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治理分析框架下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重构

公私合作是政府解决公共服务低效率供给的治理机制。目前,我国公私合作面临着理念碎片化、功能碎片化、资源和权力碎片化、责任碎片化等困境,需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对诸多碎片化进行整体性协调和整合,培育公众需求理念和整体性公私合作模式,建立整体性协调机制,树立整体性责任感,实现公共服务整体性供给和政府组织整体性治理。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例析与建构——从碎片化到整体性治理

在政府组织高度分化与专业化的形势下,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出现碎片化现象。应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进行协调与整合。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碎片化现象表现在决策机制、供给主体、监督机制、治理效果四方面的碎片化。在整体性治理思路下,通过政府机构内部整合以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城市与农村的合作治理来促进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构建。     

运动式行政执法现象评析

运动式行政执法已经成为公共治理行政执法的常用方式。运动式执法存在突破政府行政权力边界、有损政府信用、弱化法律权威、加大行政执法成本等缺陷。运动式执法现象的产生既有文化根源,也有社会因素、体制因素和机制因素。运动式执法弊大于利,在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应从意识形态、体制、机制和操作层面上不断完善行政执法方式。     

乡村治理振兴中的碎片化困境与整体性救治策略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国家与社会资源的不断输入为乡村事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同时,随着振兴战略步入深水区,乡村治理中的一些深层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而目前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出现的部门利益理念导向严重、行政组织层级过多、治理权责非对称性突出、资源配置机制式微等碎片化问题,导致乡村振兴资源被无谓地耗损和流失,乡村治理主体的权威与合法性被不断弱化,严重影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利于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有必要对乡村振兴中的碎片化治理进行重新整合,建构整体性乡村治理机制,注重治理理念、层级结构、治理权责、资源配置、责任机制等方面的整体性变革,避免简单狭隘的参与式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整体性治理。     

法治视角下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及机制创新——以安徽省为例

自城管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建立以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多头执法、执法交叉、执法效率低下等问题,但在现实中也存在事权错位、暴力执法、执法公信力下降等现象。为了缓解冲突,各地纷纷进行了诸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范围进一步扩大,城管综合行政执法权进一步下移,重大行政处罚群众公议等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这些创新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质疑。当前务必需要通过更新创新观念、完善城管立法、健全创新程序,更好地促进城管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做到机制合法、合理创新。     

整体性治理：超越新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

整体性治理是西方国家继新公共管理之后政府改革的新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的修正,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众的需要为基础,内容包括重新整合与整体性治理方式,本文对整体性治理的兴起背景、组织基础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指出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众为中心,改进了＂管理主义＂的价值倾向;以整体性为取向,克服了碎片化管理的困境;以综合组织为载体,修正了过度分权带来的弊端。     

整体性治理视阈下的中国式扶贫机制研究

当前中国式扶贫机制的碎片化问题十分严重,该问题给扶贫效果和脱贫目标的实现造成了阻碍,整体性治理理论为摆脱扶贫机制的碎片化困境提供理论支撑,其在解释中国式扶贫问题上具有高度的适用性。中国式扶贫机制中的碎片化难题凸显,构建整体性治理视阈下的协同扶贫机制势在必行。     

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的法律经济学重述

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机制构建的基本逻辑与路径亟待厘清,相关研究可以从行政执法弊端较为集中的选择性执法加以展开.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引入并不能降低直接执法成本,而是由于构成行政相对人、行政执法主体以及检察机关之间的双重博弈机制,对选择性执法以及由此滋生的间接执法成本形成常态化控制而凸显其法治价值与经济效益.然而,现实中行政执法信息的碎片化生产、分布以及监督者信息能力的孱弱无法支撑双重博弈的有效运作.对此,应当基于大数据思维建立行政执法信息共享平台,并立足激励相容机制实现集约化的信息传递和常态化的监督运作.信息平台模式不仅开辟了当前检察机关构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新机制的现实路径,而且其在监督广度、深度和精度上的突破,也将促进检察监督在理念、路径和模式上全面的现代转型,从而迈向"量化监督"时代.     

