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部地区城市化的思考——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

本文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城市化理论,从分工与专业化生产视角,分析了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滞后的根源。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提升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产业集群形成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解释及实例研究

新兴古典主义建立了专业化和分工的理论框架,适用于对产业集群形成机制的分析。集群内的企业通过专业化获取了分工利益,同时节约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率。在此分析框架下,本文结合浙江象山的针织业产业集群的实际情况,对其形成机制进行了具体分析。     

对传统区域分工理论的再思考

一、传统区域分工理论的历史回顾 区域分工理论最早起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的有关国际分工与贸易的理论，后来，区域经济学学者一直把最具影响性的古典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用于解释区域分工，从而诞生了区域分工理论。自20世纪中期以来，区域分工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但是追根溯源，现在所说的区域分工理论都是由早期的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发展而来的，其理论框架、     

广东区域专业化分工的特征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实证分析发现:(1)广东省各地级以上城市专业化水平与目前的理论共识存在一定的偏差;(2)珠三角与东西两翼地区的产业结构差异较大,与山区的产业结构差异居中,而内部的产业结构差异最小;(3)除了与东西两翼地区之外,珠三角内部各市之间,以及珠三角与山区各市之间的专业化分工水平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实质性的提高;(4)在泛珠区域内,广东与云南、贵州、海南和广西的分工水平较高,与四川、江西、湖南和福建的分工水平较低;并且广东与泛珠地区的分工水平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广东区域专业化水平的对策建议。     

关于分工、投资与利率决定的一般均衡分析

从分工与专业化角度,建立了具有微观基础的储蓄与借贷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非逐利性储蓄对均衡利率水平及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研究表明,非逐利性储蓄的积累会降低均衡利率水平,并有可能影响分工的演进而降低经济的发展速度。     

新兴古典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渊源比较

新兴古典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有着同样的理论渊源,它们同样根植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之中,同样强调自发秩序思想、市场的法治基础、企业家创新思想、经济过程中的组织创新。新兴古典经济学是嵌入于经典经济学理论知识谱系之中的一种理论论说,这为其将来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合法性基础。     

分工、专业化与产业组织演进：一个理论分析模型

基于对产业组织演进及寡头垄断组织形成机理的理论阐释,不同于垄断与竞争范式,本文运用历史演进主义的分析方法,构建一个包含分工与专业化的理论分析模型,探讨分工效率差异对产业组织演进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引入＂规模经济＂变量,对理论分析模型进行了拓展;作为理论模型的一个应用,最后分析了寡头垄断组织的形成机理。     

分工的产生与深化

本文通过比较斯密、杨格、杨小凯以及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得出以下结论 ,即除马克思之外都从根本上混淆了分工产生的历史原因和分工深化的根本原因 ,认为利益的驱动是分工产生的根本因素 ;混淆了个别分工和一般分工的根本区别 ;并利用交易费用和边际或超边际分析来夸大分工产生的偶然性。相比之下 ,马克思的一般分工理论则显得更为科学 ,他不仅看到了各种分工的社会历史因素 ,同时也看到了其背后的利益机制     

马克思分工思想探源(上)

任何一种学说或思想都应该珍视前人遗留下来的思想遗产。追根溯源,在分工问题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典古代思想家的天才创见历史地成为马克思研究分工的出发点;在经济学说史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首次对分工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进而为马克思分析分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产业结构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两种理论述评及启示

产业结构变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本文在述评结构主义＂资源配置逐效率论＂、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组织演进论＂的基础上,整合出产业结构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框架：交易技术和交易制度的进步→交易效率提升→分工组织演进和部门分化的水平提高→生产要素逐高效率部门的流动配置、专业化水平的增强→宏观层面的生产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研究表现我国在推进结构改革、增强结构效应进程中应进一步改善前置条件,尤其是交通、信息、产权、竞争、信用等交易技术和交易制度。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分工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分工理论阐述最为集中和完整的一篇著作。马克思从分工的起源入手,论述了“真正的分工”产生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剖析了分工与所有制和生产力发展的关系,阐释了由于分工所导致的私有制、国家和“异化”的产生。马克思分工理论对于建设美好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所有权、分工和专业化与价值论

