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专利创造性条件的改进建议

创造性、新颖性、实用性是专利授权的三个实质条件,其中尤以创造性最主观、最难以把握。创造性在美国称为"非显而易见性",在欧洲称为"创造性步骤",在日本称为"进步性",其意义基本相同。而在我国,"创造性"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突出的实质性特点",等同于"非显而易见性",其构成要素之一是"现有技术"。为了有效防止垃圾专利泛滥,建议对"现有技术"做出最大范围的认定;二是"显著的进步",体现为"有益的技术效果",形式上看似中国专利创造性条件比其他国家更高,而实际上这是专利实用性条件的主要内涵。为了简化创造性的审查,建议我国在专利创造性条件中取消对"显著的进步"的要求。     

在语境中培养学生创造性的语言交际能力

要在语境中培养学生创造性的语言交际能力教师应从三个方面着手.加强语言知识教学,在语境中培养学生创造性的语言能力;加强说能训练,在语境中培养学生创造性的社会语言能力;加强写作训练,创设语境培养学生创造性的话语能力.     

当代心理学关于创造性才能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人类对创造性才能的认识从主观走向主体。当代心理学对创造性才能的本质内涵、静态结构、动态特征、人格因素、物质基础等的研究共识 ,使创造性才能研究成为科学。确立创造性才能是人的主体性集中体现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根本原则 ;使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 ,多角度地透视创造性才能的静态结构和动态规律 ;确立从生活实际中探索创造性才能的发生发展规律并应用于创造性才能培养的最终研究目标 ,是未来创造性才能心理学研究的科学思路     

在范式与经验之间——我们如何接近问题

对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接近知识本身,必须避免"范式—经验"这种被设定的二元关系的断裂性。长期以来,在社会学界中隐含着一种将"西方—中国"之间的异质性简约化、本质化的倾向。因此,建立一个跨越东西方、跨越民族国家及文化的学科共同体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者与范式和经验的关系,以及其在范式与经验之间的主体性作用,为社会学者提供了范式和主体双重超越的平台。明确社会科学界的社会角色,正确地确立范式和方法、确立问题意识,可以防止范式与经验之间的断裂和错位,超越"范式—经验"的二分。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培养这种认清困境、超越困境的意图和能力。     

生态法治元论

迈向生态文明不仅是政策的主观选择,更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人与生境的现实紧张表现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在空间性、时间性、主体间性、行为间性四个维度呈现出相互交织的矛盾样态。调整复杂的矛盾关系、建设生态文明,要求法治的因应变迁。生态法治相较于人本法治的质性迈进突出反映在作为法治基本范式的"权利"在内涵方面的拓展和外延方面的丰富。生态法治因之呈现出统筹性、前瞻性与科学性三个典型特性。在规约建构方面,生态法治要求完备性立法和多层次建制。在运行实施中,必须强力施治,反哺法律权威;创新机制,诱致自我实施,并通过伦理文化的辅助导正行为。     

从认知心理学到认知神经科学:范式检讨与文化自觉

过去40年间,认知心理学对人类信息加工过程进行精细的实验研究,概括出许多心理过程的基本特性,提供了理解心理过程个体差异的科学基础.从当初的认知科学到现如今的认知神经科学,它大体经历了三个主要研究范式:符号范式、联结主义范式和具身认知范式.以库恩范式论来观照,从认知科学到认知神经科学每一种范式的转变,实际上都内在地蕴含了其自身研究理念、研究方式与研究技术的深刻变革.对每一种范式演变历程予以深度反思,一方面可以启发范式检讨,这是加深对其理解与应用,使之走向文化自觉的重要步骤,同时也是引领心理学从认知革命到认知神经科学演变进程更趋合理化、语境化与文化化,从而使人能够获得更为立体、全面的解读.     

环境法学研究范式变革的基础与导向

环境法学研究范式的确立对环境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指导环境问题的解决有重要的意义.当下"主客一体"的革命性范式,彰显了相关论者范式建构的自觉,并推动了环境法理论的多元化发展.但是,这种范式由于一定程度上忽视"人"的价值序位而遭遇同样的困境,以理论建构为重心同样忽视了对应对环境问题实践的有用性的追求.环境法学研究范式变革应以"以人为本"、协调发展为指导,在一定限度内完成向"实践导向"的转变.重建现代环境法学方法论应该从主体要求、价值观要求、技术要求及规范要求四个维度展开,社会工程哲学基础上的创新恰恰涵盖了这四个方面的规定性.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如何将社会工程的系统论哲学恰当地应用于环境法学研究范式的变革中.     