珠三角城市间环境合作治理机制的构建

近年来,珠三角在环境治理中存在地域分割、部门分割的问题,跨域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环境合作治理难度大。制约环境治理中政府合作的因素很多,主要是政府政策规划不协调,综合决策缺位;跨政区环境治理合作缺乏法制基础;生态区的整体性与行政空间的分割性的矛盾;城市间环境管理合作机制不完善等,因此,建立有效的政府合作机制十分必要。政府环境治理合作机制实际上是一套制度体系和规则,这些制度和规则涉及环境管理决策、管理执法、保障等多个环节,是一个整体性的制度安排,需要构建环境管理决策的协作机制、环境管理执法的协作机制、环境协作治理的组织机构、环境协作治理的信息系统。     

大都市管理综合执法的体制变迁与治理逻辑——以上海为例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产物,执法权的集中和执法重心的下沉是大都市管理综合执法改革的两条主线。执法权的集中体现在从分散执法向综合集中执法转变;执法重心下沉强调执法重心开始从市、区两级向街镇延伸,解决基层执法中的权责不对称、管理力量短缺等问题。综合执法改革的推进有利于破解执法力量分散所导致的管理碎片化、多头交叉执法等问题,是整体性治理理念在城市管理领域的延伸、技术上的升级和功能上的拓展。但也应看到,其本质仍是一种以事后管制为中心的强政府思维的延续,在治理一些需要短期内集中整治的问题上具有较大优势,但在源头防范和长效机制形成方面则存在明显的不足,仍需更为关注城市管理中"上游"的防控。     

以“大数据+政务服务”构建橄榄型政府的必要性与实现路径

传统政府治理面临“哑铃型”治理困境,如“两头大”,审批机构众多、执法队伍林立;“中间小”,公共服务职能弱化。“大数据+政务服务”有利于实现橄榄型政府治理,其“两端小”,行政审批提速增效、行政执法顺畅高效,“中间大”,增强公共服务职能。以“大数据+政务服务”构建橄榄型政府的基本路径是：发展数据驱动下的一体化协作平台,实现审批简而集中;打造数据助力下的综合行政执法新模式,保证执法综合而顺畅;聚焦政府数据治理,保证公共服务强而到位。     

食品安全监管的“碎片化”及其防治策略——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

食品安全问题具有复杂性、多变性和非结构性等特质,因此,食品安全监管必须强调统一性、协调性与整体性。尽管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处于不断变革调整中,监管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效率和质量,但在实践中仍面临"碎片化"样态,成为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渊薮。这种现实样态,表现为责任理念的碎片化、资源配置的碎片化、监管主体的碎片化、体制改革的碎片化等。从这种样态形成的内在机理看,合作精神的缺失、监管路径依赖、软预算约束,以及官僚体制的封闭性等因素,导致了食品安全监管碎片化的再生产。防治食品安全监管的碎片化,需要引入整体性治理的基本思路与理论框架,从推进责任理念的修正与培育、监管主体的调适与整合、监管机制的再造与运用、治理结构的优化与重塑等方面下功夫,以落实食品安全的善治目标与"健康中国战略"的政治图景。     

政治锦标赛体制下基层政府政策选择性执行及整体性治理救治

在当今风险社会中,政府有着与生俱来的风险偏好,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风险源成为被关注的首选项.基层政府的政策选择性执行就是将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风险源作为首选项而演变成一种制度化的非正式行为,其组织基础和制度环境在于政治锦标赛体制.源于政治锦标赛体制的政策选择性执行将导致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碎片化、部门碎片化、功能碎片化、服务裂解性等为特质的碎片化政府的形成,其治理策略以整体性治理为理论工具,以公民需求最大化为导向,构建协调与整合策略工具箱,建构整体性责任机制,实现基层整体性治理.     

