苏维埃干部,手持     

当年红军的经费开支标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了铲除贪污、浪费和不正之风,推动苏维埃区域的廉政建设,于1932年2月颁发第三号通令,在党政军系统和其他战线,拉开了反腐倡廉的帷幕。当时反腐败斗争分三步进行,即组织发动阶段,检举揭发阶段、廉政建设阶段。1933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湘赣军区总指挥部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等文件,在广泛深入整改的基础上,制定了红军经费的开支标准。     

报刊监督与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以《红色中华》为中心的考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被称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报刊监督对中央苏区廉洁局面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在众多报刊中,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红色中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苏区的喉舌",《红色中华》在对贪腐浪费、官僚主义等行为揭露批评的基础上,整合多种反腐败措施,构建廉政文化,促进了中央苏区廉政局面的形成。《红色中华》反腐败的举措对于当今社会的舆论监督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