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发展与公民参与--中国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建设概述

作为一种新的社区发展类型,中国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建立起了由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发展的管理运行机制.在社会公众的有效参与下,实验区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若干重要领域积累了经验,形成了示范.     

美国社会管理对中国的启示——以住房保障为例

美国社会管理的特点是注重非营利组织和私人的重要作用,财政支持以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调和社会矛盾,通过社区建设实现社会融合。住房问题往往是社会矛盾的焦点,美国住房保障政策是其社会管理的一个缩影,表现为:政府投资建造公共住房来解决住房短缺的难题,政府补贴私人和非营利组织为低收入家庭建廉价房,用灵活的补贴提高居民住房消费能力,并以社区为平台缓解住房引发的社会管理问题。美国社会管理对中国的启示是,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应与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政府应加快向公共服务政府转型;注重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多元共治与协同合作;鼓励公众参与社区管理;引入市场力量时要做好制度设计;社会管理要统筹规划。     

关于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思考

随着社会治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基层社区治安管理模式开始由传统的政府治安管理机关(警察)主导下的纵向预防模式向社区治安治理的横向预防模式转变。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安综合治理就是这样背景下的产物。社区民间组织作为以社区居民为主体,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自发形成的群众团体队伍或组织,通过信息的交流、融通,构建起了连接社区居民与社区自治组织和政府之间的桥梁。     

改革呼唤政治家

这是一个需要并可能造就优秀政治家的时代。他们必须倾听时代的呼唤,也要保证中国这艘巨轮能够平稳前行。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平台期,贫富分化加剧,经济升级乏力,法治与维稳并存,市场化改革面临倒退的危胁。社会期盼新的活力出现,却又担心动荡带来的巨大伤害。社会上呼吁进行与经济改革相对应的政治改革的声音也进一步加强。毫无疑问,对社会影响最大的仍是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的政治人物。人们     

俄罗斯经济转型时期的社会控制

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同时也是国家重组的过程。原有的中央集权体制下的“政治国家”控制体系全面崩溃,自由主义所释放的能量在原苏联的地缘空间中骤然增长,继续破坏着原有社会控制体系的断壁残垣。在这种情形下,俄罗斯在经济转型中要求建立市民社会控制体系的呼声日高。但是,俄罗斯集权主义历史使内部市民社会长期遭受压制,从而导致俄罗斯市民社会成分功能的异化。历史文化的惯性和现实对稳定、法律、有效政府的渴望使俄罗斯最终重新选择了强政治控制,它不仅影响了俄罗斯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也影响了其经济转型的绩效。     

主动破解改革困局

<正>民主是提前化解、消除社会冲突、避免走向极端,公开、公平、公正的博弈机制,却不是事后包治百病的灵药。"被动民主"需要应对社会动荡可能加剧的危险。在已经结束的全国人代会上高票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     

论我国社会组织地方立法的完善

社会组织是由公民、法人自发成立的,以实现公共利益或特定群体利益为目的的组织,在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鉴于社会组织在各地发展的差异性,地方立法应在社会组织立法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同时,要注意通过地方的实践,推动国家立法的发展。在地方立法实践中,要改革社会组织登记制度、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并进一步完善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制度。     

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社会基础

中国独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共同构筑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基础依据。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其形成提供了基础构件,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成为其阶级基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是其思想政治基础;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以及由此造成的民族性格、社会心理等都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起着根深蒂固的影响。所以说,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在中国独特的经济、政治、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建立的,是把具体的中国国情与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关于社会冲突中贫富矛盾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是，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和社会问题的出现，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也凸显起来。贫富差距的拉大虽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然而，如果任由这种差距不断扩大，贫富之间的矛盾冲突将会愈演愈烈，最终影响到改革发展的稳定大局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奥巴马政府对小布什"信仰倡议"之继承与发展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和宗教非政府组织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建立了密切而广泛的合作关系。美国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从提供社会福利的主导角包逐渐淡出，越来越多地依靠社区组织，共同应对艰巨的社会问题。     

俄罗斯学者对中国政治的权威主义与民主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转型时期中国经济中的市场关系和政治民主应在强有力政权的领导下稳步向前推进.在改革政策上,首先选择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努力的优先方向,具有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与历史文化差别很大,因此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成为国家民主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中国完全有能力寻找一条既符合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和民族特性,同时又体现其内部极大差异性的政治社会民主化道路.     

社区自组织与直选成本--以武汉市柴东社区和宁波市澄浪社区为个案

选举成本过高,成为制约许多地方进一步推进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改革的瓶颈.本文以武汉市柴东社区和宁波市澄浪社区为个案,运用自组织理论对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成本进行分析.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证实了社区直选成本与社区自组织程度成反比的假设,从而得出结论:民主制度的绩效取决于其环境接近于自组织秩序的程度.因此,社区建设在输入直接选举这样一种民主制度的同时,还必须以现代公民社会即居民自组织网络的发育为前提.     

