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预防

分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特征,包括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往往并非公民个人的本意,具体的泄露主体和泄露原因难以查明,泄露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往往与特定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挂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在近些年来呈现逐渐增多的态势。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产生原因包括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和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难度的提高,合法或非法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或个人的行为缺乏相应的约束,公民个人信息存在相当大的市场需求以及公民的自我防护意识不强。相应地,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预防措施包括国家立法保护机制的完善,建立健全个人信息的技术保护机制,自律保护机制的完善,淡化相关主体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市场需求以及增强公民对个人信息的自我防护意识。     

刑法新增侵犯个人信息两罪之评析

《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新增设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两罪的犯罪对象应适当扩展到所有值得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益应由个人隐私权扩展到个人信息控制权,并包含个人信息财产权、个人信用权等;罪状设定也须进一步完善。     

大数据下网络借贷的信息安全问题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迅速发展,网络借贷作为一种新型的民间借贷模式在互联网间扩展开来。但由于网络的虚拟性、网络借贷平台自身监管不力以及相关法律的不完善等问题,借贷客户的个人信息被泄露或非法利用等安全问题日渐突出。将对网络借贷中客户信息安全问题进行分析,进而从相关法律的完善、行政监管的健全、技术保护的强化、行业自律的加强、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这五个方面来加强个人信息的保护。本次《刑法修正案(九)》也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造成客户信息泄露等严重后果提出了新规定。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刑事规制路径及其优化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行修订,2017年《网络安全法》和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开始施行,及时回应加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需求,体现出"又严又厉"的刑事政策。然而,在刑法上将"出售"与"提供"行为并列且同刑同罚的做法值得商榷,将"非法获取"和"出售、提供"行为整合为同一罪名的科学性稍显不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应从法益保护出发,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外延、"其他方法"的行为方式、"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等予以确定,针对区分个人信息的不同类型,予以明晰化、定性化和具体化。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刑事规制路径及其优化北大核心CSSCI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行修订,2017年《网络安全法》和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开始施行,及时回应加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需求,体现出"又严又厉"的刑事政策。然而,在刑法上将"出售"与"提供"行为并列且同刑同罚的做法值得商榷,将"非法获取"和"出售、提供"行为整合为同一罪名的科学性稍显不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应从法益保护出发,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外延、"其他方法"的行为方式、"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等予以确定,针对区分个人信息的不同类型,予以明晰化、定性化和具体化。     

论刑事政策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影响

随着信息网络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刑法在面对复杂的犯罪类型时稍显无力,刑事政策开始不断地侵入刑罚体系。刑事政策是刑法规范与现实状况连接的桥梁,在规范判断中增加了事实判断,以解决刑法面对现实风险的困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是新型犯罪的典型,刑事政策从立法层面可为应保护法益选择提供指导,从司法层面可对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提供价值引导。     

专利犯罪比较研究

专利犯罪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对专利犯罪的规定大致有3种模式,其种类有4种。通过比较各国之规定,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应增设非法实施他人专利罪,并应把专利犯罪明确规定为亲告罪。     

刑法修正案(七)侵犯军用标志犯罪解读

针对侵犯军事标志犯罪现象,<刑法修正案(七)>对原刑法条文进行了修改,增设了新的犯罪,印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伪造、盗窃、买卖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罪、非法提供、使用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罪,它们都是选择性罪名.     

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规范之法理辨析

立足于网络犯罪的现实情况,兼顾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环境中的地位、作用和技术能力,科以网络服务提供者一定的刑事责任,既是应对网络犯罪严峻态势的责任分配,也是破解域外刑事管辖困境的应然出路。《刑法修正案(九)》从积极作为和消极不作为的角度划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范围,具有充分的刑法理论基础。中立帮助行为理论并非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归责的理论障碍,用中立帮助行为理论考察网络服务行为存在评价逻辑上的错位和评价路径上的偏差。     

关于虐待罪问题的探讨

我国 1979年刑法将虐待罪规定在“妨害婚姻家庭罪”一章中 ,1997年刑法将妨害婚姻家庭罪全部转移到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犯罪所侵犯的同类客体的变化 ,必然导致虐待罪认定的变化。司法实践表明 ,对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含义以及虐待罪与遗弃罪的界限必须重新界定     