所有权、分工和专业化与价值论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效用价值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所有权排他性和分工与专业化的原由 ,因为它体现了有用性和稀少性的价值特征。劳动价值论因为不能反映稀少性 ,因而对上述两个问题难以自圆其说 ,因而需要将稀少性引入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有了稀少性的特征 ,就能比效用价值论更好地说明所有权、分工与专业化的原由。     

地区产业结构专业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新古典贸易理论、马歇尔外部性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综合视角,利用我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0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对城市规模、人口密度、专业人才密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区位等因素对地区产业结构专业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密度的提高均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专业化,且其对地区专业化的负向影响自东向西依次增加;城市专业人才密度对地区专业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该影响效果由东向西依次降低;地理区位对专业化水平具有不同的影响效果,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具有更高的专业化水平;随着城市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地区专业化水平具有稳定的先降低后增加的U型发展模式。     

二国一切条件相等前提下的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

本文探讨了二国一切条件相等、二国同时生产二种相同的产品、二国之间能否发生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这样一个古典国际贸易理论问题，认为只要存在技术成本，这种条件下二国之间也能发生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因为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可以减少国与国之间的重复研究与开发、重复的广告宣传，提高国际经济总效率。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企业家精神——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如何看待企业家精神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学习经济学和从事经济学研究中需要直面的重大理论问题。笔者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分别回顾了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韦伯、熊彼特以及当代经济学家对企业家精神的论述,并对历史上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思想和观点进行评述,最后在介绍马克思关于资本家(企业家)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企业家精神的内涵进行粗浅的分析。     

社会分工起源:有机体的自组织性与时间的专用性

分工是我们在有机体本质要素中必须有所把握的必备条件,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普遍现象。自从地球有了生命,分工就几乎同时出现了,因此社会分工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特殊现象。从一般意义上的分工到特殊意义上的社会分工的演进是一种动态的自发秩序。在这一过程之中,由于自组织性的干中学效应在基于时间的分工活动中的自我累积性,有机体的自组织性能自发地、缓慢地扩展到了人类社会之中,于是人们有了职业上的选择(个人专业化水平)、社会区分为不同的生产领域而又自成体系———社会分工现象也就自动生成。     

知识分工与经济组织的研究视域

尽管大多数的组织经济学研究都将斯密的劳动分工思想视为理论的前提和基础,但对于劳动分工的本质却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人类经济为什么需要劳动分工,劳动分工为什么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本文从收益递增的角度出发论证了劳动分工的本质就是知识的分工。由知识分工所带来的知识的分布性和互补性决定了,社会经济组织的主要职能就是利用和协调互补的分布知识,从知识分工的角度提出了研究经济组织问题的初步分析框架。     

试论中国古代史上两次社会大分工

我国学术界对恩格斯的两次社会大分工理论有着不同的理解。我们认为恩格斯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理论是把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作为其发生的主要标志,这样的大分工连同以独立商人的出现作为标志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古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都起过重要的作用,且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只不过其在不同地区所发生的背景、经过和作用都不尽相同。我国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最早发生在距今约六、七千年前,与玉器的制作有密切的关系。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则出现较晚,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有较明显的表现。由于各种原因,这两次社会大分工在几乎整个中国古代史上,始终都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并未能给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封建专制制度带来根本性的冲击。     

马克思分工思想探源（下）

任何一种学说或思想都应该珍视前人遗留下来的思想遗产。追根溯源，在分工问题上，较之前人，空想社会主义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分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引发的矛盾与问题并率先提出了“消灭分工”这一天才设想；而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浸淫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从他们那里获得其阐述分工的重要方法论启示。     

农民增收的金钥匙:优化分工与提升人力资本

农民增收难,根本原因是农民人力资本存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农民被排斥在较高端的分工与分配体系之外。优化分工、提升农民人力资本能带动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财富增长效应与财富配给效应。建议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促进区域内专业化分工;放开国内市场,着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加教育培训等公共品的提供,引导农民契合较高端的社会分工;鼓励农民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并保障农民收益。