城市社区自治中居民参与的时空变迁与内源性发展探索

在城市社区自治的建设过程中,内源性发展的思想应成为贯穿其实践的核心理念,随着社会的变迁,社区多元参与主体自身的变化将全方位地影响居民参与的路径和内容,积极探索这些变化将有助于我们指导社区建设,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发展之路。     

社会建设走向“现实主义”

<正>通过官僚机构的运作来解决社会问题,其实是孤单的。它需要一个有力的盟友:社会有机体作为权利主体的参与。中国社会处于一定程度的撕裂中,有待修复,执政党和政府对此有高度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毕竟,"社会"如果不行了,其它的都会失去根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因如此,执政党强调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把社会建设作为"五个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提出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也有专门论述。这是一个宏大、深远的战略谋划。     

权力失范的“现代性”风险

当一个社会,就其运转来说具有"现代性"的特征时,也要求在政治结构上进行"现代化",以便与社会结构配套。如果不调整彼此的关系,便不可能消除它们的"结构性冲突",以及在此背景下的权力失控。近来受到广泛关注的某些地方政府、基层官员侵害民众的事件,如果是在5年前、10年前、20年前、100年前、1000年前发生,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大不一样。县(县级市)、乡(镇)权力直接伸向"社会",因此其失控程度一直是衡量中国政治社会结构风险的一个抽象指标。在它背后有一个预设:失控程度有多大,政治认同的"民心资源"就流失多少,统治—治理的风险也就有多大。然而,在今天,中国社会早已是     

东亚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统治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伴随着全球大规模的民主化运动 ,市民社会理论重新兴盛起来 ,市民社会运动也更多地出现并成为建立和重新整合现代民主社会的主要力量。然而 ,在东亚地区 ,由于其社会结构不同于西欧国家社会结构 ,因此其市民社会的出现与发展及其与政府的关系也不同于西欧社会典型意义上的市民社会 ,即不是市民社会导致了民主化 ,而很大程度上恰恰相反 ,是民主化或政治上的相对自由宽松导致了市民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并且 ,东亚市民社会与其政府的关系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相互协调的关系 ,这种关系显然有助于东亚国家社会的安定和逐步实现或完善其民主制度。     

绩效评价与地方政府职能定位

简单而言,政府绩效就是一定时期内政府职能得以实现的成绩和效益。显然,评价政府绩效,前提在于界定政府职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推行市场导向改革,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及重新定位既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又是行政及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基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有限有效的现代政府的治理理念,中国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价不仅仅是对因政府作为而带来社会经济变化"增量"的度量,更重要的是通过此种评价,引导政府作为,推动职能转变,实现地方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     

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越南共产党组织发展趋势研究

随着越南革新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对越南社会的影响力日益广泛,不仅全方位影响着越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且也影响着越南政治文化的改革和走向。其中,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为越南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在此背景下,越共根据新时期的新任务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新变化以及党治国理政的新环境,在党的组织建设上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举措,呈现出许多新特点、新趋向。     

民间社团的发展:协商式威权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在过去20年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基于地方实践出现了不同的社会管理模式,中国也即将在国家层面出台有关公民社会管理的新规。北京的实践表明,地方官员对民间社团的认识并未对民间社团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而公共福利的地方化、将公共福利的配送与官员的仕途升迁挂钩,则共同推动了政府与民间社团进行合作的认识。然而,这一认识又因国外民间组织对抗政府的案例和2008年经济危机中政府主导经济的强劲发展而受到冲击。种种矛盾认识的彼此融合形成了协商式威权主义模式。这种模式鼓励相对自治的民间社团的自主发展,也提倡政府采取更加间接的管控机制。协商式威权主义促进了中国的地方政府治理。这就挑战了威权体制之下无法产生自治的公民社会以及公民社会是民主化指标的观念。     

英国社会管理创新方式——就“大社会”计划采访英国上议院议员韦鸣恩爵士

英国"大社会"计划是英国首相卡梅伦提出的社会改革计划,该计划于2010年7月正式启动,是政府转变管理方式的全新尝试,目的是向当地社区、慈善机构和公众下放更多权力和资金,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水平,从而建立一个更大、更好的社会. 2012年4月10日,英国上议院议员韦鸣恩爵士接受《当代世界》杂志社记者专访,围绕"大社会"的由来、主旨思想及推动进程,介绍了英国社会管理创新方式的基本做法,并对中国的社会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