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困境与思考

"执行难"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检察机关积极有效地监督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已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应然要求,更是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大趋势。提高关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依据、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认识有着重要意义。本文拟在分析现阶段检察机关关于民事执行活动监督困境的基础上,对民行检察工作中如何更好地实践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进行思考,以期有益于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的完善。     

民行检察监督对裁判公信力的证成

民行检察监督权的范围一直争议较大,法院误解检察监督,极力排斥检察监督,导致裁判公信力下降.民行检察监督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民行检察监督权和审判权负有共同的使命,检察监督对树立和维护司法权威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探索“检察”真谛 促进制度建设——2010年检察理论研究回眸

2010年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具有显著的特点。目前检察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于如何更加合理地配置检察职权、完善检察工作机制、推进检察改革,从而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关于检察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主要是挖掘"检察"一词的科学内涵,阐述检察制度的理论基础,探讨检察学的基本范畴,深化检察权研究,探索检察活动的规律。关于检察职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检察职能与法律监督的关系,职务犯罪侦查权,量刑建议权,诉讼监督问题。关于检察工作机制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初查制度的价值目标,侦查监督工作机制改革,强化公诉权的诉讼监督职能,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模式,民行检察监督的范围及方式,铁路运输检察院管理体制改革和检察委员会制度改革。     

试论检察工作与人大监督

完善和加强人大对检察工作的监督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完善人大对检察工作的监督应采取如下措施：１．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主观能动性，强化检察工作接受人大监督的措施；２．进一步确立人大监督检察工作的主体地位，加强人大监督检察工作的力度     

再审检察建议在民行法律监督中的适用——以2009年《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为视角

再审检察建议是目前民行检察监督方式的一种革新，利用这种便捷的监督模式，可以极大地缓解民行部门上下级案件分布和人员分配失衡的矛盾，减少当事人的诉累，实现事实上的“同级审，同级抗”，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节省司法资源，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但由于立法上的滞后和缺陷，导致了人民检察院无法全面履行自己的检察监督职责。文章从我国民行检察监督的现状以及在民行检察监督中推行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可行性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关于民行检察监督中开展违法调查的思考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诉讼违法行为进行调查是法律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构建和谐社会,民行检察机关必须合理利用民行违法行为调查权。本文拟对民行检察监督中开展违法调查的定义、法律依据等进行必要的分析,并对开展违法调查的范围、程序提出些许浅见以共同探讨。     

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路径探析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全面完成,检察机关应当主动应对改革,把检察工作的主责主业放在法律监督上,突破以往诉讼监督的缺陷和被动,将行政权纳入检察监督的范围,实现传统检察监督从诉讼监督向全面开展法律监督的转变。检察机关应当进一步明确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定位,找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存在的瓶颈,构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新路径。     

基层检察机关执行监督之我见

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民事执行监督权,从而为检察机关执行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基层检察机关做好执行监督工作需从多方面着手：即加强基层民行检察工作的指导;广辟民事行政执行监督案源;探索民事行政执行监督新方式;构建民事行政执行监督新机制。     

民事行政检察调查权刍议

民事行政检察调查权是检察机关依法进行民行检察监督的重要保障,但目前我国法律未作出详尽、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完善我国民行检察调查权应限定检察机关调查权的范围,明确民行检察调查的方式,并明确检察机关调查取得的证据效力.     

强化法律监督,提高检察公信力

除诉讼监督、职务犯罪监督等传统监督以外,检察机关还应当强化以监所监督、行政监督为重点的法律监督;创新监督机制,大胆运用检察建议、案例指导等多种方式;大力提高干警政治、业务素质,加强基层检察院和检察文化建设,从而全方位提升监督能力和水平,实现检察工作服务科学发展与自身科学发展的有机统一,提高检察公信力。     

监察体制改革下检察监督新论

自监察体制改革以来,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力转隶,使得检察监督须调整和发展新的关注点:一方面,检察机关应如何明确自身的客观义务,探索立案、侦查、审判监督新的落脚点;另一方面,监、检关系究竟是彼此"监督"还是彼此"制约"或"配合",这几种关系有何异同,两者又该如何协调和发展。在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检察监督的方式缺乏刚性,监督力度不足,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衔接不畅等问题对检察监督提出新挑战。基于此,这些问题需要被重视,有关检察监督的立法需要完善,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的关系需要被厘清,检察机关自身也需要统一的监督理念从而更好地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监督权。     

