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的责任”:俄罗斯的立场

人权与主权关系的问题是国际社会争论的核心议题之一,"保护的责任"概念的出现将这一争论推到新的阶段。俄罗斯作为主要大国,参与到相关的讨论中。俄罗斯积极肯定了"保护的责任"在保护人权方面的作用和意义,强调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重要性,反对滥用该概念对别国实施干涉。但出于维护本国利益的需要,俄罗斯也会以履行"保护的责任"为由采取武力干预行动。俄罗斯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也反映出其对"保护的责任"概念所持有的立场具有实用性的特点。     

诠释与落实“保护的责任”:通往共同点的途径

"保护的责任"是在一系列的人道主义干涉引起多种争议下提出的,其中的一些条款被成功实施,但在肯尼亚、达尔富尔和苏丹等有关问题上,却引起了明显分歧,特别是在利比亚和叙利亚出现危机后,大国之间的僵持引发了关于对"保护的责任"的不同理解。对于"保护的责任",中国的立场是既不全盘接受也不一概否定;而美国尽管支持"保护的责任",但却继续持有自己的立场。如果"保护的责任"要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全球概念、规范或原则,就需要对其合法性、范畴、含义展开深入探讨,探索如何达成共识。     

联合国人权机制:一种框架性分析

二战以前,人权属于国内立法的范围;法西斯国家对人权的粗暴践踏使人权问题成为二战后各国政府和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联合国在人权保护领域做了大量的努力,基本建立起了国际人权保护机制的框架,并成为处理人权问题的核心。然而,冷战结束以来,人权问题的政治化倾向日趋严重,联合国在人权保护中的实际地位下降,而“人道主义干预”盛行一时,甚或酿成人道主义灾难。如何完善国际人权机制成为举世瞩目的问题,如何评价联合国人权机制成为研究国际人权保护的焦点。     

对构建中国话语权的几点思考

当今西方价值观与世界文明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对立,主要表现为话语权的竞争与更替,其中人权是首当其冲的话题.中国如何表达自己的人权观,如何从战略制高点上争取话语主动权,打破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中的"被告"地位,如何使中国理念凝聚成有感召力的时代话语,值得思考. 在比较中突出中国人权观优势 在当代国际社会中,话语权具有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作用,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其人权、民主等观念被当做是国际法的基石和是非判断的标尺.     

监所检察与未成年犯合法权益保护

人权保护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和保障人权，并从自己的历史和国情出发，在立法、执法和司法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不断推动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提高中国公民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水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人权保护法律制度和体系。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     

美国对中国的人权外交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国变成了美国"人权攻势"的主要目标。从此至今,人权问题就一直与军控、贸易等问题一起成为中美关系议程表的主要内容,并在某些特定时期成为最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人权外交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就试图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中的人权外交问题做一些粗浅的分析,文章的三个部分分别阐述美国对中国人权外交的主要方式、人权外交与战略利益的关系以及将来的几种发展趋势。     

作为国际法规范的“保护的责任”——以国际法渊源为基准

在联合国的大力推动下,"保护的责任"作为一个重要概念,正进入国际社会成员针对集体行动的讨论之中。然而,这个新理念是否已经成为一项国际法规范则尚存争议。按照传统的国际法理论,"保护的责任"在法律效力、规范认同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缺陷。但是,依据国际法渊源的理论,"保护的责任"原则可以从人权公约中找到其法律效力来源,特别是《联合国宪章》以及《关于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等国际法文件;此外,由于"保护的责任"已经通过了联合国大会的审议,并且在重大国际决策中成为各个国家绕不开的议题,因此可以说,"保护的责任"包含在正处于发展中的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中。总之,"保护的责任"是一种国际政治话语策略,而不是一个无法律效力的、空洞的政治修辞。     

“保护的责任”:概念发展与现实问题

正编者按20世纪的最后10年发生了多次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国际社会在应对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对此,国际社会进行了深刻反思。2001年,"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提出了"保护的责任"概念。这一概念发展至今,有几个方面的情况值得密切关注。其一,这一概念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此概念一经提出,就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不仅被联合国秘书长高度重视,而且迅速在国际社会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并被写入了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2011年3月,多国部队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被     

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人权问题”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的50年中,中国对人权问题的认识及在外交中的实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对人权问题进行重大外交战略调整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人权领域的活动,并为丰富国际人权思想、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历史回顾 回顾建国50年的历史,中国对人权问题的国际实践是一个逐步参与国际人权机制的过程。在50、60年代,中国基本上是被隔离于这个机制之外的。70年代末,中国开始进入这一机制。8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进入90     

“保护的责任”:法治良心与严峻现实——以利比亚冲突为案例

在利比亚冲突中,以法国、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行使"保护的责任"的名义,进行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对利比亚实施军事打击和政权更迭,实则制造了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利比亚冲突"的案例表明,"保护的责任"从理念走向现实特别是其实际执行的道路并不平坦。作为国际社会的"法治良心"的重要体现,"保护的责任"理念与严峻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引发了专家学者对如何实施"保护的责任"的反思,并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和建议,以促进"保护的责任"在理论与现实的碰撞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人权国际保护机制的运作前提

人权国际保护机制的建立直接关系着国际关系的未来走向.如何解决矛盾,避免当前人权国际保护对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现实框架产生冲击,对人权国际保护机制运行的适用范围和前提条件进行界定与规范显得十分重要.     