算法时代的垄断协议规制:挑战与应对

算法具备自主学习和大数据处理的能力,有助于达成、实施垄断协议,形成算法驱动的合谋现象。算法合谋并无明显的意思联络,缺乏明确的合意证据,因而对传统的垄断协议概念带来挑战。算法决策存在"黑箱",导致经营者排除、限制竞争的主观意图无法得到验证。"人—机"联系弱化,进而导致宽恕政策和法律制裁失灵。面对算法技术的进步,反垄断法亟待建立因应时代变化的垄断协议检测、认定和制裁规则体系。为此,垄断协议的检测应当保持前摄性,借助大数据和经济分析手段筛选市场异质信号,进而在垄断协议认定方面适当降低证明标准,发挥算法作为间接证据的证明功能,最后,通过续造法律责任督促算法设计者、提供者履行竞争义务,保持算法的可问责性。     

法学方法论研究的语用学转向(上)———法学方法论研究范式的批判性检审

传统的法学方法论范式，被学界概括和界定为归类（或包摄和涵摄）、推论、等置和评价——这四种范式。但归类或包摄和涵摄均可再归属于形式主义的推论范式，于是传统四范式最少可化归为推论、等置和评价——这三范式；其中的等置范式试图借助于具有实践理性的类推法、比较法和归纳法，实现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关系的等置或者对称性，但其重心依然倚重于逻辑理性；而评价范式不仅离开了“客观化”的逻辑框架，而且也因脱离价值评价的主体及其特定语境，而成为无法实施的一厢情愿。最后认定，唯有具有主体间性（交往理性）、综观性、动态性的语用范式，才可以克服和超越传统三范式的缺陷，经由交往理性而实现逻辑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从而最终实现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关系的对称性。     

实践法学: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新方向

在构建法治中国的历史进程中,面对当下的现实语境和未来的客观需要,刑事诉讼的理论研究在范式上无疑需要一场大变革。未来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应注重实践法学这一新面相,关注经验事实,运用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尤其在数据材料收集全面、精确的条件下重视数理分析,从而打造迈向实践的刑事诉讼知识体系。     

从转型范式看近代三次变革及其启示

研究近代中国各种变革的理论范式有两种:"武装斗争的革命范式"和"现代化理论范式".笔者以为,还可以有第三种研究范式,即转型社会理论范式.在转型社会理论范式中,近代三次变革与当今改革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共构性.近代三次变革所表现出来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脱节、权力资源的匮乏、无理又无节的症垢恰好也是当前改革开放应该极力避免而又极易堕入其中的问题.     

风险社会中技术规制基础的范式转换

风险社会与技术之间的关联性表明,当代社会技术规制显得异常紧迫。当下以技术工具理论为基础范式的技术规制,与风险社会所提供的理论指引相悖,导致民族国家的立法与政策对技术规制不力,社会实践要求技术规制必须进行范式转换。安德鲁·芬伯格所提出的技术批判理论与风险社会理论在理念上的契合,应成为风险社会中技术规制的基础范式,在技术规制的体制构建上,应坚持"技术研究与技术应用结合规制、清晰责任制度、技术民主以及技术规制的国际合作与协调"等原则。中国处于压缩现代性的风险社会,而且现实中技术问题要求中国必须以技术批判理论为基础范式,构建技术规制体制。     

海德格尔的《泰然任之》与召唤思的教育——基于技术世界中生态危机的教育思考

海德格尔在《泰然任之》一文中指出了两种思想:计算性思维与沉思之思。计算性思维权衡利弊,达不到沉思。人们在这种思维中逃避思想,即逃避沉思之思。"沉思之思"思索存在问题,思考人在技术世界中的立身与持存。而当下中国缺少的恰恰就是这种基于"沉思之思"层面上"思考人在技术世界中的立身与持存"的存在性、根本性、长远性以及终极目的性等深邃思想的指导,其显著表征就是各级政府急功近利、杀鸡取卵式的政策指向——这样的政策指向具有明显的牺牲生态环境和子孙后代发展权利的特征。因此,基于技术世界中生态危机的状况,提出召唤思的教育,旨在培养人们的沉思之思,关注人在技术世界中的生物性生存、社会性生存、精神性生存的问题。     