刍议诉讼监督中的综合监督工作机制

检察机关开展综合监督是拓宽诉讼监督途径、创新工作方式、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创新方式。综合监督工作机制的设计应从开展主体、开展途径、开展程序和手段入手,坚持科技强检,以提高检察机关的工作质量和效率。     

监察体制下监检关系研究

随着《宪法修正案》《监察法》和新《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实施，监察委员会业已成为我国的反腐生力军，其在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中与检察机关应当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然而，现实中践行这一原则仍存诸多困惑，如监检现实地位不对等、权力配置不对等、检察监督监察法律缺失、监检衔接机制粗疏等，即使刚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也未能有效解决。因此，遵从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内在要求，在尊重监察委员会的监察监督和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各自特点的基础上进行具体制度设计，构建有效合理的监检关系，是国家监察制度目的实现的重要保障。     

论监督故意

监督犯包括监督故意犯罪和监督过失犯罪。监督故意犯罪既不是间接正犯,也区别于不作为犯。监督故意不能是直接故意,而是一种特殊的间接故意;在监督故意的罪过心理中,冷漠以待的情感态度居于罪过心理的主导方面,因而它属于冷漠型情感罪过。监督故意犯罪的成立,以监督义务的存在为前提。对监督故意的分类需要通过对监督故意犯罪的分类来实现。     

舆论监督与公安内部执法监督机制关系辨别

舆论监督与公安内部执法监督在当前执法规范化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但由于各自出发点、立足点、立场、权利保障公开性、执法互动性和权力行使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分离,出现了此消彼长的不平衡现象。正确分析和辨别二者之间在立意价值、执法效能、执法目的、权力配置方面的关系,对于增强公安执法监督的效能和推进公安内部执法监督机制变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嵌入式监督:探索权力监督有效实现新模式

纪检监察派驻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环节。在监督范式转换、党纪法规调适、反腐倡廉要求和监督探索实践的共同驱动下,部分地区将嵌入性理念、技术和制度引入权力监督领域,创新形成了“党的领导、权力制约、过程监督、信息沟通和制度规范”的嵌入式监督模式。这一模式借助理念嵌入、组织嵌入、技术嵌入和制度嵌入系统建构路径,形成了“权威性、精准化、全程性、常态化和制度化”的权力监督机制,整体推进监督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嵌入式监督的实践深化还存在自主性、适应性和融入性困境。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还须提升角色定位能力、目标执行能力和融合监督能力,以此实现权力监督长效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健全刑事诉讼法律监督体系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在我国的刑事司法体系中,有其独特的功能和意义,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为进一步强化监督制约,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健全刑事诉讼法律监督体系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我们应努力推动立法修改,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手段,提高突破职务犯罪大案要案的能力;增强检察机关发现和纠正诉讼违法的能力;完善监督程序,为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能提供程序保障;完善检察机关监督范围的规定,使刑事诉讼法律监督体系更加严密。     

党内监督与社会监督

近年来,尽管加大了党内监督的力度,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仍在孳生与蔓延,这固然与党内监督机制的不够完善有关,但是,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对社会监督(包括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应有的重视,也是腐败现象滋生与蔓延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党内监督是整个监督体系的核心和根本,但党内监督必须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舆论支持,离开了社会监督,党内监督就会失去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监督要有党内监督和法律作保障,其监督权利要通过法律及党的政治力量来实现和加强。"一手抓党内监督","一手抓社会监督",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和根源上杜绝和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     

论民事检察监督的价值取向

作为一种法律监督权，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价值取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司法公正价值和司法效率价值，我们应当按照“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理念来设计和运作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并由此协调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关系。     

舆论监督的反腐败功能

腐败能够破坏民主政治,破坏经济发展,减损国民福利。依据“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腐败感指数和对世界各国腐败状况的量化分析和观察,舆论监督的具体形式包括第一时间的海量客观报道、针对腐败的评论和漫画以及调查性报道三种方式,大众传媒主要通过引发公众义愤、引发国会采取行动、引发司法部门采取行动、引发压力集团施压四种社会动员模式来达到反腐败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