社会主义与人权问题

当前,人权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各个国家,不论制度、区域位置、民族和发展状况,都在积极表示对人权的重视和尊从立场。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世界进步势力的代表,为国际人权运动的发展曾做出了突出贡献。长期以来,由于极左思潮和路线的干扰,人权理论研究在我国一直裹足不前。一谈人权就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立法原则,是资产阶级欺骗、麻痹人民群众的工具,充其量只不过在反封建斗争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样一种片面的理论观点支配了我们几十年来对人权问题的基本看法。"6·     

浅说国际战略与中国的选择

国际战略问题,说白了就是一个国家在充满了复杂的利益矛盾中如何选择自己的朋友与对手的问题。既然是战略,就应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和外交官纵横捭阖,从不利中争取有利的具体的外交技巧和策略不同。这个稳定性,就体现在一定时期的国际战略与一定时期的力量分布格局相联系。西方学者称之为“国际结构”。中国学者用法比较混乱,主要用“国际格局”这个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国家的绝对力量,而是其所处的相对力量状态。为什么力量的分布对比这么重要呢?原因就在于在实力政治的国际社会现实中,战争还     

中国能为全球话语体系建设贡献什么

正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崛起的世界大国,勇于承担和履行自己应有的国际责任,积极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及时向国际社会奉献处理现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治国理政的中国经验,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从而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有益的公共产品。自人类步入近代以来,全球话语体系就一直为欧美国家所主导,因而体现着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     

卖淫女性被害及社会保护研究

以卖淫女性为加害对象的犯罪呈现多发态势,犯罪者手段残忍,案件"弥漫性"强。上个世纪90年代卖淫现象"死灰复燃"并迅速蔓延,构成卖淫女性被害增多的社会背景。卖淫女的"社会边缘化"特征,以及社会转型中的社会管理滞后等是此类案件多发的重要原因。禁绝卖淫嫖娼是防止卖淫女被害的治本之策,但各种社会因素决定其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卖淫合法化使政府介入对卖淫女性的管理,会有效抑制其被害,但会冲击现有社会伦理体系。尽管卖淫女性从事违法性交易,但作为公民当其基本人权受到不法侵害时,同样享有寻求国家公权力保护和社会救助的权利,国家和社会也有保护她们的责任。禁绝不成,合法化不妥,对卖淫女性的被害保护势在必行。在多种关系的博弈中,我们应当坚持法律上禁止卖淫嫖娼的立场,保护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同时,承认卖淫女性群体的存在和需要社会保护的现实,尽快确立管理和保护卖淫女群体的实施主体,逐渐摸索有效的管理和保护方式。     

联合国与战后国际机制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机制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不仅需要维护和加强这一国际秩序和国际机制,而且应该运用合作共赢的新理念进行制度创新,构建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经贸合作和金融机制,强化国际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以公正、客观、非选择性方式处理人权问题为原则的国际人权机制,重视各种区域与跨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组织发挥的重要作用,形成以大国协调为基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化时代国际机制。中国应该进一步积极参与、有效利用并推动完善国际机制,保护和发展自己。同时,改革现有国际制度中不公正和不合理之处,提高国际机制创新能力、制订重要议程能力和拿出建设性倡议的能力。     

联合国、人权与东亚——兼论人权的普遍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

随着冷战的结束,人权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变得非常突出。在联合国这样的国际舞台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一直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人权观提出了挑战。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归根到底在于如何处理人权的普遍性与文化的多样性这对现阶段无法回避的矛盾。这里所谈的文化多样性除包含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政治模式和法律制度等因素外,还应包括特定的时代和经济发展阶段给一国的文化发展所     

国际体系下的中国海外利益分析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推进,中国开始越来越关注如何拓展以及如何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我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与多元化的世界体系中,中国海外利益的实现应该置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视角下,这也决定了中国海外利益的实现必然要在国际社会基础上探索合法性途径。     

试析日本在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上的立场

人道主义干涉是冷战后国际社会争论的焦点之一。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反映出各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日本政府的立场是,一方面积极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促进人权的行动,另一方面在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上与欧美国家划清界限。日本国内针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则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日本政府的选择和日本国内的争论,都反映了冷战后日本对国际秩序转型的适应和对自身国际角色的思考。     

试析中国在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冲突中的立场

本研究主要关注从2003年到2008年12月中国对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冲突的立场。苏丹国内和国际上都有人指责中国与苏丹政府之间存在着特殊关系,向苏丹政府提供了无条件的支持。中国也被指责阻碍了旨在推动苏丹政府和平解决达尔富尔冲突、停止该地区蔓延的暴力活动的国际决议。这在很大程度上困扰了中国外交,使中国外交投入了宝贵的精力和时间,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并在国际舆论面前改善自己的形象。实际上,这是对中国在达尔富尔冲突中立场的误读,忽视了中国立场的转变和为冲突解决所发挥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