运动式行政执法的治理困境与改革对策

运动式执法已成执法常态,一方面,运动式行政执法的存在具有深厚历史渊源,行政违法行为的大量存在,制度性行政执法的缺位等因素又为其存在提供了现实的合理性依据。另一方面,运动式行政执法存在着违背法治精神、助长行政执法随意性、提高违法者对执法的适应性和增加行政执法成本等缺陷。因此,运动式行政执法的存续并发挥作用陷入了困境。运动式行政执法虽然有其固有缺陷,但却是行政执法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需要从理论角度对这一执法方式进行反思,从转变观念和机制完善推动运动式执法向常态执法转变。     

完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路径选择

城市管理在当前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矛盾聚焦点，要实现依法行政，提高城管执法效能，就必须重塑城管理念，转变执法观念，加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法律制度建设，改革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管理体制，健全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监督机制，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执法技巧。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法律问题审视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由来已久,其核心是将部分行政执法权分解之后再进行整合。从职权法定的角度来看,这需要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专门决定的方式来弥补改革中部分合法性不足的问题。目前,综合行政执法主体符合行政主体关于组织类型的要求,取得的职责、权限也有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就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发布的批准文件、地方性法规、规章等依据。为更好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应将综合行政执法人员的编制确定为执法类专项编制,实行单独序列管理,或者探索“聘任制”公务员制度。综合行政执法事项应当限定为行政处罚、行政检查和行政强制,并确立复合立体的划转标准,完善综合行政执法的领导机制、权限争议协调机制,以确保在动态调整中合理勘定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的范围。     

整体性治理:梳理、反思与趋势

整体性治理视角的出发点是破解新公共管理出现的"碎片化"问题;核心内容是协调与整合。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整体性治理暴露出不少问题:重返官僚制带来的问题;整体性治理与其所依赖的组织基础间有张力;政府内部协调与整合困难重重;治理责任的归属困境;等等。整体性治理需要以合作治理的理念为引导,应通过整合政府公共服务的内容,而不是简单的部门整合,以实现公共服务的无缝隙供给。     

社会治理创新与规范执法行为之思考——以规范警察执法行为为视角

从社会管理创新到社会治理创新的转变体现了政府治理理念的变迁,即社会治理创新由"管"的行为模式到"治"的行为模式。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坚持依法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去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应对社会风险。坚持依法治理促使警察机关创新执法理念、体制机制和执法方式、管理模式、管理措施,健全和完善规范警察执法行为的机制与途径,实现"法治公安"的任务目标,使之适应社会治理创新的变化与要求。     

从碎片化转向整体性:特大城市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的路径选择

风险社会背景下,特大城市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双重高度复杂性,加强和完善特大城市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迫在眉睫。特大城市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本质是公共安全治理,其高度复杂性驱动治理模式转型,整体性治理是破解碎片化困境,实现治理模式转型的良策。以新冠疫情为例,当前特大城市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治理存在应急能力、应急行为、应急信息和资源三类碎片化困境,亟需全面提升应急管理能力,破解应急能力碎片化;规范多元主体参与行为,破解应急行为碎片化;整合信息和资源,破解应急信息与资源碎片化的整体性治理路径。     

“条块互嵌”和基层治理法治化——县域治理创新的角度

县域治理创新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要保障。华北某县盗采治理过程表明,基层治理困境的重要表现之一是法治不彰,其主要原因是县域政权的条块分割导致执法碎片化、执法效率低下。县域体制变革使数量巨大的、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执法权力能够整合起来形成"条块互嵌"的行政权力网络。它包括联合执法、建立"三协同"综合执法链及权力清单制度三方面的内容。成功推进这一县域治理创新须遵循五方面的逻辑和条件:党建引领是基本动力;法治思维是基本特征;有效治理是基本目标;赋权街乡是基本路径;渐进改革是基本策略。这启发地方通过县域治理的整体性变革来推动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形成基层行政权力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