论金融犯罪的立法及完善

我国金融犯罪立法采取刑法典、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规制范围较广,涉及罪名较多。《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废除了金融犯罪中的死刑规定,但主刑设置仍较为严厉。完善金融犯罪立法的重点是: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行为规定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完善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法定刑设置,增加单位犯罪主体;对逃汇罪增加自然人犯罪主体;对贷款诈骗罪增加单位犯罪主体。     

从行政法角度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进一步的普及、应用,行政机关及其他信息处理机构获取和保存了大量公民信息,但其在对公民信息收集、使用等环节都可能会造成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扭曲和不当使用,给公民隐私权和人身、财产权利带来潜在危害。因此,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呼声日益强烈和公民信息泄露事件频繁发生的社会背景下,从行政法角度分析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网络有偿删帖行为刑法定性的困境与出路

网络有偿删帖是一种涉嫌犯罪的新现象。《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情节严重的网络有偿删帖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由于刑法第225条对网络有偿删帖行为非法经营罪认定的"违反国家规定"援引依据的合法性的缺失,加之司法适用对网络有偿删帖行为犯罪主体要件、主观构成要件不加区分,导致司法实践在刑法定性上乱象丛生。司法实践中也难以解决非法经营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及其他罪名间的竞合问题。为此,应取消《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部分条款,根据犯罪主体要件、主观要件的不同,重新认定网络有偿删帖行为。     

犯罪侦查中大数据运用的困境与破解

大数据已广泛运用于犯罪侦查实践,且成效显著。但在犯罪侦查中大数据运用仍存在诸多困境,如大数据安全困境、"数据孤岛""数据壁垒"困境、大数据技术与人才困境和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困境;要破解大数据困境,就必须加强大数据立法,保障国家"数据安全",破除"数据孤岛""数据壁垒",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加强大数据技术人才培养,强化大数据运用基础,加强信息立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权。     

试论非法运输、持有、携带枪支、弹药罪的关系和适用

非法运输枪支、弹药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和非法携带枪支、弹药危及公共安全罪是新刑法第125条、第128条、第130条分别规定的犯罪。对于这三罪,原刑法规定不甚完备,除了对非法运输枪支、弹药罪由原刑法第112条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外,对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犯罪行为,原刑法没有作规定;对非法携带枪支、弹药危及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其规定则散见于《集会游行示威法》、《铁路法》及《民用航空法》等附属刑法中,比照原刑法第163条私藏枪支罪处罚。这种立法上采用类推立法的规定,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不便。修订后的刑法总结历年来打击涉枪犯罪的司法实践,比较系统、完整地对涉枪犯罪行为进行概括、提炼,作出比较全面、     

非法集资犯罪的再思考

近年来我国非法集资案件频发,非法集资犯罪的刑法规制及完善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从非法集资犯罪的现有立法规定入手分析立法缺陷,详细阐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和"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这三个主要罪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立法完善的两点建议:区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完善犯罪构成要件。     

刑法与保密法衔接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修订的保密法实施以后,刑法在泄露国家秘密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等危害国家秘密犯罪的具体罪名规定上,有很多条款已经不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与保密法的衔接凸显很多问题,导致对国家秘密的保护出现缺失和不力的情况,亟须进行完善。     

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责任竞合中的运用——以《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责任竞合为案例

党中央提出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当前打击犯罪、应对犯罪战略策略的理性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等行为都作了具体规定,可处罚标准存在着差异,属于责任竞合问题.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法条竞合的违法行为、犯罪行为,如何处罚是十分值得探究的.     

构建公民信息数据利用与保护的动态平衡机制

人工智能的基础是大数据,收集数据和运用数据的过程必然会涉及对公民个人信息数据的收集、归类和分析使用的合理性与适当性,并由此带来对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安全利用与保护平衡的问题,即在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功能时如何规范对公民个人信息数据的收集、储存、利用,同时又能够有效避免数据的泄露和滥用,并确保信息数据的安全。基于此,当下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应以合理使用、公共福利和数据分级管理为原则,构建以信息数据状态为中心的动态平衡机制,从而达致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利用和保护并举。     

大数据时代保障公民数据信息安全的网络治理

大数据时代,各种信息借助网络的互通互联,快速汇聚、传播和使用。网络数据信息在促进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同时,因各社会主体对公民数据信息的不当传播、汇聚、使用和泄露,侵犯了公民的多项基本权利,引发出网络无序的状态,使公民数据信息面临的安全风险和社会治理问题层出不穷,进而成为大数据时代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公共治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