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单位犯罪自首有关问题的法律思考

单位犯罪存在一般自首和特别自首。单位犯罪自首的主体包括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其他主管人员以及经单位授权委托投案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单位犯罪后,法定代表人及其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动投案,如实供述单位和本人的犯罪事实的,可以认定单位自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自动投案,如实供述单位和本人的犯罪事实的,单位是否成立自首不能一概而论。单位犯罪自首是否成立,应根据犯罪单位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其他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犯罪后的不同表现分别加以认定。     

单位犯罪对直接责任人员并处罚金刑的检讨——以盗伐、滥伐林木罪为切入点

我国刑法对盗伐林木和滥伐林木两罪都规定了罚金刑,同时,规定单位犯两罪的,实行双罚制,对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和自然人犯两罪的处罚没有任何区别,既要对单位判处罚金,还要对直接责任人员单处或并处罚金.单位犯罪中只有一个犯罪主体,刑法对此设置双重罚金刑是值得商榷的.应当取消单位犯罪对直接责任人员并处罚金规定,同时规定对单位直接责...     

单位犯罪若干问题的研究

本文从单位犯罪的历史沿革，单位犯罪的定义和特征，单位犯罪的刑罚原则以及直接责任人员界定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针对理论与实践中关于单位犯罪的主体范围，直接责任人员认定问题阐述了作者的拙见。     

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员认定与处罚

本文对如何界定单位犯罪中负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对负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承担责任时的区别,进行了论述。     

单位犯罪适用罚金问题探析

在单位犯罪中,我国刑法对犯罪单位与直接责任人员同时适用罚金刑的规定是正确的,认为这一规定违背了对同一犯罪主体不能重复适用同一刑种的原则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并且,本文也对单位犯罪中犯罪单位与直接责任人员的界定问题进行了详细剖析。     

单位犯罪中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实现

在我国目前的刑法体系下,单位犯罪刑事责任主要由单位和单位内部责任人员共同承担。文章通过对责任人员的范围进行界定,并对现行立法实现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方式及其适用的刑罚体系进行评析,提出单位犯罪中责任人员刑事责任实现的应然方式。     

单位累犯制度构建新论——基于单位累犯单主体理论的反思

建立单位累犯制度,不仅是打击和遏制单位重复犯罪的现实需要,也是完善现行刑法,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需要。基于单位累犯单主体理论,将单位累犯的犯罪主体和受刑主体限定为单位,将累犯单位直接责任人员按刑法第65条论处,是构建单位累犯制度的可行路径。     

浅析单位犯罪主体

为了准确适用刑法，有力地打击单位犯罪，我们必须正确认定单位犯罪的主体。单位犯罪主体只能是单位本身，不应当把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作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单位犯罪主体只能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合法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集团等新出现的“单位”，目前还没有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可以作为单位犯罪主体；刑法还规定了一部分单位犯罪的特殊主体身份。     

犯罪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法律责任之探讨

单位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对实施犯罪行为的该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对该单位不再追诉。当然,司法机关不再追诉被吊销的单位,并不代表犯罪单位一旦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就逃避制裁。被非法吸收的存款作为特定公众的合法财产理应得到法律的保护,通过民事领域的相关法律予以救济则顺理成章、名正言顺。     

单罚制单位犯罪中若干问题研究

本文在对单位犯罪的刑罚适用、单罚制的理论基础及单罚制中犯罪单位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对单罚制中犯罪单位自首的认定与处罚；单罚制中犯罪单位追诉期限的认定；单罚制中犯罪单位直接责任人员的变更以及定罪量刑问题进行探讨。     

受贿罪客观方面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受贿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他人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受贿罪在司法实践认定中的疑难问题主要表现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益、贿赂等客观方面的理解和认定上。     

共同受贿犯罪主体的认定

受贿罪共同犯罪主体的认定问题,不仅作为典型的共同犯罪问题而倍受关注,而且对当前惩治贿赂腐败,加强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刑法学共同犯罪理论及司法实践,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成为共同受贿罪的主体,以及如何认定共同受贿犯罪的主体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非常必要。     

利益信息贿赂司法疑难探析

随着国家打击贿赂犯罪活动的深入,贿赂的形式更加隐蔽.利益信息具有财产行为利益的性质,能够作为职务行为的对价,利用利益信息荻利的价值可以计算,利益信息贿赂成为贿赂的新形式.在司法认定过程中,应当着重审查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利用职务之便为当事人谋取利益,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收受了利益信息,国家工作人员与当事人之间是否有职务上的利益...     

身份犯共同犯罪性质认定的思考——以余建军、赵德夫职务侵占案为视角

无身份者与身份者能否成为纯正身份犯的共犯问题,理论界一直争议不休,但可以确定从身份的本质和纯正身份犯刑罚设置等角度分析应当是否定的。无身份者利用身份犯的职务便利帮助其实施盗窃行为,按照身份犯说和主犯行为说得出的却是不同的犯罪定性。行为定性的关键应当在于对身份的本质理解和对行为的性质分解,从而全面评价特定身份者的客观行为,无身份者收买特定身份者主管职权为其盗窃行为提供便利按普通犯罪处理,而有身份者出卖职权为他人谋利、隐瞒,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必须结合其身份的法律意义成立身份犯罪。     

关于受贿罪自首认定中隐瞒“行贿事实”问题的思考

贿赂犯罪存在行贿与受贿的对向性,因此司法机关对受贿犯罪自首的认定上比较混乱。这种混乱出现的原因在于法律对自首本身规定的复杂性,以及检察机关与法院对自首标准的把握尺度不同,主要表现在:是否要求受贿罪自首时供述行贿事实。因此,应当通过合理的刑法解释,打破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的利益裙带关系,推动受贿人自首时能主动交代行贿犯罪事实,从而寻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受贿问题研究

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公共行政改革的深入,赋予了非政府组织在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具备受贿的性质。由于现行法律规制的缺漏,导致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困惑。考察并借鉴国外有关受贿犯罪立法规定的合理之处,结合我国刑事司法实际的需要,建议增设以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为规制对象的受贿罪名,进一步完善受贿犯罪立法。     

产业竞争优势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以黑龙江绿色食品产业为例

产业竞争优势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一组指标，它与产业结构优化与否有直接关系。本文以中国绿色食品产业为例，通过构建的竞争优势模型测定了绿色食品产业的综合竞争优势度，而且模型验证了结构优化对发展竞争优势的作用，通过分析得出：中国绿色食品产业已有的竞争优势因素已经淡出和衰退，需要通过优化结构、扩大企业规模和重点加强落后环节，发展新的竞争优势因素，从而使产业竞争优势从总体上得到巩固和发展。     

我国对外行贿犯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比较与反思

《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其中对此罪罪状的描述是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贿赂犯罪的规定为蓝本的,进行两个法律文本的比较,有助于完善本罪在我国的执行。     

试论我国刑法中"利用职务之便"的界定

利用职务之便是我国刑法中某些罪名的客观要件,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其关注颇多,但往往局限于在某具体个罪中认定其内容,很难形成系统的认识.因此跳出传统研究视角,不拘泥于某个罪,同时以若干典型个罪为参照,有必要对我国刑法中利用职务之便的概念内涵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探讨.     

含有劳务因素的受贿行为之探析

受贿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其特征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国家工作人员收取他人财物是基于劳务的因素,未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不能构成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收取他人财物含有劳务的因素,未完全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可引入过错推定的方法,并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和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合理认定行为人的受贿数额,进而认定其是否构成受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