并非自明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在中国语境下,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提供了一个对中国法学的批判和开放的观点,并力图揭示其未来的某种可能。基于对中国法学在过去26年里发展的研判,邓正来得出结论,如果中国学者试图理解与解释中国法学或中国法律建设中的问题,那么他们将不得不作出自我检省的智识活动,并审视基本"范式"——"现代化范式"。由此可知,邓正来建构的是关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规范理论,其直接针对的是"法律知识的范式"问题。其中他关于"中国法学"的双重认知结构也并非是自明的:首先,他建构了中国法学理论的固有模式和它们普遍共享的"规范性信念",这关乎如何将"中国法学"问题化;其次,他的论证中包含了由某些主导价值引领的建构性方面,这涉及到如何理解"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显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分析的概念。     

小律所,大数据:诉讼的数据化时代

正诉讼案件会产生大量文档,而这些文档蕴藏的数据对此后同类型案件的代理和审判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法律业大数据的时代已悄然到来。天同律师事务所是一个专注于商事诉讼的小律所,却希望当前,大数据的概念被各个行业广泛讨论,在这样的语境下,中国的律师事务所也开始谈论大数据,一时间"大数据"概念风靡法律服务行业,法律服务业大数据的时代似乎已悄然到来。大数据对律所有何作用?新技术观察作家Derrick Harris对律师事务所基于     

大数据时代征信业的变化与被遗忘权

正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完善和云计算的兴起,"大数据"一词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大数据带来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变革,也不仅仅是一场"计算革命",而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大数据正在悄然改变我们的生活,征信业也不例外。伴随着大数据的兴起,人与人之间信用的建立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过去的熟人社会到现在陌生人社会,互联网在陌生人之间架起一座座桥梁,     

“互联网+”时代安防企业需变革

<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逐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商业形态不断受到互联网的冲击。当这种冲击不断加深和变革不断加剧的时候,互联网就不再仅仅是一种技术,而是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思维范式,也就是当前各行业热衷探讨的"互联网思维"。今年3月初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从而掀开了     

论孟子“能”与“不能”的哲学主张及其政治诉求

先秦诸子中,孟子力倡"良知良能"以推崇人的主观意志,因而"能"与"不能"是孟子思想中的重要哲学概念。"能"展现了孟子对人的主体性的体认,对人的主观能性的把握和坚信;而"不能",则表现了孟子对事物存在的条件性以及客观规律的认知,对人之有限性的冷静觉察,其隐含的逻辑是指向限制人之所"能"的。对此"能"与"不能"之间的紧张与矛盾,孟子有所致思,但他更为着意的是以"能"来要求统治者亟行仁政,以"不能"来为"治于人者"疾呼"恒产",要求落实人民基本的生存权利。孟子这一诉求蕴含了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也折射了一位大儒浓郁的仁爱情怀。     

自救还是他救：受害人的权利救济问题研究

受害人是指所有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的人,受害人的权利源于自然状态中人的生存需要和人作为人的道德资格,应当首先承认每个人都有认定自己权利受到侵害的主观权利,赋予每个人确认受害人的资格和自由。在这个前提下,区分"命不好的人"、"受苦的人"和"特殊的不幸的人"才具有现实基础,也为甄别不同形式的救济理论确立了立论的基础和方向。现代权利救济理论承认受害人作为权利主体和救济主体的双重身份,它的使命在于贯彻自我救济的权利这一核心观念,从而与道德范式下的怜悯论和神学意义上的救赎学拉开了距离,以此张扬人的价值和自我救赎的世俗意义,为与一种合乎正义的社会结构相契合的善政或权利的道德提供驱动力。     

侦讯情境论

情境是人和环境两大系统的交汇点,侦讯情境是对话双方作用于讯问环境的信息交流地。侦讯情境中的情景、背景与其人物,有共性和个性、规律性与典型性问题。侦讯情境的基本特性,有氛围性和临时性、封闭性和局限性、情境的延伸与超越等现象。侦讯的内外语境,也有情境互动性。他们双方的心理互动,与讯问内外的情境相关联。侦讯的对策性情境具有谋略性,它们需要运作环境形成一些暗示性语境,其证据暗示也就具有心证效果。探讨模拟讯问与角色扮演中的对策情境,它们需解决其真实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